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儿刚到美国时一句英文不懂，上学时带个纸条，上边有英文“我要上厕所。”可想上时，发现纸条弄丢了。怎么办？画个小人，痛苦不堪地捂着屁股跑。老师一看直乐，马上带她去厕所。回到家，女儿说：“美国的公共厕所真乾净，国内的（厕所）太臭。”不过我认为美国厕所不臭还有别的原因。第一，上厕所的人少；第二，使用化学药剂除臭。在美国的一些公园常常有临时厕所，其实就是一个很小的铁皮房子。里面有个马桶和一些手纸。那里人的排泄物不能顺水冲走的，可闻不到什么臭味，除臭剂起了关键作用。中国在公共厕所里用一些除臭剂不就好多了？“不管怎么说，也是美国的厕所好！”女儿很是武断，不但“美国的月亮圆”，厕所也“无与伦比”。嘿，闺女，其实你在国内没见过更糟糕的厕所。
“文革”时期我父母成了“特务”、“叛徒”，家被“扫地出门”，搬进一个大杂院，并一住十几年。那年头儿人朴实，和邻居们相处得好，留下不少美好的回忆。大杂院有二十多户人，只有一个公共厕所，分男女两个小房间。我们家就守着厕所边上。味儿是有点儿，但清扫得乾净，还能忍受。
清扫厕所是院内每家轮一天，义务劳动。哪家轮到了，都会认真打扫，拿着扫帚，拎着水桶，来到厕所门前大喊一声，“有人吗？”这时，我母亲如果听到了，往往会应一声，“哎－”以为有客人来。打扫厕所的人一愣，真的以为里面有人，只好转身回去，等会儿再来。我母亲从屋里奔出来，见外边没人，也莫名其妙。
有时，我母亲在晚上见厕所的灯还亮着。她来到女厕一看，里面没人，便顺手关了灯。可她忘了这盏灯是在男厕、女厕的墙之间，男厕那边正有个蹲坑的。老哥儿正在出恭，忽然一团漆黑，只好“嗑儿喀”地咳嗽几声。老太太吃一惊，赶紧开灯，真不好意思。
一到大清早，大家赶时间上班，都集中上厕所。得，排队吧。队排得太长了，内急者就奔出院子到胡同里上。那时北京胡同里总有个把厕所。厕所分男女两部，中间有堵高墙，其内蹲坑一行七、八个，男厕还有小便池。别看那儿“泄洪区”多，但也得排队，因为胡同里一个厕所面对好几个大院的人上。男的这边一个个抽着烟，龇牙咧嘴。女的那边什么表情？不敢仔细端详，怕人说我流氓。说到这儿想起一件事。
有那么一个星期日早上，忽然听见胡同里女厕内惊叫声，一位大姑娘疯子一般地跑出来，呼喊着，“抓流氓！抓流氓！”一路大哭，跑回自己住的院子。大礼拜天的大家都在睡懒觉，听到呼喊都惊出一身鸡皮疙瘩。几个见义勇为的小伙子破门而出，“哪儿？！在哪儿？那个流氓呢？到底怎么回事？”
“我刚一进厕所的门就看见里面有个男的！我吓死了，吓死了！呜－呜呜……”姑娘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那个流氓怎么着你啦？！他现在哪儿去了？说呀？！”小伙子们急得跺脚。
“不知道，不知道。呜呜－呜…”
咳！真是骒马上不了阵。小伙子们蜂拥着冲出院子。啊！正看见一个人背心、裤衩地在前边跑哪。妈的！往哪儿逃，抽你个臭流氓！人们疯狂地冲过去，将那正在逃跑的家伙踹倒在地，连踢带打，恶狠狠的。“到底怎么回事呀？到底怎么回事呀？”流氓在地上滚爬着，鼻子淌着血。“你自己心里明白！”揍他的小伙子们拳脚很是无情，惩罚着这个坏蛋。“走！上派出所去！”
那家伙几乎被打昏过去了，被人推着跌跌撞撞，“怎么回事呀？怎么回事呀？今天是怎么啦？”语无伦次。小伙子们当然得叫上受害者前去作证。那吓坏了的姑娘由安慰她的几位大妈出来这么一看，“啊！”她又一声惊呼。“错了！不是这人！”流氓者长衣长裤，个头也矮，形容猥琐。小伙子们当时整个一个傻。会不会那个流氓跑出女厕后把长衣长裤都脱了呀？匪夷所思！那这位穿着背心裤衩者何许人也？人家是早上跑步锻炼身体的，没想到平白无故地被毒打了一顿。真正的受害者马上得以平反。但他两眼一翻，晕了过去。“快！上医院！快呀！”人们抬着跑步的小伙子直奔医院，乱成一团。“真对不住，真对不住！你怎么不早说呀？！这流氓使了嫁祸于人之计。”咳，人家跑步的都没来得及说话，你们上来就行使公道，越俎代庖。哎，也可以说是毫无法律观念吧。我那时也爱早上跑步，这事真让我不寒而栗了好一阵。跑步时离厕所远点儿。
跟着胡同的公共厕所又出事。这回不是流氓钻女厕，是“泄洪区”爆满。这种厕所没有蓄粪池，城市清洁队的粪车隔三岔五地来抽粪。怎么个抽法？一个大管子放到粪坑里，压缩机一开，把粪抽到粪车的大罐子里。可偏偏有那么几个讨狗厌的孩子，往粪坑里扔不大不小的半头砖。那半头砖都是精心凿好的，准能把抽粪的大皮管子堵住，而且正赌在中间！有这么几次，粪车不来啦！哎哟，怎么办呀？谁都能想像那厕所该是什么样，更重要的是，半个胡同都臭气熏天。街道居委会出面，一通求爷爷、告奶奶，总算把清洁队的粪车请来。这回抽完了粪，居委会专门派人看着厕所，如果再看见有调皮捣蛋的，立刻扭送他家里去，叫他爸爸狠揍一顿。
北京胡同里的厕所呀，哎，现在连大部份胡同都没了。好像有点留恋？嗯，特别是去了一次上海之后。那是七十年代末，我参观过“中共第一次党代会会址”后在街上走，想找个公共厕所方便一下。这要在北京，随便钻进一条胡同，很快就能解决问题。可上海哪儿找胡同呀？起初想自己找，后来内急渐渐不堪，便问路人哪儿有厕所。奇怪的是，竟都一问三不知。我越想忍就越忍不住。难道要尿裤子不成？不顾一切啦！“咚咚咚”，使劲敲临街的门，一个老先生探出头询问。“我现在必须小便！”说着就一头闯进去。老先生确实是好心人，招呼着让我去屋里使用马桶。我一看外间是个厨房，水池子下有下水道，忙过去“先斩后奏”，等到放完了水，松口气，擦着汗，看着目瞪可呆的老先生真不好意思。“万般无奈呀！您说这上海我怎么找不到个公共厕所？”太狼狈了。不过咱得郑重声明，并不是看过中共的诞生地激动地要尿裤子。
这还不算最狼狈。我当“知青”时在黑龙江，冬天回北京过春节，火车上挤得要爆炸，上厕所是搏斗。椅子上下、行李架上、过道上都是人。一路打过去，好不容易到了厕所边上，过道里挤着了人又让你无法打开门。“匡啷”一声撞开了门，几乎是摔进厕所。一不留神踩到了“地雷”上！真是……恶心。怎么办？外边还有人等着上厕所哪，直敲门。刚一开门出来，那家伙立刻就挤进厕所，门一关，我几乎没地方站，而况我鞋上满是“地雷”。周围的人都大声抱怨起来，“你到底走不走？！”只好往回挤，在人的缝隙中艰难地拔慢步。等我浑身大汗回到自己的座位时，鞋上的“地雷”都没了。
在很多回忆“知青”生活的文章中会提到上厕所。说蹲坑架得较高，人去解手，下面猪哼哼着都等不及，盼着掉下“点心”来。照我看来，这猪也太奢侈了点。人屎是直接给猪吃的吗？在几十年前，人粪尿是农村最好的农家肥。这要被猪吃了岂不可惜？你是没看见那年头儿长途汽车站边上的厕所。长途车在站这儿一停，大家都下来休息，几个村妇便来“拉客”，让人们到她的厕所方便。这时你才会注意到车站边上几个玉米杆围起来的厕所。她们这是在攒人粪尿呢。去上这种厕所得神经麻木点儿，头顶上都是绿豆蝇，坑里满是大蛆，恶臭熏人。我可没有贬低农民的意思，那年头儿，这也是为了生活。上厕所的话题让我想到了很多、很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