现在中国大学生就业和工资问题是由于供给过多（婴儿潮和高教扩张）以及技术训练和需求的不匹配。

我们基本上取得了一个共识：那就是中国大学生就业和工资是取决于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

随后，我引用了David Card和Thomas Lemieux2001年的一篇文章，他们发现美英加的婴儿潮（尤其是大学生）没出现这种供给上升，就业和工资下降的现象。

他们（还有俺）给出的解释是：
（1）人家没搞教育大跃进，所以大学生供给不仅没增加，而且是相对的少了；
（2）50年代婴儿潮这代人在美英加引发了新技术革命。信息通讯技术席卷全球，使得他们成为经济全球化下的超级明星。美英加的这代人是新技术（也就是高生产力）的象征，市场对他们的需求相对的高了。

所以，美英加的婴儿潮大学生最终没变成社会弃儿，而中国的婴儿潮大学生却在边缘化。其原因就是国家的教育政策和婴儿潮的自主创新机制不同的结果，简单的说就是时也，运也，命也（群和时代）！

那么，当代大学生如何破解这个局呢？

传统的人力资本理论认为，增加个体的人力资本的途径有三：教育，工作训练和移民。

先说教育，99年后的大学生在教育上是吃了大亏（技能训练的矫正时间太少）。墙内损失墙外补，既然套牢了,就在学校多待一点时间，以时间换空间。学校待的时间长一点，得到指导的可能就更大些，技术等级可以提高一些，不能输在起跑线上。

高等教育扩张后，研究生教育也立刻扩张。

90年代我在中国读研究生时，全校不到100名研究生，博士也就3，5个。50多个教授一人带一两个学生，每个星期除了上课，就是和导师坐而论道，和英国的导师制差不多。前两年回去，全校将近2000名研究生，一两百博士生。以前的老教授却已经死了一半，年青的没有一个能提得起来的。我想，其他院校也大致如此，理工科院校可能好点。

所以，搞高等继续教育是换汤不换药，慢性自杀罢了。

再说企业培训. 企业家不是傻子，能够理性预期到这几届的毕业生生产力比较低。他们会缩小自己的需求。这种情况在经济衰退时更加严重，大学生不如熟练工好鉴别。所以，有没有机会得到企业培训都是成问题的。

另外一点就是，人力资本分两种：一般性人力资本和特殊性人力资本（Gary S. Becker ）。前者包括语言，计算和原理等通用知识和技能，在什么单位都用得上的。这种人力资本主要由教育提供；而后者就只能在特定的单位用的上。企业培训会侧重只和本企业有关的特殊性人力资本。因为，如果企业送员工去读大学。员工在毕业以后，一般性人力资本上升，可以跳槽到其他公司。所以，企业培训只会注重特殊性人力资本，替代不了教育的作用。

最后说移民，其实中国近年愈演愈烈的出国潮也是婴儿潮寻求人力资本不衰退的结果。到发达国家留学乃至移民是保证个人技术水准的，尤其是一般性人力资本的方法。能出国当然好，对自己对国家都有利。可是，出国费用就是这个方法的壁垒。

现在国内的有些官员认为大学生不要就盯着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要到边远地区去锻炼。这是和当年解决中国50年代婴儿潮的办法一样，上山下乡，也是一种移民吧。

且不说，要你受了四年大学教育，还没有回报父母，就去边远地区你愿不愿意？本来人力资本就少，去了以后就直接清零了，这就是DIS-SKILLING的问题。在6070年代叫返盲现象，就是受过教育的人重新变成文盲。现在，只是程度不同。

好了，传统的三种办法都在国内用着，但是都行不通，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又有一些御用文人跳出来，你看，美英加通过创新解决了婴儿潮就业问题，我们也要搞创新。

于是，什么大学生创业大赛，大学生创业孵化器，大学生辍学办公司等等风起云涌，恨不得再造一百个BILLS　GATES。

这恐怕是痴心妄想！

这个帖够长的了，下一帖就讲创新和制度（尤其是民主制度）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