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革命时期国民革命军每师约有255位军官，约3,400名士兵；第二次国共内战，即所谓“解放战争”时期 ，青年军每师军官约750人，正式列兵7,600余人，另有服杂役的征集兵，即服各种杂役的壮丁4,000余人，见《中国军事史（第三卷）•兵制》P 584，595）

1945年10月16日，《中央关于战俘处理办法的指示》规定：“一切官佐，均加争取，其愿为我军服务者，令其服务。其不愿为我军服务或坚决顽强反我者，则严加看管教育，并令其生产 ，一律不放回。……以便将来战争结束时向国民党交换我之被捕被俘人员”。但由于中共要把俘虏的吃、穿、住、用承担下来，管理、教育成本很大，以致劳民伤财 ，成了“解放区”的累赘。有鉴于此，1946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对此前的俘虏政策作了调整：“一般俘虏，旅级以上者，进行教育，特别优待，争取做宣传号召工作，基本上不释放。团营级以上者，送军区教育训练，争取部分为我使用，选择其中比较进步而又愿回去者，可给以任务，个别先行释放；除极顽固反动或有交换价值者外，一律分期释放，连排级经短期训练后，除可留用者外 ，给以任务即时释放”。

离休前为解放军某师副政委的张天铸，沈阳沦陷时为国军东北剿总特务团2营6连中士班长，他回忆当时的情景：国军军官站一边，士兵站一边；军官都发路费让回家，士兵要补充当八路（张正隆：《雪白血红》，P 555-556）。2013年元月11日下午，笔者采访的一位80多岁的赵老先生回忆，他哥原是国军某部的少校情报参谋，部队在四川“起义”后，士兵被吸收进共军，军官则复员回家，工作不给安排。

1949年11月，在广西抢修铁路的铁道兵李昌威看到：“与铁路平行的公路上，经常可见到一

批批的缴械后被遣送回乡的国民党败兵，每一批至少有100－200人，看来都是些下级军官，因为还有家属随同，两侧全是男人，女人走在中间，无随身什物，穿着也很单薄，有的还披了麻袋，状极狼狈……原来广西土匪多，这些遣返人员不敢单独行动，尤其携有眷属，所以只能结伴而行”。

这说明在内战的大部分时间，国军军官基本得到了“优待”——中下级军官基本上都被释放回家。当然也时有“违反纪律”杀俘事件的发生，如47年10月，被共军围困了两年多的河北永年县城被“解放”时，国军中排长以上的军官都被杀掉了，国军首领许铁英的三弟三官儿（三黑子）因“作恶多端”，由领导亲自出面主持，被“愤怒的群众”活剐了（李新著：《流逝的岁月——李新回忆录》，P 266-272）。

然而，随着共军胜局已定，对被俘的国军军官的政策也悄悄地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国军游击队开始被称为土匪，军官被称为“匪首”、“反革命”，被严厉镇压，即所谓“首恶严办”。在朝

鲜战争中投奔美军的志愿军战士陈凌云（音）告诉联合国军审讯官，他曾参加过贵州1950年到1951年的反共游击队，这些多因共军占领后的横征暴敛而引起，但起义农民却被诬为“土匪 ” 、“暴乱”。失败后，在他们被抓获的300多人中，60多名军官被处死，100名小于14岁的被释放，而陈和其他人则被编入共军，被送到朝鲜战场。

1951年1月，李华国所在的反共游击部队遭到同样的命运，12名游击队领袖被枪毙，而士兵也被送到朝鲜。一位曾在四川剿匪的解放军士兵也证实说，前国民党军队营级或以上军官被抓获后都被处死。而且，对于内战中那些被“优待”释放回家的国军军官，主要是中下级军官，也包括一部分高级军官，不管他们是否已诚心皈依新政权，但在毛眼里，这可是一股危险的异己势力——比例虽小，但绝对数量和活动能量惊人，且有可能成为蒋介石反攻大陆和美军入侵的“第五纵队”，因此，他一直在寻找有利时机以图将他们一网打尽。

这个机会终于来了：1950年6月25日，金日成在斯大林、毛泽东的支持下发动南侵战争，韩战爆发。金日成有能力发动进攻，毛居功至伟：最著名的“贡献”是将东北野战军中的三个能征惯战的朝鲜师移交给北韩 ，麦克阿瑟将军在1950年9月12日向联合国提交的报告中则声称移交的人数达5-6万人。随后美国立即宣布介入，东北亚局势骤然紧张。老谋深算的毛泽东迅速抓住这个“有利时期” ，发起了血腥的“镇压反革命（镇反）”运动。当时，中共政权曾规定，国军中连长以上 、国民政府中保长以上、国民党区分部书记以上，都是反革命，都是镇压的对象。于是当年那些已被“宽大”、“优待”回家的国军被俘军官在没有新的“罪恶”或“反动言行”下 ，纷纷被逮捕、判刑，处决。

说起来令人难以置信，当年镇反期间竟也有许多“起义”军官惨遭杀戮。国军28军老战士，后来成为右派的胡超群老人回忆，镇反中曾当过国军排长的杨大被枪毙，罪名是“被我军俘虏后不思悔改，竟敢企图用枪杀死我军干部”，事实是杨大只是在一次生活会上说： “ 班长你对我不公，我真想用枪来打死你”；还有一位浙江寿昌县（后并入建德县）的赵荣和县长，临死前告诉妻子（曾是胡超群的恋人 、同事），他对不起某某。当年赵去策反过某某，保证他过来后生命安全。但共产党的政策说变就变，镇反一开始，那人就被当土匪镇压，临死前大骂赵荣和，说到阴间再与赵算账（胡超群：《我是怎样从崇拜到愤恨的》，见《往事微痕》第51期，P 52，55）。

1949年春，把守安徽段长江防线的国民党第二十军军长杨刚才，经曾任无为县县长、芜湖专员，秘密帮助过中共地下党人的高铁君劝说，与中共协定，弃守沿江防线，拱手让其在繁昌县等地顺利渡江。但渡江后中共即撕毀协定，大肆屠杀业已放下武器的20军官兵。杨刚才痛悔不已，杀死自己全家人后自杀。高铁君拿出自己的寿材将杨装殓，镇反时，中共以此为由将高铁君逮捕 ，高在当地中素有“高青天”之誉，数百民众联合为他具保，然而，不仅高铁君被处决，数百名具保者也一并被杀戮。

云南省长卢汉率部投共后不久，中共即食言，成批地按“反革命”处决其下属。据原中央日报记者陆铿回忆，杀戮从1951年3月开始：“那个时候，我们那个监狱，每个星期杀一次人，每次杀三十六个。半夜里三点钟，要来喊人的……比方说我的号码是406。‘406！收拾行李！’

就这样，叫自己把行李卷起来，背上，去挨杀……”

中共进军湘西前，与地方首领陈渠珍谈判，由其部下谭自平组织部队分驻各乡，维持治安，等候解放军到来。可是解放军进驻凤凰县城，屁股一坐定就食言，将谭自平逮捕送抚顺战犯监狱（谭不久死在那里），其他军官则全部就地处决，包括作家沈从文的弟弟沈岳荃（丁抒 ：《阳谋》第一章，《执政初期的镇反与土改》）。

中共建政后，杀害了大批被俘的国军中高级将领。这一时期至少有279名国军少将及其以上

级别的高级将领被杀害。需要说明的是，这还仅仅是作者在网上能够搜集的资料，还不是一份国军将军们受害者完整的名单。其中，有72人属于戡乱战争末期“起义”，投诚，或者被俘后释放返乡，并无“反革命”现行行为 ，统统被冤杀。著名历史学家杨奎松披露，湖南茶陵出身的20余名国民党中将和少将，除去台湾者外，参加“起义”或投诚的一共有9人，镇反运动中多被定为反革命分子，其中4人被枪毙，3人被判刑（其中2人死于劳改中）。贵州国民党统治下81个县的县长，无论是“起义”、投诚还是被捕释放，虽已多半得到处理，甚至已安排了工作，这时却因地方凑杀数（即由毛及中共最高层亲自下达的杀人数目——笔者注）或图痛快 ，全部被当做反革命分子杀掉了事 。（杨奎松：《毛泽东与 “镇压反革命”运动》）。

在被冤杀的众多国军高级将领中，不仅有“起义有功”的将领，也有无辜的投诚或被俘释放的将领，也有早已退役、不问世事的老人；既有参加辛亥、东征、北伐的老将，更有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功勋卓著的民族英雄。如：

邓玉麟，号炳三，土家族人，1881年出生于湖北省巴东县。1908年由孙武介绍秘密加入共进会。1911年参加武昌起义，起义成功后任命为鄂军第七协统领（即旅长）、第四镇统制（师长）。中华民国成立后被授衔陆军中将。1916年赴沪参加讨袁。1917年参加护法战争，被孙中山任命为大元帅府参军、临时政府参议。1926年北伐战争时，曾任北伐军左翼军第一路军总指挥，参加荆沙、宜昌等役。北伐之后脱离军界，寓居上海。抗战爆发后拒绝日人收买，迁居武汉。武汉沦陷后又迁居长阳，1943年回到家乡巴东居住。曾在多地筹资兴办学校、实业。“解放”前夕拒绝去台湾，留驻家乡。1950年底在镇反运动中被捕，次年春以“组织反革命暴动”的罪名被处决。82年7月湖北省高等法院宣布无罪平反，恢复“辛亥革命人士”的荣誉 。

夏之时，字亮工，四川合江人，1887年出生。1920年曾出任川西护法军总司令。四川护法失败后退出军政界，隐居成都办学，1928年赴沪就医。1938年为躲避日军，返回合江 ，研究佛学及文物古玩，不问世事。1950年镇反运动中被捕，10月6日以“组织策划土匪暴乱”罪名被枪决。1987年11月，四川省合江县法院宣布给其平反，恢复“辛亥革命人士” 的荣誉。

何海清，字镜寰，1875年5月出生，湖南湘潭人。1915年底参加护国战争，任蔡锷的护国军第一军第二梯团第四支队长，在纳溪等役中卓有战功。1923年晋升陆军上将。1925年10月脱离军界，返乡隐居，兴办学校。抗战时期，曾在家乡组织自卫军，自任大队长 。1950年镇反运动中被逮捕，于11月8日夜被残酷处死。1983年10月，中共当局宣布为其平反，确认他为“辛亥革命人员”。

宋鹤庚，字皋南，1883年生，湖南湘乡人。1917年参加护法战争，任第一旅旅长。1923年随谭延闿入粤投孙中山，被任命为湖南讨贼军湘军第一军军长兼前敌总指挥、建国军北伐军中央总指挥等职务。1925年脱离军界，1931年被国民政府发表为军事参议院上将参议，不久辞职回乡，闲居上海、长沙、湘乡。1949年临近“解放”，宋鹤庚拿出自己私藏的枪枝，授意他的侄子组织湘乡县花桥警察队 ，投奔中共地下武装姜亚勋部。1950年被上海公安机关逮捕，押解回湘乡。1952年1月，被湘乡县“人民法庭”以宋“曾充任匪军师长、军长、省建设厅长、上将参议等职，一贯危害人民，反抗革命……”判处死刑。八十年代，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批认定：宋鹤庚解放前夕做过有益于党的工作，应按“起义”“投诚”人员政策对待，撤销原判。

刘晴初，名垂霁，1894年8月生于湖南湘潭。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曾参与第一次长沙会战。1940年因病回乡休养，筹办实业、学校。1944年10月，日军陷湘潭，刘晴初被日寇软禁，后被游击队营救。1949年3月加入中共地下组织的外围工作，参与策动湘西“和平解放”，并将保存之五万分之一湖南军用地图交于“解放军”第12兵团。1951年以参议身份赴县开会被扣押，3月18日以“反革命”罪被杀于岳冲刘家湾。刘晴初的乡邻回忆，当时杀人要完成指标，可枪声响后不到半日，上头就来了文书，后来得知那文书上写的是要刘去参加“湘西和平解放”的“议会”。1983年7月湘潭地、县法院宣布予以平反，恢复“起义人员”名誉。

唐伯寅，字剑椿，号剑湘，湖南湘潭人，1897年出生。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抗战爆发后率部参加凇沪会战，所在的师被评为会战中战绩最优的十个师之一。1938年参加武汉会战。1939年8月因功升任第十九师师长并于11月晋升陆军少将，以后率第十九师先后参加了第一、二次长沙会战、上高会战、浙赣会战、常德会战、长衡会战，屡立战功，曾获四等云麾勋章 。1946年退役回湘。1949年3月受中共地下组织策动，参加了中共华中局社会部领导下的江南地下第四军，任副军长。4月又参加了程潜、唐生智等人在湖南发起的和平自救运动，并积极策反湘军旧部。8月随程潜、陈明仁参加了长沙“起义”，任第二十一兵团高参。1952年2月21日在镇反运动中在湘潭被枪决。1983年3月湘潭县法院宣布予以平反，恢复“起义人员”名誉。

宋士台，生于1894年，早年先后毕业于保定军校和陆军大学将校班。抗日战争期间，参加指挥了南京保卫战、昆仑关战役，其中，奉命指挥了著名的南浔战役，重创日寇侵略军，击毙日军少将旅团长饭冢国五郎及其部属官兵500多人，缴获轻重武器一批。1945年日本投降后，宋士台解甲从商，1946年国民党发动内战，请他再次出山，并委任高官，被他拒绝。1953年被害。1985年平反。





需要指出的是，在被害的国军将领中，那些没有被新政权平反的有许多人是铁骨铮铮、大义凛然的志士。如：李本一（1903--1951），中将，广西容县人。抗战期间先后参加徐州会战、豫南会战、随枣会战。1942年12月18日，所部（48军138师）在大别山麓击落日军第11军司令官冢田攻大将等的座机，这是抗战期间中国军队击毙的军衔最高的日军将领。


1946年，第7军（李时任副军长兼171师师长）连续发动泗县战役、两淮战役，击溃数倍于己的陈毅共军 ，迫使毛泽东将华东野战军实际指挥权由陈毅转交粟裕。1949年8月中旬，率第7军协同友军在青树坪伏击共军，重创四野悍将钟伟任军长的49军并几乎全歼 “四野虎贲师”146师 。1949年11月，李本一在博白力战后被俘。多次被第7军击败的陈毅早就对李本一恨之入骨 ，得知李被俘讯息后，大喜过望，从林彪四野要走李本一。在陈毅授意下，共军对李本一软硬兼施，逼他认罪投降，但是李本一宁死不屈。陈毅恼羞成怒，经毛泽东亲自批准，组织“皖北人民法院”于1951年3月5日召开万人大会对李进行公审。公审后李本一在合肥苗圃广场西北角乱坟岗城墙边（今工业大学北区）遇害。此说也得到笔者一位年近九旬的忘年交G老先生（离休干部，曾参加“解放”广西和抗美援朝）的证实，他的信息来源于长征中任博古警卫员 、1949年任四野某部团长的康念祥之子康小平 。

刘岳峙（1877-1950），是中华民国（台湾）现任总统马英九姑父刘文亚之父。湖南衡山油麻人（今衡东县三樟乡新湖村人），同盟会会员。大革命历任湖南政务厅长、湖南省财政厅长 、国民党省党部常委和农民部部长等，筹组国民党反共（所谓“右派”）组织“左社”。他心地善良、乐善好施，为家乡父老做了不少好事，今衡东县三樟乡“油麻完小”即为刘岳峙当年创办 。1949年，在中共得势席卷全国之际，许多国民党军政高官纷纷改换门庭，投奔新朝（所谓 “起义”）之际，刘却说“不成功便成仁”，拒绝在程潜领衔的“和平起义”的名单上签字，七旬高龄的他还组织自卫队进行抵抗。1950年在湘潭被捕，4月13日被枪决。

又如右派作家铁流先生著的《我所经历的新中国》一书中提到的国民政府某地区专员冷寅冬 ，因发动“暴乱”，被俘后拒不认罪。公审人问他：“你为什么要反对共产党，组织发动暴乱？

” 他说：“共产党是乱党，用暴力颠覆了合法的国民政府，所以我要反对他”。又问：“你当伪专员期间贪了多少污？”他说：“我不是伪专员，是中央国民政府正式任命的 。我贪不贪污你们管不着，今后你们共产党比国民党会更贪污”。

被冤杀的还有张乃葳（1891～1950）中将。他是陕西户县人，清宣统元年（1909）加入中国同盟会，1911年回国参加武昌起义。1926年秋，作为幕僚襄助何应钦取得南京龙潭之役的胜利，一举歼灭孙传芳8万人。1933年率部“围剿”湘鄂西革命根据地，重创贺龙等领导的红3军 ，被何应钦、何成浚誉为“模范之师”。1935年4月被授予少将军衔。1937年8月，率部参加淞沪会战，扼守吴淞，三万士卒伤亡殆尽，张之左耳亦因此失聪。1943年，为被权贵杀害的留法农业学者、黎坪垦殖区管理局局长安汉大声疾呼，先后向监察院长于右任及蒋介石“告御状”，严辞抨击权贵的暴行。同年，以其父亲的名义为新成立的户县初级中学建图书楼一座，并同其胞弟合资捐赠图书3万册。

1944年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区军风纪巡察团主任委员，乘船沿汉江赴第五战区巡察 。临行时仅带大洋数枚，舟中三餐，唯包谷稠粥，别无菜肴；偶有壹糖饼，即视为无上珍馐。巡察归来，著《筹办黄（河）渭（河）汉江浅轮说明书》，计划疏浚汉江航道，制造40艘浅水轮船，往返于黄、渭与汉江，以尽陕西棉、煤及工业产品外运之利。无奈国难当头，国民党军政官僚唯争个人之利，等闲民生之事，其实业兴陕的壮图，只能付诸东流。1947年，蒋介石提升其为国民政府立法委员，但非其所愿。胡宗南曾邀其同机赴南京议事，遭其婉拒。50年3月被成都市军管会杀害。可是，中共建立新朝后，对这些忠贞不屈的志士不仅革其命，还污其名，贴上“土匪” 、 “反动”、“凶残”之类的标签。

在被杀害的“反革命”中，实际上都是中下层党政军人员，上面所述200多名遇害的将军，最高的也就是中将。而一些职位比他们更高的军政高官却被共产党“仁慈”地“改造”，最后“特赦”，甚至被党恩赐为“政协委员”，都成了座上宾：如杜聿明、王耀武 、黄维、宋希濂、廖耀湘等人；更突出的是担任中华民国副总统和代总统的李宗仁（第2号）、行政院长的翁文灏（第12号战犯）以及傅作义（31号）、程潜（26号） 、卫立煌（28号）和末代皇帝溥义等 “ 战犯” 成了共产党的座上宾。

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讲话：说：“那些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恶霸 、反革命，你说杀不杀呀？要杀……我们杀的是些小‘蒋介石’。至于‘大蒋介石’，比如宣统皇帝、王耀武、杜聿明那些人，我们一个不杀”。这就奇怪了：那些共产党声言厉色声称要惩办的 “战犯”，也即是“大蒋介石”们反而不如那些默默无闻的“小蒋介石”们“罪大恶极”，以致后者受到严厉镇压，而前者却被“宽大 ” 、“优待”！难道是毛泽东们昏了头了？





当然不是，对联合国军战俘和“大蒋介石”的“宽大”与对“小蒋介石”们的屠杀，这两者看似矛盾，其实都体现了党的需要：前者是宣传的需要，努力把自己打扮成“仁义之师”、后者则是镇压异己的需要。中共所谓的“宽大”、“优待”政策并不足以说明这伙“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

信徒们心慈面软——看看这伙人在30年代江西肃反时和文革中杀戳、迫害自己同志的疯狂劲 ，再看看他们对自己金门战役和志愿军回归的战俘都不肯接纳和谅解，统统给予开除党籍、军籍、撤职处分，有谁会相信他们对敌人会真心实意地“宽大为怀” ？事实上，“优待俘虏”只是他们“瓦解敌军”的一个手段——当强大的敌人土崩瓦解了之后 ，自然也就没必要对国军军官演什么“优待”的戏了，这也正如江山到手后他们很快就将曾高唱入云的“自由”、“民主”、 “ 联合政府”之类的许诺弃之如敝履一样。

而对“大小蒋介石”的看似矛盾的对待也是出于同样的功利计算：“优待”“大蒋介石”可以给这伙冷酷无情的阶级斗争论者涂抹上“宽大仁慈”的油彩，而“小蒋介石”们不像“大蒋介石” 们那样吸引国内外的眼球，那就可以放手大杀了。毛泽东在八届二中全会上那篇讲话中说：“‘小蒋介石’不杀掉，我们这个脚下就天天‘地震 ’，不能解放生产力，不能解放劳动人民。……所以，对反革命一定要杀掉一批，另外还捉起来一批，管制一批”（顾育豹：《共和国首次特赦了哪些人》）。

在“镇反”中惨遭镇压的还有盟友联系的武装部队。1949年12月，刘文辉、邓锡候、潘文华等投共，四川全境宣告“解放”，但配合刘、邓、潘“起义”的民盟成员朱世正、张志和等领导的

地方武装却不被民盟（实际是中共）承认，后来又定为“勾结地主、土匪组织的暴乱性质的

武装组织”，在1950年的“镇反”运动中，这支队伍有109人被杀害，36人在服刑中死亡，几百人受株连，其他人及其亲属在以后的三反五反、反右派、文革等政治运动中屡受迫害。

主要领导人朱世正则在抚顺战犯管理所蹲了25年大牢。据张志和的后人披露，所谓“民盟总部不承认”的真相是，民盟总部事实上对川康民盟是信任的，而且在川康民盟冤案发生35年后，根本找不到民盟总部不承认川康民盟的文件，相反却找到了“一律承认，统一整理”的记载。那么，所谓“民盟总部不予承认”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原来，背着民盟总部作出这一重大结论的是民盟西南特派员楚图南（金拾珊等：《川康民盟冤案是怎么造成的》），而楚图南正是中共打入民盟上层的“特洛伊木马”，这才是理解这一冤案的关键。

 

这背后深层的背景是，不允许民盟等“民主党派 ”染指军队，以免增加他们向中共闹独立的资本。严厉镇压这支部队的意图，则在杀鸡儆猴，向民盟等组织发出严厉的警告 。即使民盟上层有些不同意见，也只能哑巴吃黄连，接受这个局面，因为在当时，他们并没有多少资本向趾高气扬的胜利者说不，况且他们中的许多人还盼望着能从新贵们那里分得一杯羹呢！在这种情况下，朱世正们的命运如何，当然没有多少人去计较了。

与朱世正等相类似的还有抗日将领田西园（一作原）（1900-1951）。田是湖北保康人，国军中将，曾参加武汉会战和长沙抗战等。内战后期加入民主同盟，受命“策应解放军作战”，他组织地下武装并直接接受了共军第十二兵团萧劲光的指挥。其后还成功策动武汉警察总队“起义”，保障了武汉市的通讯交通、水电供应免遭破坏。但是，他却在镇反运动中被当成历史反革命杀害。

作为被镇压的对象，“反革命”不仅仅只是指国军现退役军官，还包括国民政府（被诬为 “伪政府”）的党政官员。一位年已八旬的W老（离休干部）在接受访问的时候曾告诉笔者，镇反的时候，民国政府中保长以上，国军中连长以上，国民党区分部书记以上都是反革命，都是镇压打击的对象，为了配合土改，所谓地主恶霸也成为血腥镇压的对象。

在许多地方，令人不解的是，甚至一些卓有名望的老教育家、老中医也被杀害。如“起义”将领罗广文的堂兄、四川大学教授罗广瀛早年留学日本，一生从事教学和学术研究，据说他编写的“蚕桑”教材直到八十年代还在四川大学使用。“解放”前夕，罗广瀛痛感国民党贪污腐化，以兄长身份冒着危险前往罗广文司令部劝说罗广文率部“起义”。在镇反中罗广瀛被捕，很快被杀害了。

广东台山县一位老教育家陈觉生，虽曾任旧政府参议会参议长，在共产党的队伍进城前 ，恶霸劣绅们纷纷避往香港时，他自持平素并无劣行，便留下协助“解放军”，被誉为“民主人士”，但在镇反中被乱棍打死。





中共打进上海前夕，与周恩来素有往来的周善培对中华民国开国元老、曾是大革命时期 “西山会议派”领袖谢持（1876－1939，）的独子、上海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研究员谢德堪说，中共需要他那样的经济学家，不必离开大陆。谢德堪便返回原籍四川富顺，等待日后为中共政权效力，谁知回家不久就被逮捕枪决，尸骨无存。据谢德堪的儿子谢幼田回忆：“在富顺县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文官保长以上，武官连长以上，全部被处决。我父亲被杀那一次，一次被处决三十多人。这种集体大屠杀共有十几次。小小一个县城，有一千人左右被杀”。

据笔者访问过的C老（离休干部，老报人）说，仅在其家乡河南省唐河县源潭镇，就有李焕之和张兴朗两位老教育家被杀害。李是留法学生，回来后当过淮阳中学校长，唐河县中校长，张曾任源潭中学校长，两位都属于不问政争的老学究，没做过什么坏事。

新贵们还以“流氓地痞作先锋”，实行“暴民专政”，煸动起民间最野蛮最血腥的反人类暴行 ，活埋刀剐、剖腹剜心，吃人肉等。这时，全国各地农村私刑普遍，抓人杀人连最起码的法律遮羞布也不要。河南省泌阳县某区区委书记李振西说，有冤伸冤，有仇报仇，交给贫下中农 ，想咋处理咋处理，因此，该区乱棍打死了不少人。1950年底的一天，信阳某县将500多名在旧政权里做过保甲长以上官职的人的全部抓捕，召开万人群众大会。在会上，挨个被提到台上接受群众判决，如台下有喊打喊杀声响起，则台上的人即被判定是有“民愤”，拉到一旁 ，这个过程花了整整两三天时间，最后有300多人被机枪扫射，平了“民愤”。

据《阜平县志》记载：该县土改复查时，“将地主（其中不少是富农、上中农）扫地出门 ，沒收他们全部财产，让他们去要饭……并吊打、刑讯逼他们交出‘洋钱、元宝’。地主、富农屡屡被綑绑吊打、活埋刀剐，几天内就打死三百多人”；山东惠民市共打死一百五十余人，其中被打死的有一般的农民，甚至还有被指“右倾”的中共干部 。

L老（离休干部）回忆说，镇反时河南省确山县订了全县大逮捕的计划，各县区开会，国民党区分部委员以上，三青团区分队，保长、宪兵、国军连以上，实行谁（手里）跑掉一个谁负责的“责任制”，一夜逮捕了700多人，一串串用绳子拴住，然后成立由县委书记 、县长、武装部长等人组成的镇反委员会（俗称“杀人委员会”），召开公审大会，镇压了多少官方没有公布过数字，但估计杀了五六百名。L又说，平舆县抓了几百人，一天晚上全镇压了。

另一位C女士转述与其邻居的一位老太太的描述。老太太是渑池县的，父亲曾是国军74师团级军官，被共产党枪毙。老太太说，你说那绳子咋那么长啊，一串一串的，拴的都是人 ，在路边的深沟悬崖边，先打、斗，然后杀掉，踢进沟里。其中一天就枪毙28人。C女士本人家在通许县，家里成份是地主。她说，1952或53年，村里被抓走了四五个人 ，其中包括她爷爷，全关进监狱里，出来的时候，都是用筐或用木板抬出来的。她爷爷出来时水都不会喝了，不到一星期就撒手人寰了。村里其他几个人也都是十天半月就死了。





在1951年云南省曲靖专区沾益县的“清匪反霸，减租退押”万人大会上，因“大恶霸”潘子笏拒

不交待“浮财”下落，“民兵”（实际上是地痞流氓）们就把潘的小老婆揪到主席台上斗争，把

她捆了吊起来逼问，还有一个“民兵”用匕首挑烂她的上衣，威胁不说出浮财下落就割下她的乳房 。女的哭着哀求，反复说不知道，那民兵就真的割掉她的一个乳房，小老婆当时就昏了过去 。大会并没有因发生这一暴行而停止，女人被抬一边，批斗继续进行。当时县委书记甘文茂和农会主席余福礼都在会场，却没有一人上前阻止，这时他们不是让人对女人进行救治 ，而是派人打电话把地委书记杨承明搬来。杨到后却说：“算了，等一会宣布枪毙地主恶霸时，连她也一起枪毙了，这样议论少一些”。就这样，原定枪毙的42人临时改为43人。这个女人只是因为她父母欠潘子笏的钱，被迫嫁给潘做了小老婆，没想到就这样稀里糊涂地送了命 。更令人发指的是，还有四五个人被枪杀后还被人挖了心。

50年10月10日，在毛的亲自主持下，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简“双十指示”），从而在全国范围内正式拉开了镇压反革命的序幕。对心存犹豫行动迟缓的干部，毛训诫他们：“你们不要浪费了这个时机，镇压反革命恐怕只有这一次，以后不会有了 。千载难逢，你们要好好运用这个资本，不仅是为了杀几个反革命，而主要是为了发动群众 ”。

1951年1月中旬，随着中共军队在韩战战场进展顺利，毛志得意满，进一步要求在国内大杀反革命，并开始向地方官员下压“杀人指标”，后因毛在“反右”运动故伎重施，使上百万知识分子无辜蒙冤二十余年，这一做法因而臭名昭著。1951年1月21日，22日，毛要求上海在今后一年内要杀一二千人，在春季要处决三五百人，要求广东当局在已杀3,700人的基础上，再杀三四千人，“今年可以杀八九千人为目标”。2月，在毛的建议下，中共中央专门召开研究杀人的会议，毛再度指示上海，51年内至少要杀3,000人左右，批评南京杀（200）人太少，说应在南京多杀，要求学习北京、天津的“镇反经验”。

在毛的一再督责下，4月27日，上海一天就逮捕了8,359人，30日一天就杀了285人，5月9日又杀28人，6月15日又杀284人，以后每过几天枪毙一批，少则二三十人，多则一百四五十人。到11月初，半年时间已杀了将近2,000人了（杨奎松：《毛泽东与“镇压反革命运动 》）。

对治下出现的如此大规模暴行，毛不仅从没有进行过反思，相反还自鸣得意。1956年发生波兰、匈牙利事件，他说：“我们杀了70多万人，东欧就是沒有大张旗鼓地杀人。革命嘛，阶级斗争不搞彻底怎么行！”1959年，他又两次吹嘘那场杀人无数的镇反：“镇压反革命，杀一百万，极有必要。1957年右派进攻，反了右派，反造不起来了”，“反革命杀了一百多万。匈牙利沒有杀反革命。六亿几千万人，消灭那个一百多万，这个东西我看要喊万岁”，活脱脱一副嗜血恶魔的嘴脸。

在这次运动中中共究竟杀了多少人？如上文，毛自己供称70多万。中共内务部长薄一波在“镇反报告”中宣称：“为了永久的和平，为了人民民主，在过去三年半(1949—1952)，我们清算了二百多万土匪”。1999年9月，官方的解放军出版社推出的《新中国剿匪纪实丛书》，披露五十年代初期共军在华东、中南、西南、华北、东北、西北地区分别歼“匪”41.6万、115万、85万、2.9万 、7.9万、6万人，合计258.4万。然而，这显然并非完整的数字，因为西北和西南的统计截止日期分别为1950年的1月和2月，这时候这些地方刚刚“解放”，大规模的“镇反”还未开始，中南和华东的截止日期分别为1952年6月和8月，两地的“土改”、“镇反”、“剿匪反霸”也未完全结束。

前《纽约时报》驻北京采访主任纪思道（Nicholas D. Kristof）和伍洁芳（Sheryl Wudunn ）合著的《中国觉醒了》（China Wakes）中则说：“据中共前公安部长罗瑞卿提交的报告估算，从1948年到1955年，有400万人被处决”。

辛灏年的《谁是新中国》中说，1950年的土改，地主被害200多万以上，1951年的镇反，又有400多万“反革命”遇害。柏林自由大学教授郭恒钰在其《中国现代史》中说“国军被害者约300万人，国民党遗留在大陆的党员被害者约140万人”。法国外交官杰奎斯•圭拉麦将军估计，从1951年2月至1952年5月间，至少有300万人被中共杀害。据1969年4月7日莫斯科电台广播：49年至1952年有280万人被毛泽东处死，1953年至1957年有350万人被杀。

镇压反革命（包括土改中对“地主恶霸”的镇压）是中共建政后第一个重大的举措。一个甲子后，我们再看这场“运动”，它至少有几个历史涵义：

第一，它将新朝定格在继暴秦和暴清（制造“扬州三日”，“嘉定三屠”）之后，中国历史上第

三个在大屠杀中建立暴虐统治的政权，而且它比前两个更为嗜血，更为暴虐；

第二，它是毛一系列祸国殃民的“阶级斗争”的开端，预示着他及他的党徒带给中国人民的，决不是什么民主自由，或者繁荣富强，而是一轮又一轮的镇压与折腾；


*****落桂闲人

附记：我相信上述是真实的。例外：我同学的父亲是国军团长，策反师长失败，师长的警卫原是他的警卫暗中告知，他逃跑并脱离关系，解放后是省城某区的医生，文革冲击不大。总参谋长徐慧滋，1948年的解放战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