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

　　友人的“伊妹儿”这样评价我：“……你会越来越情绪低落的，这我早就料到了。”稍稍有些意外，回想一下才记起来，我给他的前一封信提到自己过了五十岁后“莫名的沮丧情绪”。有些不服气，想想还是承认吧。这个冬天，整整一个冬天我就是比以往消沉得多。

　　我所在的美国东海岸的大纽约地区，今冬遭到了百年未遇的严寒。风雪一场接着一场，各个停车场边上都堆起了高高的大雪堆，遍地覆盖着银色的雪。每天都冒着寒风驱车去上下班，心情不佳，我是在排队的车子中间的一分子。十英里的路有时要跑上将近一个小时，而不塞车应该在二十分钟左右。

　　下雪的天气里道路更加难开，时间更长，望着前后两边都是车子在慢慢牛步，心情更加无奈。雪终于在公里上被清除乾净了，但路面上到处都是盐，车子也都沾满了盐，白花花的，难看得要死。可没有人想去洗车，因为预报讲日后还会接二连三地下雪。那寒冷的日子里，下班回家时天早已大黑，我会站在窗户前，就着微弱的灯光久久地凝视着外边似乎永远也不会化掉的白雪，刺骨的冷风从窗户缝里直透过来。妻子有时会走过来，“想什么呢？”不知道，不知道，只是内心隐隐地有着沮丧。据说在北欧居住的人患忧郁症的人相对多，应该是和寒冷漫长的冬夜有关吧。

　　这种冰雪肆虐的天气让我总想到当年咱中国大陆的北大荒，特别是在晴天，风卷起那粉末状的雪在阳光中飞舞，到处飞舞，也不化……嗯，那九年多的时光里给我留下很多深刻的回忆，许多是留恋的、美好的。“那时候的日子有多好啊”我不禁喃喃自语。真的吗？或许回忆被美化，早已潜移默化地失真了，应该承认那时候我有多少痛苦，很多苦恼。我想回城，我觉得农场没有希望，“好好表现”完全是徒劳。渐渐明白是徒劳了还是自欺欺人地“积极要求进步”，现在想想似乎是为了自己认为的自尊吧。我那时没有女朋友，也不敢找，找也是碰钉子。我希望干活别那么累，每天能有点好吃的，菜里能有点肉，希望明天会更好，也相信。那时有着很多盲目的希望，因为年轻，觉得什么都可以不断地努力和等待，“来日方长”是我的心灵安慰剂。

　　现在呢？在物质极大丰富的美国生活了十几年后竟然觉得“没意思”了。认识我的一些人不解：你孩子马上要上大学了，功课也不差；你们俩口子挣钱也不少，过平静的生活绰绰有余；你和你的家人身体状况都很好，工作也都稳定，“没意思”在哪儿了呢？我也不清楚，大概是希望－－其实很多都是虚无飘渺的－－越来越少了吧。年轻时就算幻想些什么也还觉得可以不断等待，管其是否有意义。然而我年过五十……人生太有限了，特别是在“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的意识里。

　　妻子说我这种人骨子里消极、保守，容易“反社会”。我没辩解，保持着沉默，心里不以为然。我的希望和其他人不太一样嘛。从不注重物质享受，平日电视都不看，周末既不下饭馆也不逛商店，思索是乐趣，我是个批判现实主义者……这些是我自鸣得意的清高，颇“举世混浊唯我独清，众人皆醉唯我独醒”。咱没敢张扬，因为会有人说我说“孔乙己”。张扬什么？人类世界越来越不美好了，而且是必然的。

　　可为什么一些七老八十的人们可以活得有滋有味呢？难道他们都有着“蚂蚁般的快活”－－对人类的没落、堕落毫无感觉？然而如果有人反问，是否非得是“蚂蚁”才能快活，我就无法回答。因为人的精神状态和对现实世界的认识确实没有必然联系。其实这些老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在现实中积极进取的生活态度。他们对社会的认识可以是各种各样的，但并不会极大地影响他们的参与精神。而正是这种参与意识使他们的生活有着希望。也可以这么讲，性格或多或少地左右他们的生活态度。我的年迈的父母就是例子。老父亲是个随遇而安的人，一直信仰共产主义，这样真诚的人当然在“毛泽东时代”的生活坎坷颇多，自从“解放”后就一直是“运动员”，几乎每次政治运动都挨整，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但他豁达，总能给自己“宽心丸”吃，仍然什么都关心，能参与的事情都不放过，帮助了别人就兴高采烈。但我的老母就不同了，她特别爱自责，唯恐对不起别人，平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自从退休后，二十多年几乎是离群索居，不愿和外界来往，现在她成天说“日子过得真没意思”，想死，家人无论怎么劝解都不起作用。

　　糟糕的是，我骨子里也不是个性格开朗的人，大概像我的母亲吧？墨守成规有余，参与精神不足，连朋友也没几个。年轻时还可以“等待”希望，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对现实社会的否定越来越多，希望终将潜移默化地消失。

　　能否用陶渊明的心态来回避社会？内心未必能平静，或许会更悲观。明明是社会中的人，却非要与世隔绝，太消极了。

　　那我就改变自己的性格吧。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呀。不过了解自己的性格也算有积极的意义。我可以理智些，不把周围的一切都情绪化地否定掉，而是努力寻找生活的乐趣，哪怕是一点一滴，有意识地参与，尽可能地参与，别让自己在生活中感觉不到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