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作为美国“和平队”志愿者来到中国，目前在美国匹兹堡大学和香港大学教授非虚构写作。
冬日的土地，冰冻三尺，无声无息。天空没有一丝云彩，阳光照在白雪覆盖的稻田上，反射着明晃晃的光，刺得人情不自禁地蒙上眼睛。
刺骨的寒风中，我倾斜着身子，步履艰难地从红旗路北上，去一个叫做“荒地”的村庄。
1
放眼四下，一马平川，了无生机，清冽冷峻。两车道的水泥路从稻田中横穿而过，令我想起故乡明尼苏达冰冻的湖面上凿出的小路。不过，这里可没有暂供栖身的冰屋。我在第二十二中学做志愿者教英语，那里的冬天还算好过，整个校园烧煤取暖。十分钟前，我就是从那里出发的，但现在，我的胡子上已经结起了冰碴子。
皑皑白雪中不时冒出一簇簇干枯的植物，挺像耙子和扫帚一类的东西。我的左边，落日在遥远的地平线上慢慢下降。
这是12月末的下午3点22分。今天这个日子，中国的农民管它叫冬至。
过了冬至，1月份就要迎来小寒。今天的最高气温是零下22℃，想到这只是“小小寒意”的前奏，我有点害怕。学校的推拉大门上系着一条大红的宣传横幅，号召大家“预防手足口病”。还有条更没用的，说的是“冬季来临，气温骤降”。
红旗路只有一个交通标志，限速每小时40公里。工作日都从没见过有谁超速。自行车，三轮车，人人都不紧不慢，吱吱呀呀地来到十字路口的中国农业银行、种子店、面馆和火车站。火车站的墙壁被刷成一种亮晃晃的粉色，尖尖的顶是锡制的，鲜亮的蓝色和荒地村平时的天空很是相配。
要找个词来形容这个火车站，老旧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来往吉林与长春之间，横贯约113公里的新高速列车不会在这里停靠。对于列车上卧铺车厢里的乘客来说，荒地村就是短短三四秒间以模糊影像迅速掠过眼前的一个地方，和中国东北的任何乡村没有两样。
当局者清。走近了看，红旗路边一字排开，散落着很多垃圾：熊猫牌香烟的空盒子，这个牌子还不算便宜；茅台酒的空瓶子；印着股票咨询的大张废纸；房地产广告传单；命理学的书刊，上面列出了买宅安家的吉利日子。
还有些不知何人出版的小报，报名都是《奇闻异事》之类。上面有高级官员的私生活，各种最新谣言被写得神乎其神；还有一些问答环节，比如，会从北京迁都吗？——不会。“文化大革命”死了多少人？——很多。
2
今天，红旗路上静悄悄的。唯一的声音来自一面横幅，挂在两棵水曲柳树苗之间，寒风中猎猎作响，卷起来，展开，又卷起来。卷展之间，我看到了几个字眼，种植、种子、记录和出产。每天我都会经过这条横幅，但和熟视无睹的农民们不一样，我总爱抱着好奇心去研究它。
在这几乎没有报刊亭和街道标志的中国农村，宣传标语就是我的中文初级读本，虽说其政治鼓吹的企图昭然若揭。这条大红色的横幅教会我几个字，最后总算凑成了一句话：种植高质量种子，创造出产记录。
几十年来，三层的中学教学楼一直是荒地村最高的建筑。
从我任教的教室看出去，能看到村里所有的农舍，在一望无际的原野上仿佛或密或疏的海岛。现在，我正朝一块大广告牌走去，大概两公里开外就能看到上面的大字：打造东北第一村。
立牌子的是东福米业，荒地村的一家民营农业公司。我只是认了认这上面的字，心想和其他标语一样，又是闹嚷嚷的大话，没往心里去。直到东福米业开始让这话成真。
传言说，红旗路也要像铁路一样翻修升级了。当地人心想，是不是一切都要变成新的，只有他们的生活方式要过时了。甚至还有人说，村子的名字也要改。
没人能确切地解释这个村子为什么叫荒地。这里明明地处一片肥沃的河滩，从松花江的西岸一直延伸到草木丛生的丘陵地带。也许正是因为如此，早先的农民们给村子取了这个名字，想迷惑外人，别移居过来跟他们抢地方。周边也是一些小村庄，一马平川的稻田上点缀着十几间平房。这些村庄的名字五花八门：孤店子、张家沟、东岗子、土城子……
迈克尔·麦尔镜头下的大荒地村
过去，来这里扎根的“新人”，不叫这里满洲或是东北，也不叫关东，甚至不照地图上标示的那样，叫东北三省。他们只是按照所见所闻，用眼前的情形来称呼这里：北大荒。
“尽管不知道上帝到底将人间天堂选址何处，”有一位法国神父曾旅经东北，下笔成文，“但我们可以确定，他没有选这里。”
然而，我眼中的北大荒美丽而独特，当得起这个引起无限回忆与共鸣的名字。北风从雪野之上呼啸而过，又穿透我厚厚的四层衣服。我神游天外，这阵狂风，应该有两个管不了孩子的父母，一个叫戈壁霜雪，一个叫西伯利亚冻土。
我的邻居们管这种感觉叫刺骨，不管你里三层外三层裹得多严实，这风还是能吹到你骨头里去。
3
中国地大物博，各个区域的丰富多彩不输美国。
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方言、菜系和性格。把东北这个词和这三个名词连接，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几乎都会立即想到爽脆的口音，拉长的腔调，土豆酸菜，猪肉饺子和剽悍不失低调甚至有些古怪的民风。
有一首曾经全国传唱的流行歌曲《东北人都是活雷锋》，歌里用半戏谑的口气，描述了东北人民乐于助人的美德和有些让人吃不消的热情。任何在美国体验过所谓“明尼苏达热情”的人，都会觉得这种感觉亲切熟悉。
作为明尼苏达人的我自然被这历史和民风吸引。
东北人鲜明独特的个性更让我想起童年时代的老邻居。另外，中国的其他边疆地区都有非常独特和难懂的方言，比如藏语、维吾尔语或者粤语。而今天的东北则使用标准普通话和非常接近的方言，如此一来，我的听说和阅读都不成问题。不过，最吸引我的，还是这片土地的历史。
我所在高中的学生们，每每上历史课，都会用庄重而洪亮的声音，读着“中国文明有五千年的悠久历史”。不过，在他们的历史课本上，东北在这上下五千年中所占篇幅少得可怜。
在现代中国生活的人，都明白见证传统流失，老景翻新的感觉。
在北京，也许你上周还在一条巷子里的小店吃面条，下周再去就发现那儿已经变成一堆瓦砾。十年前，在一个即将因为三峡工程修建而被拆迁的尼姑庵，我遇到一个年长的尼姑，她说本来想在那里住一辈子的。还问我能不能把她写进某个故事里，这样也算永远待在那里了。
哈尔滨每年都会举行著名的冰灯节，这是一场持续大约一个月的冬日嘉年华。人们从封冻的松花江上采来大量冰块，将著名的建筑以一比一的比例还原。现场流光溢彩，人头攒动。然而除此之外，东北在大多数中国人眼里仍然是长城以北的边疆，广阔遥远，只能望而兴叹。今天，长城也许不是屏障，冬季的天气是却步的主要理由。除了滑雪爱好者和被虐狂以外，谁愿意去零下的天气里度假啊。
这里的夏日倒是温和晴朗，但就连我这个“老外”也总觉得这个中国右上角的地方只属于我一个：火车站售票处没有挨挨挤挤的人群，不需要提前预订酒店，也完全不用避让旅行团。我以荒地为起点去各地旅行，大概在这块土地上畅游了4万多公里。
东北真正的划分线是所谓的“天下第一关”，长城就在这里与茫茫渤海汇合。
这里的长城翻修过，大概延伸了不到五百米，就在一个水泥砖砌成的屏障那里戛然而止。这个建筑把什么风景都挡住了。走到这里的旅行者面对的只是一道灰色的水泥墙。不过中间有一扇正常大小的门，就是公寓里那种房间门。使劲推开门，眼前就能看到一段野长城，残垣碎石满地，高高野草丛生，老榆树肆意地长满了山头。
穿过这道门，仿佛就跨入了东北之地，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4
东北的农场上，天气就是第四个维度。
红旗路上仿佛带着冰碴的风割着我的双颊。前方远处有什么东西越来越近，突突地响着，还冒着烟，好像一架被打下来的双翼飞机。哦，原来是辆三轮拖拉机。
开拖拉机的戴着一副过于宽大的墨镜和白色棉质的医用口罩，我根本看不清他的脸。再加上一顶有毛边的解放军帽子，就根本没法辨认了。帽子的边缘结了一层黑色的冰，帽耳还在风中有节奏地上下翻飞。司机按了一下喇叭，响亮清越，仿佛都能听得到拖拉机的电池消耗了多少能量。
司机按得更起劲了。——在中国的乡村有条不成文的规律，周围越安静，人们发出的噪声就越大。
司机刹车，拖拉机摇摇晃晃地停下了，仿佛在冷风中跺脚取暖。厚厚的口罩后面，传来东北味浓重的问话：“干哈么呢你？”
“我在走路啊。”
司机是典型的东北人，方言说得跟唱歌似的，他继续问：“谁家滴哈？”
在这个地方，“你是谁家的”是句标准的问候，对外国人也不例外。和中国其他地方问“吃了吗”“你从哪个国家来”不太一样。
“关家。”我说了房东的姓。
“对嘞！”司机大笑起来，“上车吧！”他发动了拖拉机，车子跟上了心脏除颤器似的抖了起来。
我把头藏在司机的肩膀后面避寒。他驾着拖拉机突突突一路往北跑了将近两公里，转了个弯，出了红旗路，来到一些砖石盖的平房之中。他在最后一间那里停下，窗口透着微黄的灯光，烟囱里升起袅袅炊烟。我的家还要再往北将近两公里。但今晚是每周固定的“约会”，要跟我在荒地村最亲密的朋友吃饭。
我感谢了这位不认识的司机，他坚决不要钱。
不过我清楚，总有一天他会跑来跟我亮明身份，我也就能给他帮个什么忙，报了今天的恩。
东北的农场上，天气就是第四个维度。
我推开从不上锁的前门，在门厅里跺掉牛仔裤上的雪，接着打开通往主卧室的门，熟门熟路地上了炕。炕的下面会烧干的稻草秸秆来加热，油布摸起来很烫，但铺上棉铺盖卷就暖和又舒服了。房间里飘着一股烤制谷物的香味，就好像坐在刚出炉的面包上。
跨入这个家的门槛，总是让我觉得亲切又愉快。
炕的旁边是一张圆桌，上面摆满了热气腾腾的丰盛饭菜，有回锅肉、炸蘑菇、蒜蓉野菜。每家每户的窗子几乎都有墙那么大，包着塑料纸，隔热防风。用来蒸饭的米就来自窗外的一亩三分地。做这些饭菜的大铁锅嵌在一个水泥灶里，生火也是用稻草秸秆。
“麦尔，”一家之主点了点头，算是打招呼。
“三舅，”我也点了个头。
我们不讲什么客套，不会寒暄什么“一定很冷吧”“吃了吗”“你穿得太少啦”“多吃点”“抽根烟”“喝点茶”“冬天了，外面冷，多穿点”“喝点酒”“你看起来好冷啊”“吃吃吃，多吃点”之类的……这种熟悉和随意，给我家的感觉。
“我做了饭，”他说，“今晚就我俩。其他人都去——”这里他就要说某人的家，可能是四表哥，可能是二外甥，或者其他什么亲戚，反正我得画个详细的图表才搞得清楚。
把任何中国的大家庭化成一棵树，每个分枝上的称呼都能表明你来自哪一边，排行老几。英语里我们就笼统地喊阿姨（aunt），但在中国，就可能是大伯母（爸爸最年长的哥哥的老婆）。一个人的表亲，也要分各种各样，可能是二表弟（妈妈妹妹的二儿子）。三舅，就是妈妈那边排行老三的叔叔。
我知道他姓什么，但一直叫他三舅。这个66岁的男人有着红润的双颊，仿佛不会变老，身体反而越来越硬朗了，就像红旗路两旁的水曲柳。他还用牙齿撬开啤酒瓶盖，随随便便就扛起二十几公斤的种子，徒手在地里除草，深深弯下腰去施肥。他抽的烟牌子是长白山，得名于这个省和朝鲜交界处的那座山，峰顶终年积雪。顾名思义，就是永远白色的山。不过，抽着以这座山命名的烟，只能看到青黑的烟圈。
“你们那边儿该过圣诞节了，是不？”
“还有两天。”我回答。
“今晚我媳妇儿不在，”他好像下了什么决心似的说，“咱俩好好喝两瓶儿。”
三舅给两个饭碗倒满了“雪花”啤酒（一般来说，农民家里唯一的杯子都是用来喝茶的）。把自己碗里的一饮而尽之后，他又从一个塑料罐子里倒了点烈酒，自顾自地大声啜饮。他没给我倒，大概想起了上次一起喝高粱酒的情景。
5
七年前，我第一次踏足荒地村。
那时候我孤身一人，是为《国家地理》采写东北历史的。我从省会长春出发，坐一辆满是脚臭味的大巴往东行进了两小时。司机停在两车道的路边，看着挡风玻璃外黑沉沉的夜幕，问我：“你真在这儿下，确定？”
大巴开走以后，我独自站在零下的天气里，后悔自己莽撞冲动的决定。没有出租车能让我逃离，也没有饺子馆或店铺什么的好进去等。甚至连一星半盏的路灯都没有。只有一块大概牛犊子那么高的花岗岩牌子，用冷冰冰的汉字标明，我进入了荒地村的地界。
我冻得上牙齿和下牙齿直打架，在满天繁星的陪伴下沿着红旗路北上。白雪覆盖的田野上，北斗七星仿佛触手可及。四下一片寂静，只能听到我粗重的喘息。烧稻草秸秆的味道从不知谁家的烟囱里飘出来。三舅拿着一个手电筒，等在路边。他把我领到自己家里，桌上摆满热气腾腾的饭菜，房间里坐着很多人，他们都向我举杯欢迎。
“我搬到这儿来怎么样？”高度酒一杯接一杯，酒酣耳热的我问道。
“你住在北京啊！”他说。“谁不想住那个地儿啊？没人愿意搬到这儿来。”
但是我可以啊，我暗想，没有再提。
晚饭后，三舅和我并排躺在炕上。我们俩一起睡了一夜，身子僵得跟木乃伊似的。一整夜，我都做着搬来东北住的梦。但我住在北京，住在首都最古老的地区，和好几个中国家庭分享一个四合院。那里没有暖气，没有热水，也没有厕所。
北京正在拆迁旧城中心传统的老胡同，在胡同完全消失之前，我希望能进去实地体验一番，不想像游客、外国学生和记者（不过，我倒是依次都拥有过这些身份）一样走马观花，看一眼就过了。
两年来，我在胡同里的小学教英语，还带了一些老年学生，这让我每天有点事情干，也在社区里得到了认可。胡同里的生活可不像明信片上那么美好和浪漫，贫穷从来都不是什么值得展示的事情。
我在胡同里见证的很多东西，都和东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系在家养鸽子腿上的竹哨子，每天下午都在头顶的天空忧伤地回旋；比如名字里带有“旗”字的胡同，是满洲的军队划分单位；比如裁缝店里手缝的旗袍；再比如我一个老邻居的电视里每天从早到晚咿咿呀呀唱着的京剧。
那些年，荒地村是我心中的备用居住地。
在现代中国的故事中，主角是首都和沿海城市。看那些闪闪发光的城市！那些新城！那些主办奥运会的城市！那些拥堵不堪、阶级分明、过度拥挤的城市！大多数外国驻华记者都居住在城市，中国的作家也一直将写作重心放在都市生活和城市知识分子上。
我也写了很多关于中国城市变迁的东西，而现在关心的，是另一个世界的生活。
光是看看从农村来到城市的流动人口数量，我眼前就出现大片荒芜的土地，农民们毅然决然甩掉手里的镰刀，跳上一辆路过的大巴，绝尘而去，再不回头。
我想象着空空如也的房间，电视开着，闪着微弱的光；门口走过的奶牛哞哞直叫，听起来那么悲伤，她们的乳房里胀满了奶水，挤奶的人却不见踪影。
1993年，美国的人口普查不再把农民的数量算在统计范围内：这项人口统计已经“失去了数据上的意义”，只有不到2％的美国人居住在农场。但中国呢，有将近一半的人口，大概七亿人，还住在荒地这样的乡村。
不过这个数字正在直线下降：2000年以来，中国有四分之一的乡村已经悄然消失，有的是因为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有的则是为了满足全国城市化的目标，重新划分行政区域，将周边的小村庄纳入新的管辖范围。荒地村离吉林市32公里，需要搭乘一个多小时的公车才能到达，不过最近还是被划进了该市的范围，名字倒是没变，居民则成了城市人口——至少在文件上是这样。
我很清楚，在东北，能够对中国的过去一探究竟。但没有料到，在荒地，我能一瞥这个国家的未来。
6
到2011年，中国“解构”马克思主义社会的年头，远超建设这样一个社会的时间。荒地迎来一个前无古人的新经济阶段：成为一个企业城。
这里最大的公司叫做东福米业，始于2000年，村里的两个合伙人和邻居一样，种了短粒黏粳米。这类米普遍用于制作寿司，中国人则用来做一些小吃。但和墨守成规的邻居们不同，东福米业的创始人做了很多试验，试种了不同的种子，种成了荒地村第一棵有机作物。
到第三次收成的时候，政府各部门开始在官方宴会上使用这种大荒地牌稻米。
2007年，时任国家主席的胡锦涛视察了荒地村和东福米业的总部。一张他在检视产品的巨幅照片挂在公司新开的温泉度假村入口。每到周末，这里就会迎来稳定的客流量。城里人纷纷来此一日游，沿着红旗路扔下一路的垃圾。温泉度假村的门票是120元，相当于当地农民两周的收入。
一开始，公司宣布，会以高于市场价的价格向大家购买大米，并雇他们来操作日本进口的抛光机和包装机，我的邻居们都很高兴。公司获益，相当于整个村子都获益了。
过去七年来，和东福米业签署土地出让合同的农民数量翻了番。公司为他们提供种子，并保证每家收成之后至少能付给他们15500元——这个数字是中国农民平均年收入的两倍。
东福米业几乎承包了荒地村所有13平方公里的土地。不过包括三舅在内的几家人还没被说动。
村里正在形成新的天际线。红旗路的一头，起重机正在轰鸣，一栋栋五层楼房已经有了雏形。东福米业为农民提供公寓，交换他们原有的居住面积。到手之后就会把老房子铲平，变成耕地。
同意搬迁的人寥寥无几：放弃了老房子，也就没有了院子，没有了鸡笼，没法自给自足，还没法用这个副业去补贴家用。这样很多人会远离土地，不符合中国人笃信的接地气的传统。
老人们担心要爬到三楼、四楼甚至五楼，老胳膊老腿的可吃不消。另外，离开土地，仿佛是在打赌，赌签了协议之后米价不会飞速上涨。东福米业所承诺的付款实际上是对未来的承诺。这个价钱今天看上去不错，明年可就说不定了。粮食的价格和房地产一样，一路飙高。
公寓楼工程的广告部用激光喷绘了一块五颜六色的广告牌，上面有一条名为奉士河的潺潺流水，这个封建时代的名字跟集体所有的农牧社区显得有点格格不入。广告牌的边缘全是美丽的荷花和挺拔的柳树，上面的公寓楼有自来水和集中供暖系统。
在这幅未来的美好画卷中，人们带着妻儿老小，或坐在长凳上，或漫步凉棚下。女人们穿着好看的连衣裙或短裙，男人和小孩穿着T恤和牛仔裤。他们的外貌与言行看起来一点也不像荒地人。至少不像现在的村民。
中国呢，有将近一半的人口，大概七亿人，还住在荒地这样的乡村。
炕上太暖和了，热得我脱了好几件衣服。圆桌下塑料板条箱里拿出来的几瓶雪花啤酒一下肚，三舅的双颊也变得绯红。我有点怕跑到天寒地冻的门外去上茅房。三舅先去了。
我注意到斗柜上有一本书：《农民学法用法300问》。里面收录了300个农民关心的法律问题，并做出了回答。比如，村委会能从私人拥有的农田上获利吗？——不能；村委会必须将账目公开给民众吗？——是的；打老婆和孩子是家务事，跟村里没关系，是吗？——不是；农民有权向国家政府请愿吗？——有。
我觉得再读下去应该能遇到“冬天是不是气温变化很大”这样的问题。不过三舅回来了，说，“这书也没啥用，那些事儿我都知道。”
他打开电视，刚好7点，《新闻联播》开始了。我们肩并肩坐在炕上。一位主播正在详细介绍政府控制通货膨胀的各项措施。每周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一提起钱的问题，三舅就会问我在美国汽油什么价。
“猪肉呢，猪肉多少钱？一瓶玉米油多少钱？”接下来的半个小时，我们细数了大蒜和小葱的价格，学校的学费，以及房租。真是啥都涨价了，这是三舅的结论。
“米价也涨了，”我说，“这对你来说是好事。”
“种子也涨了，燃料也涨了，水也涨了，电也涨了。只有税降了，挺好笑的哈。”
2006年，中国政府做了一件前无古人的事，免除了所有的农业税。
固定电话响了。三舅拿起听筒。我听到的话如下：
（电话铃）啊！
啊？
啊啊啊啊。
啊。（挂电话）
在东北，“啊”这个词能代表很多意思，你好，再见，知道了，我同意，再来点儿，麻烦你和这事儿一两句话说不清。三舅的注意力又回到《新闻联播》。他跟我说，有人要来和咱们一块儿喝酒。三舅说的这个亲戚的辈分我不太明白，他放慢了语速，就跟我在黑板上向中学生解释复杂句子似的。
“他是——我弟弟——的儿子。明白了？就是你——丈母娘——的儿子。你——媳妇儿——的妈——的儿子。清楚了吗？”
“啊。”
对了，我来东北，并且在这么多村庄里选了荒地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答案就在这一问一答之中。我承认，一开始并不是因为什么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生活方式，这些都是随着时间的增长才让我好奇的。
最根本的原因要简单得多：一个妹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