妹妹来信说：“姑姑去世了，表哥一家人都松口气，再也不用担心老年痴呆症的母亲会上街走失。临去世的那几个月，她已很少讲话，说了别人也不明白，最后一个星期始终在床上躺着，终于在一天早上发现她走了，默默地走了，算是寿终正寝吧。……咱们小的时候，姑姑对你最好。现在该记起很多往事吧？……”
是的，很多、很多的往事，心里不单单是伤感。眼前又显现出她的身影，矮小、单薄，脸上有得过天花留下的疤痕，幸而不是非常显眼。姑姑比父亲年长三岁，去世的时候有八十七岁了。她那时还会记得我吗？
姑姑的家庭生活是很不幸的。姑姑和我父亲是庶出，在典型的没落封建大家庭里，象姑姑这样的女孩儿的地位可想而知，到了婚嫁的年龄便被很草率地许配给一个浪荡公子，没两年就离了婚，实际上是被“休”了。她回了娘家，自己生的唯一的男孩当然属于男方。那些年她孤苦伶仃一个人也不知道是怎么过来的？
解放后，在北京工作的爸爸把姑姑接到家里住，还把姑姑的儿子，也就是我的表哥，接到北京上学，重新和自己的母亲团聚。这算是姑姑变成我们家的一个成员的开始。姑姑先去一家幼儿园工作，由于脾气不好，打了调皮的孩子，结果被调去洗衣服。可她有灰指甲病（指甲遭到霉菌的侵袭），最后只好辞工在我们家里干些家务，烧饭、买菜等等，应该算是保姆的工作。她和我们家一起吃、穿、住，爸爸每月给她十五块零花钱。我记事起就把她当成家庭成员。我们家住在古色古香的大四合院的一套西房里，她住的房间是接在西房后墙的一间厨房。老人们讲，这个院子和接着院子的巨大四合院原是清朝一个大官的宅第，解放前曾是美国驻国民党中国大使司徒雷登的别墅。姑姑住的那间厨房大概是为司徒雷登先生一日三餐准备的。厨房很大，半边用布帘隔开算是姑姑的卧室，另外半边有个巨大的柜厨，有洗涮用的水池子，靠墙还放着个很大的餐桌。大概也是司徒雷登先生留下来的吧？印象中，姑姑总在忙碌一日三餐。厨房有门通到后院，那儿在屋边开了各六、七平方米的两块地，长满丝瓜、扁豆，我和姑姑有时间就去松土、浇水、施肥，再不然就是整理这些藤科植物的架子，夏秋的星期日便可收获些嫩嫩的做汤、炒菜。那些日子牢牢地印在记忆里，真让我怀旧。
“坐正！手要捧着碗！”一到吃饭时，姑姑就不断地对我们兄妹三人嚷，唠叨个不停。她规矩很大，小孩子吃饭一定要坐直，不许翘二郎腿；要先吃一口饭，才能夹菜吃，而且只能吃靠自己最近的，不能伸长胳膊夹远处的；在菜碗里夹着什么就吃什么，绝对不许挑；菜要少吃，饭要多吃；在饭桌上小孩子不许说话，更不许嘴里发出“吧、吧”的声音，喉咙里不许发出“咕隆、咕隆”的声音；饭粒不许掉在桌面上，如果掉了就得赶紧捡起来吃了；饭碗里的饭要吃得一粒米都不剩才能去添饭，吃多少添多少，不可以剩饭；等等、等等。总之，得完全象个小媳妇。
兄妹三人中，哥哥年长我五岁，身体有病，父母爱怜。他不太理会姑姑；老太太知趣也不太说他。妹妹是家中唯一的女孩儿，且极听话，吃饭小心翼翼，姑姑也挑不出刺儿。于是他集中火力教训我，何况我偏偏嘴馋得很。看到饭桌上有鱼，我伸出筷子就要夹，早就盯着我的姑姑手急眼快，用筷子一挡，“这是给你爸爸吃的！”看见另一盘菜有些炒肉，我看准机会一筷子过去，糟糕！肉没夹着！再来一下。姑姑又用筷子一横，“谁让你夹两次的？！馋！”
可父亲为什么可以吃鱼的中段？他夹菜里的肉简直就是一心一意地挑！姑姑那边马上看出我的念头，一声断喝：“你爸爸挣钱养家！他该这么吃！”姑姑怎么吃饭？当然是我们小孩子的楷模。教训我们得遵守的“条例”她都能做到。真不知她幼年的时候是受的怎样一种“训练”。吃饭过份地讲究规矩，实在是有些小题大做，不过我还是可以忍受，但“挣钱养家”者就更有权利享受真让我想不通。这不等于说国家是皇帝的，所以他就可以为所欲为？封建！可在姑姑看来这是天经地义的。大人们调教孩子是为了使之有良好的生活态度和习惯。可我从姑姑的管教中得到的潜意识是，人在不同的等级就该有不同的表现。小时候我只能吃鱼头、鱼尾巴，等我成为一家之主就吃鱼的中段。姑姑特别勤俭，节省是她最大的享受。象一位普通的中国老年妇女一样，整天喋喋不休地说别人是败家子。写到这儿，忽然想到一件往事。六十年代初，中国大陆的经济刚刚从“三年自然灾害”中恢复，城市中的物质生活很低。那时，一户人家一个月才能购到两斤鸡蛋。忽一日，我想到要吃一次鸡蛋炒饭，要吃那种葱花炝锅的炒鸡蛋饭。这个要求马上被姑姑认为很无理！“败家子！”姑姑朝我喝一声。“一个月才两斤，怎么能这样炒了给你们孩子们吃？你爸爸还没吃上呢！”
我应该哑口无言，可馋的感觉是这样难以忍受，于是就一而再，再而三地向姑姑央告。终于有一天早上她被说动了，动手为我们兄妹三人来一次蛋炒饭。锅里先放了油，那是一小勺菜籽油。跟着一大把葱花放下锅去。接下去便是大半锅米饭。“还没炒鸡蛋呢！米饭放得太多了！”我忍不住喊起来。姑姑白了我一眼，并不理睬，等到饭炒热了后，打了个生鸡蛋和在饭里。怎么？这哪是炒鸡蛋饭？而且还是这么一大锅米饭。我真有些扫兴，很不满地看着那稍稍被鸡蛋黄染上了色的“蛋炒饭”。可事实上证明，姑姑是多么的有先见之明。我是大吃特吃，大清早就干了三大碗“蛋炒饭”，比哥哥和妹妹吃得多多了。是的，饭里只有那么一点油，鸡蛋根本看不见，可我那年头儿馋呀！我肚子鼓鼓地去上学，姑姑很不满地数落我是个败家子。“早晚家里会被你吃穷！”
如果说姑姑比较偏爱我，那是因为傻呼呼的我对她支派家务活并不反感。应该说训练孩子们干家务是对的，可哥哥总是借口功课忙，基本不干，内心极其不满的妹妹是用最快的速度干，干得一塌糊涂。无非就是扫地、擦桌子、洗碗、倒垃圾等等，为什么哥哥、妹妹都极不情愿？这或多或少得归结到姑姑平日的等级观念教育。对此姑姑只能又唠叨，指责我哥哥、妹妹，“少爷！小姐！少爷！小姐！”
我干家务确实相对认真。并非我比哥哥、妹妹高尚，而是我天性好动，干点儿活一点不烦。于是姑姑就总让我帮着她做饭。我正乐得，做饭时还可以“近水楼台”，先偷偷地吃点什么。姑姑看见了会小声道：“看我撕你的嘴！”其实也就是吓唬一下。当然，从小就跟姑姑学会了做饭受益极大。“上山下乡”时，同伴们偷来鸡鸭后，咱常充当“大师傅”；结婚后，我又为最烦做饭的妻子准备三餐，颇得好评。此是后话。
姑姑爱带着我买菜，这我却很不情愿。因为老太太在柜台前总挑挑捡捡的没完没了，还高声地支使着售货员。姑姑的浙江话口音太重了！卖菜的小伙子又总恶作剧般的装听不懂，还学她说话，我在边上站着很是难堪。姑姑见我不愿意跟她买菜，便希望我能在她买完菜时接她，因为她太瘦小，提一篮子菜很累。我干这活不在话下，星期日上午十点多钟我就去菜场帮姑姑提菜。我们合作得很好。
可有一次出了岔子。那个星期日的上午我去菜场，正看见姑姑和售货员乱嚷嚷，大概是认为给她拿的土豆不够好。售货员都认识这个小老太太了，就有意无意地装傻，拿过来更糟糕的土豆。于是姑姑就更大声地喊着乱比划，惹得旁观的人都乐。我马上有了一种无地自容的感觉，看见姑姑身边装好菜的菜篮子，低头过去拎起就走，径直回了家。没想到到家许久也不见姑姑回来。大家正纳闷，老太太垂头丧气地回来，说上午买的菜都丢了！整个菜篮子都丢了。她还到菜场办公室报了案，诅咒那个大胆偷菜的小偷。“小偷”正是我！可我怎么也不明白，我把菜篮子提走的时候怎么就没有人看见？怎么姑姑就没想到外甥会来拿菜篮子？
“你这个财（贼）！你这个财（贼）！”姑姑气急败坏。
家里人虽然和姑姑朝夕相处，可对她糟糕的普通话还是难于理解。她把“贼”说成了“财”。她还把“砖头”说成“撅头”，把“大街”说成“大该”。有一次她“三线”工厂工作的儿子，也就是我的表哥从外地回来探亲。她想让她儿子看场足球，要我去弄张足球票。这没问题，但不知是我傻，还是她的口音，我把“足球票”听成了“猪油票”。当时是个什么都要票证的年代，副食店里卖猪油忽然要票也是可以理解的。我竟然跑到附近的副食店，问售货员怎样才能领到“猪油票”。弄得人家不知所云。
啊，老姑姑，让我在想想为什么家人都认为你对我好？对了，我们总在一起种园子。春天来临，在清明节的那天，我们从抽屉的角落里拿出头年精心留下的丝瓜子、扁豆子，没准还有些窝瓜子，把它们泡在水里一天，然后细心地种在早以翻好的那两块地里，以后就天天浇点水，盼着它们发芽。小苗破土而出了，越长越快了，我们赶紧给丝瓜和扁豆搭上架子，拉上绳子，让它们爬高。“都长虫子啦！”姑姑发现植物上的蚜虫，我们立刻找来喷雾器，一天到晚地喷敌敌畏杀虫剂。我们给丝瓜、扁豆施肥，清洗鱼剩下的鱼肠子、鱼鳞，耗子夹子打死的老鼠，各种各样的树叶，等等，都埋在植物的根旁边。收获可吃的丝瓜、扁豆时我们真满意，尽管也就是几根、几小把。秋天到来时，我们每天看着丝瓜藤和扁豆藤，算计着该留多少种子。秋天的晴空是那么的蓝，阳光是那么的灿烂，把房上几个老窝瓜晒得黄里透红。
我们一起去粮食店买粮食、买白薯；收破烂的来了，我们把家里的旧报纸等抱出去卖。我和姑姑的房子外边还精心地搭了个棚子，天热时就把煤炉挪到外边烧饭。那个棚子费了我们很长的时间，所有的原材料都是附近工地上的下脚料。我那时喜欢打弹弓，姑姑还和我一起用胶泥揉泥球，那都是我打麻雀的“子弹”。我们还一起养鸡、鸭、兔子……人们都有意无意地忽视她的存在，而我总和她亲近，虽然是不自觉的。
然而后来她离开了我们，搬到外地“三线”工厂的儿子那儿。“文革”中家里被抄，她的东西也被翻个底朝天，姑姑吓坏了，觉得受了牵连。跟着我们又被“扫地出门”，搬到了一个大杂院里。接下来，姑姑就逼着表哥来把她接走，那时我爸爸、妈妈都在“牛棚”里。事后街道居委会的老太太告诉我，姑姑曾在街道“斗私批修”会上批判过我父亲的“资产阶级思想”。
这些往事真令人不堪回首。别过份地谴责她吧，那是个病态的年代。或许这种口吻故自清高。那是否可以这样讲：自私是人的本性，何况象姑姑这样只能逆来顺受的弱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