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思想转变，是来美20年之后，由于唐山殴打女性事件。视频显示分局长马爱军在场和暴徒一伙的，同伙包括片警、镇江市委书记马明龙的儿子等，曹建华的老婆郑东那背景更是深不可测。现场还有两名外国人是来和黑帮联系赌马的。华北理工大学附属医院也是罪犯亲戚开的。该店是黑店专门搜寻漂亮女性给黑帮和官员泄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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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可以看看我以前的博客，尤其关于近代史的，揭露的多是国民党的黑暗面，引用的是毛泽东的诗词。

顺便说下，我过世的父亲也是高干，曾是负责三个县的县大队长，县志里有名字的，以前网上还能看到。他曾告诉我，有一次国军20万人过来，他们把情报透漏给日军，结果全被击溃。我当时说怎么能这这麽干呢？他训斥道你懂什么？要是他们过来还有你吗？他倒是从未以权谋私过，文革被打倒的太早，解放的虽不晚，我妈觉得他太倔，让他提前退休了，避过了后面的反击右倾翻案风。

文革抄家的1966年最热的季节，半夜外出方便，看到一队人点着火把远远的走来，我脑子里不知为何冒出“明火执仗”几个字。此时家有三只手枪，两只由部队带来的，其中一只小手枪很漂亮的，红绸包裹塞在带有一粒一粒的子弹武装带上的皮套中，另一把镜面匣子，枪套似乎是木头的死沉的，只有第三把有持枪证是62年发的。妈妈匆忙之中不知把它们藏到了哪里，我的枕头之下是子弹。

这期间的记忆，包括跑近50分钟去看省医学院被砸的现场，实验室里试管烧杯天平碎了遍地；再是广场上到处都是两派的标志物，水泥的铁铸的十几米高；再是建于公元500年的寺庙里，铜菩萨像被推倒融化（文革结束后说没技术无法再铸）；再是造反派下乡被农民打回，随即抢了军火库成立几个城防司令部上街游行对天放枪。文革开始，仿苏联形式的青少年宫，我作为学校代表去玩过的，成了刑警大队驻地。有段时间，夜里常有女性的哭声，持续了一个多月。我对文革前的民警印象不错，有次我们逛商店时姐姐走失，回来时民警和姐姐在大门口呢。

文革的记忆，各种小报满天飞，各种毛主席语录，但是缺少擦屁股的纸。那时男人只有两种选择，一是深黄色粗粝可见稻草杆片的草纸，二是报纸，用来擦屁股有风险。想要找到没有毛主席像的报纸很难，有人因此被打为反革命。妇女用的卫生纸常缺货，有时要漏夜排队，母亲就使唤过我做这事。还有成千上万种毛主席像章，我有一款前是头像后是飞轮，走路时飞轮转动放光，类似八一电影的片头那样。不戴像章的，想来活不长。

此时我上小学，听到母亲劝告父亲不要自杀，说替孩子们想想吧。作为狗崽子听到这话，我头发很快就白了。他被关押后，我们全家被赶出父亲单位，那时全家的财产只有一只皮箱，两个凳子（衣服被褥不算），其它家具都是租的国家的不能带走。没地方住，后来母亲单位的领导可怜我们，把他的三室一浴腾出一间，男女四人共享。

这是在省人委（省人民委员会，仿苏的，那时还未叫政府）大院中，少了在父亲单位的屈辱。我常常早上去大食堂买馒头，大食堂偶尔卖的是忆苦饭，就是糙米。有个伙伴用馒头喂鸡，因为他妈妈有哮喘病，那时流行公鸡鲜血注射治百病。他家的公鸡很凶，主动跳起来攻击见到的所有人，也常常跳上窗台由4楼一跃而下。

更有勇气的是省人委的一位干部，由六楼一跃而下，摔在二楼的平台上。我们听闻后跑了十几分钟去看，运尸车滴着鲜血，还有一点骨头碴子，我第一次见到死人，恶心了好几天，老是想吐。

不过很快我们被赶去乡下了。后来有个同学告诉我，我头发至少有1/3是白的，那时母亲已经在身边，最坏的时候已经过去了。

1968年初，我过了有生以来最冷的一个新年。我们住的房子不是给人住的，没有天花板，屋里屋外的温度相同，雪籽在瓦上跳啊跳就落在棉被上，加塑料布也不行，这层雪籽化成水由周边渗入被子，我彻夜都在发抖。母亲在大半年后才与我们团圆，此前只有兄妹三人，最大的哥哥15岁。我们起床就赤脚，穿鞋只在洗脚后上床前。因为赤脚，脚底被树枝划破难免，更有一个农村孩子脚掌被玻璃横断，伤口半寸宽半寸深，医疗条件差没有缝合。但是，农民们不歧视我们。只是有一人借了6块5毛钱，一直没有还，母亲也不去要。那时这些钱可以买16斤鸭蛋，或30多板豆腐，每板400小块。我们每月有150克棉籽油，半固体的像浓鼻涕但没那么黄，几十年后听说棉籽油致癌或导致不育。有次村里来了一个游方裁缝，告诉我民国时期的生活更好，我听了后悻悻然。

队里没我们的活，同龄的孩子偶尔有放牛的，牛也不多，三年的时间里，大队只有因老残，杀过一头牛，铁锤击头部，牛站着不动直至倒下，看了觉得悲哀。水牛斗起来很危险，体积长度都是西班牙斗牛的一倍，没人敢管，直到败者掉头逃跑，胜者稍稍追十几步也就停止了。知青们能干一些农活，我们这里的知青似乎都是工读学校下放的，估计都是流氓 - 早恋也是流氓，但为人倒是都还好。几年后我误入省知青工作会议会场，听到某地知青因偷老乡的鸡被打死的报告。再过些年，我还会看到黑龙江的团长政委因强奸几十名知青被枪毙的文件。

说到工读学校，要说一下小学。我本来提前一年报了名，可是同岁同院的孩子没报上名，他母亲知道后 - 她老公还是右派在劳改，女儿的名字苏式的叫琳娜 - 去学校闹把我拉下来了。浪费了一年。我上小学的第一天，发现自己成了班主席，但老师的话没听清楚，上了一堂课就跑回家了，等同院的女生 - 是领养的 - 告诉我还有课，我还得跑回家里拿书包，回到教室老师正在问：“你们的班长呢？”“喏”- 大家指着刚进门的我。

小学的同学中，贫民的孩子们有个学习小组，估计是上学前抢过我月饼的那批，其邻居是个小店主的孩子，不被合群，我们做过同座，每次作业做完对一下答案，不同就分头重做。有次他右手裹了半年的石膏，结果左手的字变得很漂亮。我还有个同学是资本家的孩子，家住工商联，扭来扭曲写不成“多”这个字，手把手教会后，就常去他家里玩，有很多的玩具，陆军棋海军棋啥的，我家没有。他也来我家玩，一路正说着我家有个小狗 - 最多一尺长 - 不要怕啥的，小狗突然由后院串出来，他扭头变成了兔子，狗在后面汪汪的追，最后一个大马趴把膝盖摔破了。而我的膝盖似乎没好过，常常是跌一跤把没脱落的伤疤摔掉了继续流血。

三年级的时候我成了中队长，不过是第二批入队的。唱的是郭沫若作词马思聪作曲的队歌，听的是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是烈士的鲜血染红的，对此我心里一直怀疑着。我成了升旗的大鼓鼓手，本来挺神气，因为我居中啊，可是小鼓手有一个老是出错，反而与我对调成了大鼓手。我还参与了无线电发报，认识了一个高年级的同学，我的钢笔字很快学会了他的风格，一起参与少先队的大会，按他的建议投票，会快结束时发现我没职务，于是我莫名奇妙的成了大队学习委员，但啥事也没干过。当年的宣传画：今天是红领巾，明天是说红旗手。（队歌末尾是“战斗在民主阵营最前线。”文革开始后少先队再无活动，我当时并不知马思聪叛国投敌，这里要感谢美国对于人才的保护）

小学放学后，我总是一头钻进书库，看了无数的东西方神话故事，九头鸟喷火龙啥的，还有苏联外星人的故事，说的是突然降落的飞船是一个大脑控制的。此外就是1972年全世界会实现共产主义。不过我期盼的，是哈雷彗星的再次来临，那时最吸引我的是天文学。

小学主要想说的是班上来的留级生，老师指定他为我的同桌，我们成了很好的朋友。临下放前我与他告别说后会无期，他十分失望，对我说：“毛主席说下放劳动是一个极好机会，那末应该会回城吗，不然怎么能说是机会呢？”可是当时确实没有丁点回城的希望。爸爸还被软禁着，妈妈的单位省文化局已经撤销了，文化革命把文化局革掉了。文化局长是剧作家，二几年的老党员，此时不知去了哪里。看过批判他的大字报，他由西藏回来说达赖的威望很高，粪便都是牧民的药。而我爹告诉我，达赖在慰问演出后把省歌舞团的女演员扣在宫中，后来张国华去要人才放出来。

下放回城后我还真在路上遇见了这个年纪大些的同学，那时他也进了工读学校。风景秀丽的人工填成的半岛上的尼姑庵，不知何时成了工读学校。由于同学们告诫不要与之来往，没有深谈。我不知道是他的政治见解还是早恋导致他进的工读学校，他也不愿多谈。可是他在下放之前的那段话，令我记忆深刻。

再回到下放之前。爸爸还在软禁中，工资扣了一半。妈妈单位撤销，有很多扫尾的工作，半年多后才能团聚，这段时间得了青光眼和肾炎。局长的妻子就是因青光眼自杀的，压力可想而知。当时没有钾盐，妈妈只能吃矿盐石头，没啥盐味，还不好买。妈妈在下放之前无暇去看房子，因此我们得到的是笼谷间，未打算住人的因此没有天花板，土瓦间缝隙不小，屋里还进来过一条蛇。

我们没啥开销，大队有个小卖铺，黑乎乎的，唯一的点心是1角5一斤的发面饼，有甜味，也是黑乎乎的。谷子是队里给的，自己磨成米。石磨用竹片黄泥构成沟槽，时常掉泥要重构的。晒谷场也是泥土地，碎石泥土去不掉，要靠淘米。磨完用风车扇去大半谷壳，但是残留的谷壳就要大竹筛子，让谷壳上浮，跑去表面中心区域，我没那个手艺。

吃水要自己去井里打水再挑回来，井口有根绳子下面挂个水桶，没有北方的轱辘。打水有诀窍，因为木桶是会浮在水面的，所谓一桶水不响半桶水咣当，开始只有半桶，后来学会抖动绳子让桶倒扣在水里。因为力气不够，右手拉起一段后要左手将绳子折在井沿上，再换位置拉下一段。挑东西也有诀窍，步子要跟随扁担的波动，挑担换肩多了，后颈处会有一个鼓起的肉包。我看重庆扁担工用木棍，那要惨多了，木棍窄小会咯得肩膀疼。

大队与县城隔一条河，枯水季节可以先翻两座小山、淌水过河后沿沙土公路走；也可以走山路，快到县城的时候过个石桥。桥有数百米长，两端立有约1米5高的石柱，四面各刻有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释迦摩尼佛等。后来石桥被水冲毁倒塌一段，一直没有修复，枯水期可以爬下、涉水一段、再爬上过河。更远还有一座藤或铁索桥，走过几次。

每周我们走路一个小时去县城逛，淌水过河常不可行，或者湿了裤子，而且路更远，因此我们多是翻山越岭，路边有泉水，有菜地的话可以去拔个萝卜吃，主人不会怪罪的。半路有个亭子，就是古诗里”何处是归程，长亭接短亭“的那类，书里说长亭每隔10里，短亭每隔5里。亭子横跨在小路上两端是门洞，为旅人避雨用。墙上有一块石板刻有名字，某某捐赠法币二元，纳闷还有捐法国币的？我那时还不知道指的是国民政府的法定货币。县城唯一的商店偶尔有点好东西，云片糕似乎常见，有过一次出口转内销的蛋卷，高兴坏了。然后去唯一的饭店吃碗面，没记错是光面5分，肉丝面2毛不是每次吃的，店里人很少。没有其它的店，但是有文化馆里面有乒乓球桌。

听到过几则逸事至今记得。一是知青为2块钱打赌在冬天游过一个湖。二是县城人打赌，一支烟的时间里吃50个鸡蛋，蛋黄蛋白分开的，吃的人先喝了一大勺酱油，期间抽烟的第一口已经去了半只烟，结果忘了。三是刚解放时抓了个蒋匪，枪毙时说是刀枪不入，后来不知如何搞死的。坛子里有类似的说文，抓捕一个小老头，三人吊在一人身上还被后者抡的像风车团团转。

我家不远有两家下放干部，我有两位捡田螺的女伴，小的6岁；大的比我大一岁，有位弟弟也是6岁，但是宝贝的紧，不外出的。捡时先看泥里田螺的透气孔，走路不能把水搅浑。蚂蝗很多，6岁的蓉蓉第一次发现蚂蝗，只是啊啊的叫说不出话来，我赶上去替她揪下来。揪的晚的话，伤口会继续流一阵血，书上说的拍打下来是没用的。蚂蝗很难搞死，周边也没石头，农民说切几段活几段，旱烟管里最毒的烟油可以杀死它。我有次不小心掉到冷浆田里，万幸不至没头，可是爬不上来，亏得箐箐小心翼翼的把我拉上来，山里没有同伴是危险的。

不过，我的主业是砍柴，单程10-20里，砍倒的树晒半个月后才切断捆包担回，捆是用一种实心的细竹子。通常各人记住自己的财产所在，被人偷走的事很少。屋檐下我们的柴火可与最好的农村孩子媲美，哥哥甚至去县城卖过两次柴。要卖的柴火挑最好的松木枝，每段同长，切口呈四瓣梅花。

翻过小山还有两家下放干部，是工学院的讲师，他们找了间屋子建设中学，中学教材那时只有工农业基础知识，不记得学了什么，只记得村里唯一的语文老师讲毛主席诗词时”旌“字读错了。之所以记得，也是因为被他蛊惑去40里外的深山砍毛竹，他说朋友多，会管饭，结果回来时人家招呼他吃饭，他也不停。害的我空腹返回还得扛着一根刚砍下来的竹子，越来越重，那时我不到13岁。哥哥曾去一年一度的赶会，单程60里，不让我去。

深山里的茶树约八寸粗，几乎无路，据说偶尔听到虎啸。路过一片废弃的区域，一边有许多残破的墓碑石，在此地是上好的磨刀石；另一边是依稀可读的标语：赤奸掠广，这里曾是苏区。后来有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入更深的山，村民见了招呼说：“保长来了？”

我们有一小块菜地，江南水多，空心菜种了1米宽的一溜，自己长成2平米的一块，吃不完。我们养了四只鸭子，漂亮的湖鸭经常上房，而灰鸭去到田里很不容易让它们回家。不像别家，田螺我们不喜欢吃，鸭子们连壳吃，大的可超过3公分直径的田螺鼓起一包在鸭脖子里缓缓而下，因此一只鸭子一年下蛋300多个。之前我们买养鸭人的鸭蛋，4毛一斤。村里每年会发两包家禽瘟病病粉，但还是有鸡瘟死的，我们不吃，邻居喜欢。那时的鸡瘟不鲜见但不传人。出外还常见野鸡，扑棱棱飞个几十米就掉下去了，与湖鸭差不多。我们养了不少鸡，自己会去隔壁的笼谷间找地上的碎米，但不会飞到磨盘上找茬。不记得吃过鱼，没有鱼塘。肉很罕见，过年农民杀猪，妈妈求上门去买几斤肉。但是，糯米打的麻糍，我们可以收到50多碗几乎是全村的人家，关系好的另送大块的，可以保存半年，吃时削掉霉点，也许就是黄曲霉？

村里最好的两位同伴，其一小名狗仔大名端琪，父亲曾是保长，偶尔会被游村，或被人去家里教训，村里都是分派的，交好的包括我们不会去让他们难堪。其姐失恋成了疯子，药物之一是人中黄。另一位是村里唯一的铁匠刚收的徒弟，很快两臂肌健鼓起。打铁时师傅手持小锤，除指点部位外，徒弟跟随师父小锤点的轻重敲大锤，待到师傅将小锤在铁砧上一滑便是暂停，要回炉了。村里的原地主，主要工作是绕村敲锣，要各家管好鸡鸭不得下田。村里有个女孩，生父母在省城，不知如何做了别人的养女，打扮较别家洋气。另一位也挺聪明，我的手被镰刀割破，指着一束草问是否镰刀草，她反问我说：你手里拿的是什么？（镰刀）。水稻要数次耘禾，用脚大拇指食指把杂草夹住，转着压入泥底，禾苗的叶子很刺挠划破小腿，会肿而且痒的难以忍受。

下放后点的是煤油灯，就是清朝传入的那种，鼻子里总是黑乎乎的油烟。大队开会时有汽灯，我见到后觉得稀奇。后来讲师们买回一台二手水轮发电机，利用原有的水渠，在落差高的地方建了发电机房。接电的是冬季的某晚，在大队部电灯之下，原来的水渠成了平整的走道，我在犹豫中掉了下去，浑身湿透。后来还有个幼童掉了下去被冲走了，由深潭底捞起来，我第一次看到人工呼吸，可惜没救过来。

这时我们已经搬到有天花板的原保长的两三间屋里。泥地很阴凉，红薯放在地上，数月后便很甘甜，但是难免会烂。后院的山上据说有竹叶青，没敢上去过。有段时间因为备战备荒，搞代食品，把山里能吃的东西都搞来加工，葛粉什么的全天然，味道还不错。有了电后，大队搞了几台食品粉碎机，每逢红薯收获，家家都把数不清的红薯磨成粉晒干贮存，然后是海量的炖粉条、包菜饺子，吃的我看到薯粉做的食物就想吐。

村里只有赤脚医生，不记得找过他们，母亲有常备药箱的，还有一本赤脚医生手册。但是另一下放干部的女儿病了，只能放在运猪的笼子里由独轮车推去县城，幸而无恙。各队里都有血丝虫病患者，小腿肿的像大腿似的，上下一般粗透明发亮无药可医。文革中人们贡献出各种偏方土方医术，还有个军医搞出个平衡医学，培训过四千多万人，特点是只有30几个穴位，屁股痛的就叫臀痛穴，治腰痛的就叫腰痛穴，大半穴位是重命名的。

我偶尔回去看父亲，在一堆牛鬼蛇神之间打地铺，他们都是父亲的下属，多为民国的留用人员，副手是延安发配的托派，都是文化人。文化革命就是革文化的命。来回有时能搭便车，或者在地区住一夜后转车。去县里是盘山公路，我基本上都是吐个一塌糊涂。这期间，我听说原下属的一个退伍兵打了父亲一耳光，父亲年老体衰又不忿其辱，上去握其睾丸用力一捏，后者哇哇大叫，被人劝开。此前，省委书记省长都被带高帽子游街，并排五辆卡车，两侧各两列卡车上满是是荷枪的造反派，车队望不到头，比周总理去世时的场面宏大多了。

后来母亲调任公社农机厂指导员即党务一把手，但从来没搞过政治。我们也去了县城近郊，哥姐去了县中，我上了公社中学，每天上学横跨县城。班主任是位年轻的夫子，中文很好，乒乓球很好，更是个破竹篾的高手。尤其开始一刀，掰开其成两片，不均匀的话就浪费材料。同学有位自发的电工，破篾手艺略次，家里电灯的零线就是一根铁丝插入地里。还有位是原公社书记的儿子，同学多叫他猪牯，这也是他父亲的绰号，因为他父亲下去视察必要两事：杀猪和找女人，稍不如意，就威胁告县长坐班房（下狱），文革来了他也倒台了。刚上中学，我因没学过分数成绩很差，后来就拔尖了。中学里，农村的女孩们都是红红绿绿的的确良衬衣，但是气质上仍以下放干部的孩子们出众，有位叫小文的非常文静秀丽。记得每逢快下课时，我们便把身子转90度，铃声一响慌忙冲出去抢两台乒乓球桌。中学有十几亩田，我们要挑粪啥的。挑粪的人自己多半闻不到臭的，因为有风。我还跟母亲和员工们参与双抢，就是双季稻之间的抢收抢种，割稻子的镰刀是有锯齿的。厂里试制了脚踏打谷机，几十台一起动作，噪音大，我不久便头昏脑胀，换着去抱稻捆，免不了胳膊被划破。插秧时则要保持间距和速度，三个指头夹住秧苗插入泥底。以母亲的身体参与这种农活，我真是很佩服她。

县中里有几个陈列室，一是破获的反革命帮派，有国民党旗啥的；二是抄家的缴获，不少好东西，多的是金砖，约20x10x4mm，我第一次看到，心想这么小啊。

这段时间，原文化系统的干部常来我家聚会，有位叔叔喝多了在外面吐，另一位阿姨哈哈的笑他，她的丈夫现在是人大代表。两人没孩子在身边，阿姨对我妈说过几次，想把我要过去。妈妈问我，我没答应。若干年后，阿姨的小儿子新婚40天后死于越军偷袭，阿姨性情大变，老伴已没，独居一处，最后死在半夜当时身边无人。如果我当初答应了，是否她会因此逃过一劫？

下放期间，父亲病过几次，只有一位女属下带他去看病，别人都躲着，后来还讽刺她想攀高枝，因为此时工宣队已经进驻要解放老干部了。有位临时工是父亲替他转正并把农村的妻孩接来团聚的，文革一来他成了监视者，小报告谁来过我们家。还有一位上海人情况类似，儿子是我的跟屁虫，我小学的课本也给了他，也成了打小报告的。还有位同学，父母是妈妈的同事，贫民有了工作对党很是忠诚，文革一来每餐饭前全家起立，恭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我们家不搞这一套。

下放三年后，父亲被解放了，因孤单一人要求妻儿团聚，这时哥哥已经高中毕业被分配在地区钢铁厂，一个焦炭都练不好的单位，卧室隔着走道就是鼓风机房的门，睡觉时比坐飞机还吵，偶尔有人开门就突然加倍，腿若不小心碰到墙就随着抖动。这时我已不想回省城了，想起父亲单位里人性的恶劣，造反派掌权；在市里不找关系一张电影票都买不到，尽管这时是“越南电影，飞机大炮；朝鲜电影，哭哭笑笑；中国电影，新闻简报”。

文革前住的半地下室一侧， 大厅是黑乎乎的，夏天好多人跑去午睡，搞得我做过很多次恶梦，由高高的台阶上爬不上来，最后掉下一个黑呼呼的空间，梦中被吓醒。此时高干住半地下室被传为干部不搞特殊化的例子，因为文革的新贵们已经在争相攀比了。我们回城后，占了一个邻湖的宿舍区里的三个房间，相隔100米，厕所浴室另在数十米外。还是没啥家具，原来家里有个红木色书橱，玻璃门是掀起来然后由上端推进去的。搬家搬得太多，东西也丢得太多。省里还来人要过党史资料这套书，可家都抄过了哪里还有，不知道中国还有没有。文革期间还有些人因为恐惧上交了房产，文革结束后政府的回答是自愿交的不能退回，没收的可以。

缺不缺的都是书。文革后期，当权者把好多刻在大片桃木板上的古迹书籍，做为柴火发给馆里的职工烧掉了，估计有上万块。我家没份，但找人要了一块，只记得上面的宋体字及其漂亮。桃木变形少，近8寸宽10寸高的雕版，仅木材就罕见，因为桃木生长缓慢，我在深山里见到的直径还没这么大。可惜父亲有的书库钥匙没有给我，我倒是看到过他拿出来的书如姜太公六韬，还有民国版的《第二次中日战争史》，想来第一次指的是甲午战争。这本书要是还在的话，应当是抗日战争的重要史料。

支左部队来了，领头的是一位后来玩弄了所到之处宾馆招待所多位女性的政委。某军工厂的群众领袖是位工人诗人，把大街小巷贴满了“高压=0”的标语，某营盘用高射机枪射击散发传单的支左部队飞机，伟大领袖对此评论说：谁说中国没有内战？当然，最后还是左派赢了。有得到支持的民众抓了十几位对手，挨个枪毙，见到此景的人告诉我，枪手发抖的端不住枪。有位绰号棍子的中学生，据说吃过人心，也被枪毙了。政委发起了两个革命，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这时大约就是我小时看到的全世界会实现共产主义时间的197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