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我在一所教堂学英文时认识的。那儿每周有两个上午免费教英文。教师是些本教派的义务服务者，多是退休的老年人、家庭妇女。学生英文基础很差，多是住在教堂附近的难民和移民，或者是外国学生的家属。上课形式很松散，常是一个教师对三、四个学生，用的是些极简单的练习发音的课本。尽管还免费提供一些点心，有教堂的车接送上课、回家，我仍失望。教得太简单。要不是罗斯当我的老师，我恐怕不会再来。
那次我发现教师中多了个胖胖的白人小伙子，立刻和他结成师徒，他就是罗斯。他虽然属于这个教堂的教派，住的地方却很远。他是从报纸上看到教堂招义务教师的广告，特意到这个教堂教英文的。
那年罗斯三十一岁，还没有结婚，出身于得克萨斯州的一个中心教师家庭。他大学读的是商科，靠自己打工挣钱拿下这个学士学位，通常是在酒巴里当侍者，最多一次是挣了二百多块。那是干了一天一夜！大学毕业后曾经营了家小报馆，但两年后不想干了。主要是觉得无聊，其实买卖干得还是成功的。那时他觉得对生活还应有个再认识，便走访社会。他曾和墨西哥那边过来的非法移民在葡萄园里摘过葡萄，当过石油钻井工人，还干过一些其他的临时工作，也有过女朋友，后来不了了之。
罗斯说话的发音不是很清楚，我英语又不好，但这不妨碍我们相互了解。他很耐心，想方设法让我明白他的意思；他也反复地询问，一定要弄懂我讲的是什么，极其认真。我到美国最深的体会就是美国人没有耐心。一见你说英文结结巴巴，当时就烦，给你一句，“算了，算了！没关系！”再也不理你。罗斯和他们形成极大的反差。
说起来，我和罗斯还有些共同之处呢。首先我们都是左撇子。不过罗斯当左撇子比我在中国轻松。在美国没人强迫左撇子用右手写字，相反处处照顾左撇子。大学里没有课桌，椅子上专门有个扶手垫板供人写笔记。每个教室必有几把椅子是专门为左撇子用的，扶手垫板在左边。美国甚至还有个专门的左撇子协会。现任美国总统克林顿都是左撇子。第二，我们都很好吃。从而又有了第三个共同点，我们都比较胖。我俩没有不爱吃的东西，也就是“带毛的除了鸡毛掸子，带腿的除了板凳”都吃。后来他到中国教英文，大饱口福，我真有些担心再见到他时，他已胖得走不动。不过美国人都很好吃，体重超标的有得是，罗斯胖的程度只能算是一般。
为了帮助我提高英文，罗斯常在晚上到我们的住所和我们聊天，训练我的听、说能力。我和妻子则做中国饭招待他。他吃起饺子没命，几十个下肚后显然是饱了。坐着聊一会儿天，他犹豫了一下，还是说出口，“我还要再来一些饺子！太好吃了！”罗斯不会做饭，便请我们上中国餐馆。我们还在一起野炊。这是美国人特有的嗜好。带上商店里专门卖的野炊用的炭，肉、面包、调料，再带上个大保温罐，里面装满了冰和饮料。那天罗斯兴致极高，我们来到郊区的一个大湖边上，那有个专门野炊的地方，备有烤肉用的炉子。罗斯忙活了一阵，烤出了牛肉夹面包。我和妻子并不认为这“汉堡包”有多可口。不过我不能让罗斯扫兴，没命地吃了好几
个，半死为止，比罗斯吃得都多，“舍命陪君子”。
相识一年后，罗斯告诉我一个重大决定，他要到中国教英文。同时利用这一机会在东亚、南亚旅游，感受各种不同的文化。这是他向往以久的事情。现在他联系得有了眉目才告诉我们。“中国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拥有五分之一的人类，是东方文明的主体，不去终生遗憾。”两个月后他成行。去中国前，他卖掉自己所有的家当，包括一条独木舟。这可不是“破釜沉舟”，美国人搬家前常常卖掉家具，更何况罗斯是去中国。
他的生活费用由联系此项文化交流的教会组织提供。一年不到一万美元。按美国的工资标准大概是法定最低工资。在中国，他任教的大学也向他提供生活费，每月几百人民币。如果为了钱到国外去教英文，他应该去中东产油国，那儿一年的工资高得吓人。
罗斯先到香港集训了两个月，然后在年底被分在南方沿海一个省级师范。他是第一个到那个学校教英文的外国人。学校所在的小镇子上很少看到黄头发、蓝眼睛的大鼻子。罗斯在给我们的信中兴奋地写到，他在镇子里逛，众人围观，甚至有人过份吃惊，竟忘了自己还骑在自行车上，摔倒在地。风土人情与美国迥然不同，一切都令人难以置信。与美国比，中国太贫困，但仍有希望。他情绪极高，“……晚上时常停电，你能体会在冰冷的浴室里点上蜡烛，一边冲冷水澡一边高歌的劲头吗？”我则犯嘀咕：他能坚持多久？
从此我们开始了长期的通信。罗斯总是兴趣盎然，心情颇佳。一年后他已能讲不少普通话，甚至地方方言。汉字也学了几百。只是他这个左撇子写不好方块字。他惊呼，“现在我体会到中国左撇子的难处，他们必须用右手写字！”他也得意，“恐怕我学中国话的进步要超过你学英语！”的确，他孤身一人在中国，逼得他不得不学中文，而我在美国总生活在中国人的圈子里。我的学习环境不如他。
暑假里他去了尼泊尔－－美丽的喜马拉雅山国，专门到乡村里转，回到香港就大病一场，因为喝了尼泊尔农村不洁的河水。他高烧，足足病了一个月。他当然也去了印度和斯力兰卡。当地印度教壮观的庙宇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同时，极大的贫富差别让他触目惊心，成群的乞丐与富人的豪华车并行的场面比比皆是。
在中国他也是一有机会就到处旅游。他爱爬山，只是没能如愿到西藏看看，云南跑了两次。大城市给他的印象极糟，人碰人，且每个人都那么富有“侵略性”。哪怕是一米四的小老太太，也敢“用胳膊肘作武器，狠狠地在你的肋骨上来一下，抢先上公共汽车！”（这是六、七年以前）特别是上海，“我真难想像你们（中国人）怎么能在这么狭小的地方生活？”一方土养一方人，这是事实。让罗斯自己去体会吧。
他在中国北方不同的地方爬长城，几大名山都“报到”。从北京辉煌的故宫建筑群到江南苏杭小巧的庭园，他都走马观花。但最满意的地方竟是他刚来中国任教的小镇！“或许我是在小城镇长大的吧，我对小地方有感情。人好！”什么意思？是不是说大城市的人都不好？“别这么理解！哪都有好人。但在大城市总不如小镇子有人情味。”
在他教英语的第三个学期，也是他合同期满的最后一个学期，我们开始讨论两国间的比较。我请他谈对中国最深刻的印象，一定要开诚布公。罗斯写道，首先他学会了“走后门”的发音和汉字。他周围的人都抱怨这种坏现象，可就是没人拒绝它。有些人总向他讲些耸人听闻的腐败现象。他认为社会阴暗面哪儿都有，美国也一样，不足为怪。奇怪的是，为什么有的中国人一说到这些就认为一切都不可救药？他疑心讲这些话的人不是言不由衷，就是太爱抱怨。其次，他担心中国的教育。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商业化程度不断加深。在他任教的小镇上，就看见失学做小买卖的孩子。“人人想过好日子没错，但钱不等同于生活的价值。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往往没有高的精神追求。”他发现他的学生多有不用心者，光想混水摸鱼地捞钱！“他们上学用的可是一个穷国极宝贵的一点钱！”他认为，就国家而论，不抓教育质量是短视。美国近些年没有把教育质量搞上去吃了大亏，直接影响了劳动生产率。中国用在教育上的钱很有限，更应该考虑教育的质量。
罗斯问我同样的问题。我说我感受最深的六十年代兴起的民权运动有副作用。随之而来的性解放、吸毒给社会造成危害。另外，我就美国人中下层，特别是西班牙后裔和黑人对亚裔盲目地排斥十分遗憾。他们不自觉地把社会对他们的不公正，发泄到同样受无形种族歧视的人身上。最后抨击社会过份商业化，不仅仅指美国。在西方国家，科技的进步总是于社会良好的传统的道德观念成反比。
在罗斯返美之前，我希望他好好在中国大吃一番。“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的文化很注重吃，你要细心体会，但别吃得太胖！”
那年夏天，罗斯结束了教学，一路旅游，取道欧洲回到美国，先去了得克萨斯他父母那儿。在约定的时间，我给他去了信，但奇怪的是一直没有他的回音，仅在圣诞节受到他的贺卡。我疑心他被什么事搞得情绪低落，再去信还是没有回音，正在纳闷，忽然收到他来自香港的信。信是复印的，显然是发给所有的朋友们。
“……在中国再一次地向你们问好！奇怪吧？是的！你们的罗斯又到中国来了！我想念中国，想念我在中国的朋友们，虽然我也想念你们！请为我祈祷！！……”罗斯又签了在中国教一年英文的合同，不日将赴杭州任教。我猜对了。他回到美国后，由于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心情很不好。年底他忽然决定重复中国。看来他这一步走对了。连他自己也觉得惊奇，他一下子兴奋起来。生活不就是干自己爱干的事吗？可别让他人的随大流压抑了自己的追求。“写信来吧！为我祝福吧！我又找到了我自己！”罗斯兴高采烈。
不过他对杭州印象不佳。“西湖很美，我常去游览。周围的风景区转过几次，甚至还钻了一次迷宫般的、足有一千米的溶洞。可这儿给我的感觉不佳。人挤人是其次的。总之，我怀念第一次来中国的那个沿海小镇。”
三十多岁的胖罗斯成为某些中国女孩儿们的目标。“这儿的许多人都说我该找个中国姑娘做终生伴侣，介绍对象的很多。我也觉得该结婚。可面对比我小十岁左右的中国女孩子们真是拿不定主意。我想听听朋友们的意见。”
好吧，让我直率地说：“我认为你该找一个与你有同样生活价值观的人。对生活的共同理解比什么都重要。你在中国时间太短，不可能深入地了解一个姑娘是爱你，还是向往美国的生活。同床异梦比什么都可怕！”
罗斯马上回信，“言之极是！”下面一段话让我感慨。“……在中国，围着我转的人们好像都想去美国。在这些人眼里似乎只有钱！我觉得中国人过去被封闭得太久，一但他们看到日新月异的外部世界，马上就想拥有高度物质文明的生活。人性有丑陋、贪婪的一面。……中国对外开放，经济在发展。伴随而来的还有腐败滋生，道德沦丧。我极不愿意看到这些事情在我热爱的国家蔓延。中国有些人把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问题，归咎于西方的不良影响，他们应该懂得任何事物都有着它的两重性！”
罗斯再次地从中国回来了，还带回来个年轻、漂亮的中国姑娘！啊，人就是人。罗斯见到我和我妻子就说：“你看，她（他的新婚妻子）也是基督徒！我那时就和你们说，我要找个基督徒。我还是觉得我该找个中国姑娘！”
是吗？时间是试金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