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

　　这些年中国文坛对美女作家们“尖叫”的批判者大有人在。对此我竟不知该说些什么，茫茫然有些不知所措。或许评价艺术众说纷纭，没有明确标准，就算有某种约定俗成的标准，时代的变迁又使之不断扬弃，而况鄙人也并非搞文学批评的，充其量只能算是个文学爱好者，自然说不出个子丑寅卯。

　　１９６０年代我上小学，渐渐接触文学作品。那时是“毛泽东时代”，“文艺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我所能看到的小说大部分都是“解放后”作家们创造的，什么“红岩”、“林海雪原”、“敌后武工队”、“烈火金刚”、“平原枪声”、“红旗谱”、“艳阳天”等等，看得津津有味。记得在我家书架上还有其他一些作品，如巴金写的“家”、“春”、“秋”，欧阳山写的“三家巷”，茅盾写的“子夜”等等，但我读不进去。我当时还爱看“西游记”。

　　一个小男孩子的文学欣赏水平是什么样的不难想象，就知道看“打仗的”；巴金、欧阳山和茅盾的作品看不懂情有可原。从另一个侧面也可以说明，我那时爱看的“革命小说”确实肤浅。

　　在当时的文艺作品中，情爱是禁区，更不要说性爱。情爱是“资产阶级情调”，怎能“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呢？不过在这类作品中仍然有着一星半点的所谓“革命爱情”描写。作为一个逐渐懂得男女之情的小男孩儿，这是最吸引人的地方。我多少次悄悄地读着那些小说中有关的那几段话，心中充满着异样的感觉。但我决不告诉他人自己的“偷偷摸摸”，潜意识里这是很羞耻的事情。那些“革命小说”的情节如今已经记不清楚了，但主人公的那点滴的情爱描写却留在记忆里，“林海雪原”中少剑波和白茹，“敌后武工队”中魏强和汪霞，“平原枪声”中马英和苏建梅，“烈火金刚”中丁尚武和林丽等等。记得那时有部长篇小说叫“苦菜花”，是位二十岁女青年冯德英写的，里面情爱描写稍多，结果那部小说我竟读了好几遍。还有“红楼梦”中描写贾宝玉和丫头袭人的性交，虽然就那么一笔带过，我总经常要翻到那一页去看，真是“资产阶级思想无孔不入”。

　　那时有些国外的文艺作品还是让看的，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牛虻”等，那里面的情爱描写也是我的最爱。那我这人是否特“色”呀？否，我只是那个年代千千万万最普通的青少年之一。

　　后来“文革”了，竟然连这些小说也不让看了。可之后的“上山下乡”中我读到了大量的禁书－－世界文学巨匠们的作品，给我印象深刻的有俄国作家托尔斯泰写的“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写的“约翰·克利斯朵夫”等等，和很多前苏联的作家的作品，特别是描绘卫国战争时期的作品，此后我对“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革命小说”绝对地否定了，义无反顾。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革命小说”只能用个“假”字来形容，而禁书中我看到了“真”，尤其是对情爱深入的人性描写。现在想想，毛泽东们驱使御用文人们编出那些所谓的“革命故事”，企图控制、麻痹民众的思想，是多么的愚蠢、枉费心机。

　　时代终归要向前迈进，毛泽东们搞愚民政策禁梏思想不可能长久，“文革”结束后，中国文坛便活跃起来。随着执政的共产党人对文艺控制的不断“宽松”，现在竟然到了“裤子一下子掉了下来”的程度－－赤裸裸性描写充斥于许多文艺作品中。真是矫枉必须过正？

　　为什么中国前卫的文人们要一心一意地写性？如今中国大陆是商业社会，专业作家们写出东西就得有人看，卖得出去，有性描写的书会有大量读者。为了生活，专业作家们为什么不写性？可“性”人皆有之，是人长大之后差不多都会婚嫁，也就是说到时候谁都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性有什么可描写的？我要是这么说话定是道貌岸然，如果有人反诘：你知道性交是怎么回事了，也尝试了，那你以后就可以不性交了。我必哑口无言。古人云：“食、色，性也。”性爱乃有生命力之人的基本欲望，是日常生活中孜孜不倦追求的一部分，小说当中的性描写会刺激读者的感官，引发兴趣和共鸣。那为什么批评“尖叫”的大有人在呢？

　　格调低下，对青少年毒害特别大。这是我听到的最多的论调。这种说法还有另一含义：文学作品要有积极向上的教育意义，作家是人类心灵的工程师。那也就是说，性描写是颓废的、不健康的。这样的推论一下就把对性描写的批判导向了荒谬，好像和尚、尼姑是最纯洁、高尚的了。或许我们可以这样下结论：专门的性描写属於格调低下。可我们怎么区分那种性描写是“专门的”？我读过“上海宝贝”，认为这部小说尽管写作方法幼稚，但还是力图在表现中国都市青年的思潮，大量的性描写可能非常刺激感官，但确是为了表现书中主人公的情感和追求。

　　我并不想对“上海宝贝”中的性描写下个什么定义，只是想说明作者用性描写在表现她的主人公。不少人批判说，作者就是在刻意地描写性爱。是否是这样呢？不好说，如果再让我仔细读一遍或许会有自己的看法，但我已经不再想看了，因为这部小说太肤浅。这里并不想对“上海宝贝”谈什么观感。其实也确实没什么好评论的。小说所力图体现的东西并没有广泛的现实基础，某种程度讲是一种虚无的编造，说“上海宝贝”哗众取宠还真有些褒奖。不过这部作品的副作用确实有，因为“培养”了更多的弱智读者。另外，这部小说的艺术性可真差！

　　可“上海宝贝”卖得好呀。是呀，大量的读者只是奔著书中的性描写去的，根本不在乎作者想表现什么东西。我们应该承认这样的事实，不同层次的读者呈现正金字塔形，越是欣赏水平低的读者就越是人数众多。这大概是批判“上海宝贝”的人们无可奈何的吧？

　　不幸的是，继“上海宝贝”之后，用身体写作的人们“尖叫”四起。最后是“木子美”风光登场，这部作品用了日记形式，细致地描绘一个女人和各种男人的性爱。作者“大获全胜”。

　　我在否定性爱描写？不敢。我必须承认，如果一篇作品中有情爱、性爱的描写，都会引起我的注意。我是个有欲望的男人。可是性欲毕竟是最基本的生理欲望，一个癞蛤蟆也同样有的欲望。人有思想，还有着更高的、各个层次的追求和精神境界。人的社会极其复杂，不同于原野中的动物。作家要洞察、挖掘、表现社会中的人性实质性的东西，不可能只写性爱。

　　老实讲，我确实认为通过性爱表现人的心灵有丰富的内涵，说俗了就是“可写的太多了”。“饮食男女，人之大欲”，虽然“饮食”在前，但“男女”远比前者复杂。完美的性爱是两情相悦时才能产生，而爱情少不了完美的性爱；反过来说性爱又不能代表爱情。你看，一个作家通过性爱揭示人的内心世界，通过性爱的描写去创造人物，这就不是单纯地描写性了。

　　从性爱的角度去描绘人性，那我们该如何理解“作家是人类心灵的工程师”这句话？如果你肯定上面这句话，作家的责任在於引导读者建立高尚的情操。我到不是说人无完人，作家没资格假充圣人，而是说“高尚”这个词没有统一的标准。意识形态的不同就可以对“高尚的情操”下截然不同的定义。或许我们可以说，终归会有排除意识形态的“高尚”。但我很害怕为了所谓“高尚”去喋喋不休地说教。鄙人很赞叹已故作家王小波先生的话：文学作品首先要有趣。“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早已被世人抛弃，教育人们要高尚的作品如今恐怕也不会有什么市场，如果你实在认为人需要高尚，可以请牧师帮忙。如此看来，作家最好还是别去争当“人类心灵的工程师”。那作家应该是什么样的人呢？我所认为的好作家就是能用有趣的描写揭示、挖掘人性，淋漓尽致地表现人性－－在每个人身上都是真善美与假恶丑同时并存。

　　只想用性描写去吸引尽可能多的读者的作者是不打算“解剖”笔下的人物的。因为简单的、露骨的性描写就能赢得大量读者，尽管这些读者“弱智”，可作家赚钱的目的达到了。我们毕竟生活在商业化的社会。

　　（０９、２００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