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访谈：李国盛&郑琼

摘要：
1、绝望：
   郑琼：2006年5月初的时候，我第一次看到这些好片子是第一次参加北美最大纪录片节叫HotDocs，看完之后我就一直在那流泪。那些眼泪其实是一种更深的绝望，你看到另外一个世界的东西，但是那个世界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的。那是人类的共同精神财富，但是跟我们完全无关。
2、封闭：
郑琼：今天，中国还是非常封闭的。这么多优秀纪录片，它的内容其实是符合人类未来美好的方向的，传递一种极其正向的东西，而且它既不反党也不反社会，超越任何意识形态，彰显人性美好和光明的部分，但是传播非常困难，没有公共渠道，也许渠道都被垃圾占领了。

3、系统：
郑琼：我们是在一个几千年权力文化的封闭系统里，是一个求同的的、从众的，要一样，要大而全的。我们很多都是要先政治正确的，立论要正确无比的、是辉煌的，然后再求证，这不是一个探索的态度，是一个狂妄的，结论先行的组织声明，是演讲，不是交流。没有个人，都是一个声音。在这样的环境中如果没有深刻的觉察，就像《盲山》的导演李扬讲的那样，把你捆起来放在缸子里，放久了，后来把缸子打碎了，把捆绑的绳子给铰断了，你还是不会动弹。　　
4、不易：
郑琼：这就好比是你要吃一块不含三聚氰胺的豆腐，你得自己来一个豆腐店，开完豆腐店，然后又去包下来100亩地，去种有机黄豆，最后终于你可以安心吃下这块安全而又美好的豆腐。不过也好，捎带的结果是，其他人也可以进来分享这些无害而且有益的有机食品。但是在中国不都得这样嘛，买房子你得成为房地产专家，装修专家，也不是我们一家不容易，大家都不容易。

5、理想 ：
郑琼：所谓理想，是你无条件的喜欢，愿意去为他付出所有。只要你想做没有人能阻止你，你会想方设法，我觉得所有的资源都会流到这边来，只要你有足够的诚意你可以感动所有的磁场向你靠拢。　　
6、工作：
郑琼：我觉得做不喜欢的工作是浪费生命。你的生命，你不去珍惜她，善待她，让她违背自己的意愿在生长，痛苦是你自己的，为什么要这样呢？

7、有病：
郑琼：过去几年我们在很多地方都放过片子，包括中央台，开始也有人特别好奇，觉得你们是不是有病啊？免费拿来放，还自带翻译过去，有资料给看。他们觉得很奇怪你们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你们有什么目的？我从来不自认为是一个高尚的人。我同事开玩笑说，这些片子都太很好，我们看完以后只能在办公室咬桌子，我们想要让更多的人看到，不想一个人咬桌子。我也是，想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些东西。
8、分享：
郑琼：我们可能受挫太多，上帝让你比较早的就知道了：你无法改变世界。而且对于我们来讲其实做这些事情初衷也不是要去改变世界，我觉得就是分享一些好东西吧，分享美好是人的一个天性。我自己看了觉得很愉快，觉得一下子震撼了，包括流眼泪。我觉得好片子看完以后就想把手张开在阳光下奔跑，在精神上有一个极大的满足，跟人分享会让这种满足感和愉悦感放大。
9、坚持：
郑琼：放弃理想比坚持理想更难。我们公司已经有10年了，头五年一直想关门，每年都想关门每年都没关成。我觉得是命运，其实你放弃不做这个做什么？我们就是死熬，熬三年还不死就能活下来。我的最终目标就是把公司做死，在公司死之前每一天都是赚的。
10、自己：
郑琼：我并没有想去承载这个国家、民族、社会的巨大责任，我觉得没有，那些东西不是我的初衷，可能是别人的，我也不希望别人扣在我身上，我非常不舒服。那感觉就好像走在路上被人扣上一个巨大的帽子，很搞怪。

 

李国盛：我很羡慕您，能看到这么多人类最优秀的纪录片。

郑琼：是啊 第一次觉得我的工作和其他人不太一样的时候，是05年看《山有多高》（台湾导演汤湘竹《原乡三部曲》中的第二部），看完泪流满面。我第一次感觉到工作除了能让我养活自己，给我一个生存的尊严外，还可以经常被感动，心灵可以得到清洗，很愉快，内心充满无尽的庆幸和感激，是一个很特别的经验。基本上我每次去参加国外参加纪录片节，也是绝大部分时间都呆在看片室，那种时候就好像突然从现实当中一下子抽离出来一样，在那样一个文化资源丰盈的空间里，独自享受文明世界的精神财富，真是觉得很幸福。

 

李国盛：中国观众能看到这些优秀的纪录片有多少？

郑琼：极少，其实有时候我觉得很诡异。我们公司所有的片子在国内其他地方都找不到。后来我发现中国人的资讯通道是特别特别窄的。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可能还会有一点点的虚荣心：哈哈，只有我们有，其他地方都没有。但是到后来发现这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你看完这些东西后找不到人沟通去！

 

李国盛：有了互联网之后这方面的资讯还这么缺乏？

郑琼：互联网只是一个技术，实际上到今天为止我觉得中国还是非常封闭的，一个人真正的有2000多年历史的封闭系统，心态的封闭，通道的封闭。这么多优秀纪录片，它的内容其实是符合人类未来美好的方向的，传递一种极其正向的东西，而且它既不反党也不反社会，超越任何意识形态，彰显人性美好和光明的部分，但是传播非常困难，没有公共渠道，也许渠道都被垃圾占领了。

 

李国盛：把世界其他国家的好书引进国内的事情，有很多人在做。为什么没有很多人做引进好片子的事情？

 

郑琼：我觉得可能有现实上的障碍吧。书可以通过买版号来做，版号成本小，进入的门槛低。纪录片在国外都是独立制作人或制片公司去做，非常活跃，电视台、电影院和各种社区在放，还可以做成家庭录像带，他们有很多渠道可以展示，人家也没有盗版市场，但在中国第一没有艺术院线。第二电视台很少播纯粹艺术类纪录片，所以进来以后的落地是非常困难的。还有政策上的限制，没法跟那些所谓大片去抢限额，它进来以后没有通路，没有出口，没有适合这个介质传播的合法的公共渠道。这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情，我们会因此而生生错过分享人类这些共同的精神财富的机会。这些东西真的不是国外的，它是人类的！从05年开始，我们就拿着这些好片子到处给人做免费展映，大学，俱乐部，还有一些媒体单位，有时候还自带翻译，后来人手不够，就每周四固定在办公室放映，每次都有20多人左右。到今天差不多做了700场。看到的人都很喜欢。

 

李国盛：这个困难是因为没有落地没有渠道，而不是中国公众不欣赏？

郑琼：我觉得中国观众是有这个需求的。我在德国看《永远》这个片子的时候感触特别深。德国纪录片节有9天，8天的时间都在看片子。我当时是想快速看，因为片子太多，想多看点，但是不行，你看着看着就被吸进去了，发现一帧都不想放过。那部片子特别深的触动我。那样的好片子，你甚至会觉得看过它后，即使坐飞机掉下来也值！“朝闻道夕死可矣”而且很幸运我们很快拿到这个片子的样片，然后办公室人看到了也很震撼。我们看完以后就和中央台联系和很多媒体单位联系，免费给他们做展映。基本上片子到哪儿，就哪里倒一片。虽然我们从小吃垃圾和尿素长大，但究竟还是人类的胃，对好东西还是有反应。

 

李国盛：普世的情感。

郑琼：对! 普世的情感。去年我在哥本哈根参加一个国际纪录片节，认识一个人，叫Esther，欧洲的一个发行公司，First Hand Films ，她们在瑞士德国都有办公室，我非常喜欢她们对自己的介绍。我觉得她说出了我们一直想说但说不来的话。

她称她们是爱的劳工（Labor of Love），她们最大的骄傲是她们持续不断在全世界销售多年那些充满爱的影片，First Hand Films的选片标准是，她们的影片让人笑、让人哭、让人相爱并让人学到点什么。当电影制作人带我们进入一个全新的领域，当他们给我们讲一个我们从来不知道还存在这个世界上的故事，当他们带着我们穿过地狱再回来，当他们踏着彩虹和我们一起，当我们学到点什么关于这个复杂的世界。

 

当我们跟随影片中的男主人公或女主人公，在他们的故事中期盼、微笑或者只是好奇，当所有的情感都传达出一个宣言，一个政治的宣言，一个人类的宣言，或者电影导演自我的宣言，当诚意和幻想充满在这些影像里，当。。在一个小时或者二个小时后，故事达到高潮而结束，我们重新回到现实中，能够发现一个跟从前再也不一样的世界。。。这样的影片就是我们在寻找的影片。

她们的每一句话都充满诗意，我觉得都说到人心坎里去了。

我们正在做的也是这样的事情，你推广或者宣扬出去的片子都是充满爱和智慧的，我会觉得这种东西对人有很深远的影响，它至少在那一霎那会让你内心逐渐柔软起来，也让这个世界不那么紧绷。

 

李国盛：我看你们网站介绍零频道是中国最早也是唯一一家活着的纪录片发行公司？

郑琼：是。

 

李国盛：如果这个行业只有唯一的话，不是垄断就是很难赚钱。

郑琼：是的。我有一个朋友，高晓蒙，《大国崛起》的制片人，每过两年就给我打个电话，问，郑琼，你们还活着吗？我说活着呢，他不相信，非要来看一下。可能每个人都会觉得很奇怪。可能大家比较习惯那种好像做点好事或者做点符合人类美好方向的事情的就该是惨兮兮的状态。我觉得我个人不是很喜欢中国文化或者中国人的那种惯性思维，比如说你觉得你很有理想，所以你现实很落魄，因为我做了纪录片，所以我就占有了道德资源，全世界的人都欠我的，我就应该拥有某种特殊的权利，对所有人都可以呼来喝去似的。我觉得不是这样的道理。在中国做事，在地球上做事，没有人是容易的，每个人都需要对自己负责，特别是在中国当下一个臣民心态的国家，更是要有这种对自己负责的心态，或者说是公民心态。你要有应付现实的能力，同时可以怀揣一些什么，而不是因为我怀揣理想，所以全世界欠我的。那不是一个真正独立的成人或者生命状态，是一个未成年的“臣民”心态。你自己选择的道路，自己负责。也没必要自恋似的夸大你的困难或者苦难，谁都不容易。

 

李国盛：《姐妹》这个片子三家公司都没有做起来，你们做这个片子很成功，有什么经验？

郑琼：我觉得还是专业吧，我觉得在商业操作层面上，专业是可以长久活下去的，在一个市场环境里应该是这样的，在一个不是一个纯市场的环境里，更应该要专业。我们回头看这几年走过的路，到今天还没死最重要的原因还在于我们追求或者努力变得更专业，“行动带来希望、专业才有效率、专注创造奇迹”，所以一定要专业。如果不专业，想靠其他的一些手段是不可能长久的。我们接《姐妹》是因为我们有很多年的发行经历，我们从来也不会跟电视台有吃饭喝酒的这种来往。我们始终相信，内容最重要。你的专业就在于你知道你的内容的价值，而且也清楚客户的需求，你把你的资源整合起来满足他的一部分需求，这就是成功的商业或者是一个好的deal、一个好的生意，就是这样的，我觉得很简单。所以很多人到我们公司，看到我们的同事，觉得很奇怪也很特别，跟外面所有公司的人都不一样。我也很高兴我们所有一起工作的同事都从心底里认同这些东西。

 

李国盛：今天，您为什么要给这些纪录片从业者做培训？

郑琼：说来有点话长。我第一次看到这些好片子是第一次参加北美最大纪录片节叫HotDocs，2006年5月初的时候，基本上也是8天，我在里面在看片室待了七天，看完之后刚好大会有一个中国的志愿者住在多伦多，最后一天她来找我。其实看片室很少有人，那天就只有我，结束的时候，房间一片漆黑，他们把灯也关了，看完之后我就一直在那流泪，我的朋友后来过来了，我们俩就那样一起傻傻的坐在过道上静静的流眼泪，其实我们不是很熟，我们之前也并没有做太多的交流，但是我很清楚我们都知道对方为什么流眼泪，而且是那种无法用语言描摹出来的感受。在这之前我在东方卫视做一个栏目叫《东方全纪录》，主要播中国的片子，那个栏目我基本上都不看，第一它不吸引你进去，第二因为你看完以后会觉得很绝望，这种绝望是一种对封闭系统自圆自话的绝望，但是那次在HotDocs看到那么多那么好片子，那些眼泪其实是一种更深的绝望，你看到另外一个世界的东西，但是那个世界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的。当时特别深刻的感受，我到今天都还记得。所以我觉得是很多东西慢慢积累着，一步步把你指引到这个方向的，先是看到好片子，然后把好片子拿来给大家看，跟人分享，然后希望又找到这些好片子后面的东西，所以就开始来做培训这一块，请好片子背后的国际制作人、制片人或者在国际上获得认可的中国的制作人、制片人一起来跟大家分享他们做片子的道道和经验。从05年开始，我们到现在已经做了11期了，基本上每年3-4期，总共已经有超过100人参加过这个培训。

 

李国盛：您刚说这个东西和我们没关系是指什么？

郑琼：那个会之前从来没有中国人。如果我不进去也不知道，中国没有人关注这个事情。那样美好的东西是不在我的世界里，不在我存在的现实世界里的。那是人类的共同精神财富，但是跟我们完全无关。

 

李国盛：您之前提到过：“中国纪录片和国外纪录片有一百年的差距”，我理解的这个差距不是指某个环节，而是整个系统，是两个生命系统的对比。

 

郑琼：我觉得一个是文明世界，越来越完善的生命系统，另一个是不停地陷落，不停地沉沦的非文明世界，一个权力文化在主宰一切的非生命的异化系统。

 

李国盛：两个生态系统竞争，我觉得至少从两个方面分析，一个是基因层面，是不是在基因层就有问题？还有环境层面没有设定好，导致基因层面没有发挥出来？

 

郑琼：我部分同意你的说法，确实有这样的原因。在环境层面，制度的那部分“毒”的东西已经渗透到骨髓里面去了，制度的“毒”变成了文化上的“毒”，人的自由意志的滥用，导致基因恶性扭转，而且没有底线，无法逆转。

 

李国盛：您感觉在环境上，在体制上哪是最大制约？

郑琼：我们这个体制和别的体制不一样，我们是在一个几千年权力文化的封闭系统里，是一个求同的的、从众的，要一样，要大而全的，西方文明是尊重个体生命的，推崇个性的，重个人表达，是直接的一手的个人的经验，而且是开放的，多元的。我们很多都是要先政治正确的，立论要正确无比的、是辉煌的，然后再求证，这不是一个探索的态度，是一个狂妄的，结论先行的组织声明，是演讲，不是交流。没有个人，都是一个声音。在这样的环境中如果没有深刻的觉察，就像《盲山》的导演李扬讲的那样，把你捆起来放在缸子里，放久了，后来把缸子打碎了，把捆绑的绳子给铰断了，你还是不会动弹。

 

所以，环境和制度永远都是外因吧。哪天这些限制突然没有，你自己并不拥有独立优雅表达的能力，还是没用。

而且我一直认为，真正的艺术是应该提倡什么，倡导什么或者张扬什么，而不是一个排泄行为，不是泄愤。愤怒出来的都是苦毒，影响自己也污染他人。当然这个体制也确实是不如人意，但是更可怕的是我们那些根深蒂固的习惯性思维，我们比较习惯于给自己一个假想敌，特别是外部环境是最容易被装扮成我们的假想敌，有时候敌人其实是自己，所有的外在自由都可以被剥夺，但是你对一个短期无法改变的现实的态度是任何人都无法左右的，你内心的自由谁都没法剥夺。自己的内心开放度可能是更重要的原因，特别是在当下中国这样的一个背景下。

 

李国盛：我听您的课的时候，您讲到文化的问题，请您再谈一下。

郑琼：我觉得制度上的问题很多开始变成文化的问题。比如：权力文化、消费文化、暴力文化，大家长久浸淫其中很多事情不觉得不正常了，权力就是精神鸦片，而且没有一个对更大的力量的敬畏，人很容易在不知觉中就成了变形金刚，成了非人类。很可怕。

  

李国盛：刚才提到纪录片的一些问题，有没有一些好转迹象？

郑琼：说句心里话我觉得整体还是挺悲观的，抵抗绝望的唯一路径就是在能承受的范围内去做，做点什么是最好的自救。

 

李国盛：别人怎么看待您？

郑琼：我有时候很反感很多人问，你为什么喜欢纪录片？其实我好像我从来都没有说过，“我喜欢纪录片”。我觉得纪录片就是一个形式而已，是一个手段，“我很喜欢这个手段”-我不知道，我好像觉得逻辑不通。而且很多时候仿佛“喜欢纪录片”让一些人变得很特别，似乎又衍变成另外一种道德优越，一种特别权力。我不是很喜欢这种感觉。“为什么做这个事情？”我也反问过很多次我自己，我为什么会去做这个事情呢，有时候我也回答不上来，可能是我比较喜欢的工作，做这个事情是一个兴趣，让我感觉每天都是新的，人在不停的被更新。我觉得这种感觉很好。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工作，我并没有想去承载这个国家、民族、社会的巨大责任，我觉得没有，那些东西不是我的初衷，可能是别人的，我也不希望别人扣在我身上，我非常不舒服。那感觉就好像走在路上被人扣上一个巨大的帽子，很搞怪。

 

李国盛：您现在理想是什么？

郑琼：我现在开始转到做片子，我希望慢慢转到来靠我自己对世界的理解，来表达我自己的观点、看法生存或生活在这个世界里。

 

李国盛：我对您的身份一直理解是中介者，您现在也涉足到具体做拍片子的事情？

郑琼：拍片子是我个人的选择。零频道公司的理想是想在中国做一个真正的纪录片节。现在我们也在筹备这个事情。特别难。商业部分的东西募集钱，这我可以解决。但是政府没有说你可以也没有说你不可以。我不知道去哪里获得官方申请。这5个多月以来我一直在跑这个事情，处处受挫，我觉得不是我一个人抑郁，整个公司参与的人都很抑郁。有时候感觉，我们是“报国无门”啊。

  

李国盛：北京这种活动多了，政府并不在乎。地方政府会不会更有兴趣？

郑琼：是的，我个人比较偏向一些沿海的海滨城市来做。在法国有一个海边城市在做“阳光纪录片节”，它做这样的文化活动提高整个城市的文化品质，我觉得是特别好的事情，因为中国很多城市是千人一面，如果你在一个城市长期做这样的文化活动，跟其他城市的差异性以及自身的个性很容易凸显出来，而且我觉得对城市文化品质的提升是很有帮助的，

 

李国盛：所谓爱好城市运营的市长们应该很感兴趣。找到了吗？

郑琼：我们正在满世界的找。

 

李国盛：纪录片节都做什么事情？

郑琼：纪录片节是全世界纪录片人一个非常重要的交流平台，主要是做展映、主题研讨、工作坊和市场交易活动。纪录片节在国外基本上都是非盈利组织在做的，我们要做的这个国际纪录片论坛实际上也是一个非营利活动，但是我们是以公司名义在做。今年12月份举办，主要分成两部分，一个是展映，就是放全世界最好、最新的获奖纪录片。第二个请全世界最顶尖的导演到中国来交流。今年主要就是这两块，我希望能长期办下去。以后我们除了展映和研讨会之外，还可以利用我们这样多年做纪录片训练营的经验来开设工作坊，包括搭建纪录片交易平台，让一些真正有能力有专业水准和良好职业素质的制作人给播出机构或者基金会去做一些预售。我这边做培训的时候，有很多人已经知道这种操作方式了，到那个时候来做预售融资来拍片是有可能的。我自己也想明年或者后年做一个纪录片基金，这样的话可以从社会上募集一些钱来推动这部分教育的工作。

 

李国盛：我觉得您很辛苦。如果我们拿传统行业对比，您是以经销商身份搭建融资平台给厂商，同时还要亲自培训厂商怎么样生产好产品，生产出产品后还要搭建交易平台帮助销售。

郑琼：是啊 这就好比是你要吃一块不含三聚氰胺的豆腐，你得自己来一个豆腐店，开完豆腐店，然后又去包下来100亩地，去种有机黄豆，最后终于你可以安心吃下这块安全而又美好的豆腐。不过也好，捎带的结果是，其他人也可以进来分享这些无害而且有益的有机食品。但是在中国不都得这样嘛，买房子你得成为房地产专家，装修专家，也不是我们一家不容易，大家都不容易。

 

我从来不自认为是一个高尚的人。我做这些是觉得这是唯一的一条可以把你真正想做的事情持续的走下去的道路。换做任何一个想推动这个行业的人都会这么干。如果没有人看到这个片子，电视台怎么会播这个片子？所有人不知道这个好片子怎么做出来的，你怎么去让他做出好片子来？

这是现实可操作的方式，不是说我们这群人多高尚，专门做不赚钱的事情。

我们就是死熬，熬三年还不死就能活下来。我的最终目标就是把公司做死，在公司死之前任何一天都是赚的。

 

李国盛：这和一般公司以利润最大为目标不同。

郑琼：放弃理想比坚持理想更难。我们公司已经有10年了，头五年一直想关门，每年都想关门每年都没关成。我觉得是命运，其实你放弃不做这个做什么？

 

李国盛：我建议你们选一些好片子在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的理事会上放一下，应该会有不少企业家觉得这个事情靠谱。

 

郑琼：是，我们也想尽快让这些人群看到，但是需要时间，需要人手，需要资源，慢慢来吧。过去几年我们在很多地方都放过片子，包括中央台，开始也有人特别好奇，觉得你们是不是有病啊？免费拿来放，还自带翻译过去，有资料给看。他们觉得很奇怪你们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你们有什么目的？我同事开玩笑说，这些片子都太很好，我们看完以后只能在办公室咬桌子，我们想要让更多的人看到，不想一个人咬桌子。我也是，想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些东西。

 

李国盛：有本书《如何改变世界》，讲的是一群理想主义者。

郑琼：我对于理想主义者比较敬而远之啊，我觉得人是没办法改变世界的，我也不是理想主义者，我是一个现实主义者。非得扣一顶理想主义大帽的话，也是一个从现实出发的理想主义者。

 

关于改变世界，可以跟你分享一段好玩的话，一个墓志铭，是安葬在西敏寺的英国国教主教的，他说：我年少时，意气风发，踌躇满志，当时曾梦想要改变世界，但当我年事渐长，阅历增多，我发觉自己无力改变世界，于是我缩小了范围，决定改变我的国家。但这个目标还是太大了。接著我步入了中年，无奈之余，我将试图改变的对象锁定在最亲密的家人身上。但天不从人愿，他们个个还是维持原样。当我垂垂老矣，我终于顿悟了一些事：我应该先改变自己，用以身作则的方式影响家人。若我能先当家人的榜样，也许下一步就能改善我的国家，再后来我甚至可能改造整个世界，谁知道呢?

 

我们可能受挫太多，上帝让你比较早的就知道了：你无法改变世界。而且对于我们来讲其实做这些事情初衷也不是要去改变世界，我觉得就是分享一些好东西吧，分享美好是人的一个天性。我自己看了觉得很愉快，觉得一下子震撼了，包括流眼泪。我觉得好片子看完以后就想把手张开在阳光下奔跑，在精神上有一个极大的满足，跟人分享会让这种满足感和愉悦感放大。

 

李国盛：你们除了想做纪录片节之外还想做基金会？

郑琼：我想做一个基金会，我觉得这是一个必然的模式。

 

李国盛：基金会要做什么事情？

郑琼：我们通过基金会做活动募集一些钱，然后做展映，做纪录片论坛或者是纪录片节，纪录片节初期基本上也是不能赚钱的，我想用公益或者慈善的方式来启动来开始。

  

李国盛：您看最优秀的纪录片很快乐，做自己最喜欢的事情也很快乐，您很幸运。

郑琼：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是这样的吧，你不做自己喜欢的事情，那每一分钟不都是跟自己对着干，多违背人性啊。其实做什么都是自己的选择。

 

李国盛：王育琨先生有篇文章提到“如果你不喜欢这个工作，早晚会被喜欢这个工作的人打败。”

郑琼：不是为了打败，但是我觉得做不喜欢的工作是浪费生命。你的生命，你不去珍惜她，善待她，让她违背自己的意愿在生长，痛苦是你自己的，为什么要这样呢？

 

李国盛：纪录片以讲故事的方式来进行表达和沟通，你怎么看中国纪录片人的表达沟通能力？

 

郑琼：我一直觉得中国人没有沟通方式。这个话说起来很长。你可以仔细观察你周围，你会发现，很多很热闹的场合，用英文讲就是“speak a lot but no communication.说很多但实际上没有任何交流和互动，很好玩的一个事情，很多人都只有说话的愿望，没有倾听，或者他有一个很好的东西，但是他却以一种很暴力、恶劣的方式砸到你那里，其实你那边还是没有接收到，这个沟通完全无效。我觉得讲故事的方式是纪录片或者电影一个比较有效地沟通方式。

 

关于沟通方式的思考，在电影《通天塔》里表达得淋漓尽致。有效沟通的桥梁上需要很多东西：沟通的愿望，全然的信任、放下偏见和经验保持一种不确定的心态；沟通的沟壑里横躺了太多障碍：太多的不信任，太多的先入为主的假设，太多自以为是的判断。。。这不是指别人，我也这样，我们都是在这个文化系统中长大，模式都是一样。很多时候是受害者，同时在不自觉中又变成施害者。

 

所以在没有良好沟通模式的文化系统中，希望纪录片人能站在观众的角度去更多去考虑观者的感受，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李国盛：昨天你讲一个案例同样一个事情用两种不同的叙事方法表述，同样的素材剪切的片子，一个有吸引力，一个没有吸引力，差距的核心在哪里？

 

郑琼：有几个层面的原因，就我了解中国导演做纪录片之前大部分是没有调研的，比方说他感觉一个人很有意思，他就借一个设备跟着拍，吃饭也拍，上厕所也拍，他说我拍了10年了，拍了500小时的素材。但是究竟要讲什么？他自己也不知道。

讲故事的能力比较弱。

还是跟视野，跟专业，跟文化习惯跟思维方式有关。

 

总体来讲，有这些原因，第一，整体视野狭窄，单一思维的一个封闭系统，很容易自大，然后自大到自恋，自恋发展到完全的故步自封，自己给自己下套，建立围墙，阻挡了打开看世界的可能性，也形成了从封闭到更封闭的一个恶性循环。

 

第二,文化上的贫弱  因为没有开放的心态，也缺少渠道让新鲜的营养进来，在封闭的权力文化酱缸里自圆自画，出来的都是些不伦不类的近亲繁殖的怪胎。

第三，专业不足  凡事都有它自身的道道，影像本身也是一样，观点已经不足了，加上童子功、基本功的缺乏，更是无法有效的表达。

 

所以对生活在这样一个封闭系统的创作人员来讲，一定要有一个真正开放的心态，要有觉察，能够挣脱出权力文化的桎梏，回归人本回归常识去看问题，以一个多元和建设性的态度，去思考，去吸收更多营养。另外在影像专业上要做功课，比如像操作层面的前期调研，制作环节的精益求精。。等等。

 

李国盛：我觉得短板还是思想层面。

郑琼：当然当然，钱永远不是问题，做得不够好永远都不只是钱的问题。即使现在有人给你300万，也未必能出来好片子。

 

李国盛：人类大部分还是喜欢娱乐，在这个大背景下，纪录片永远是非主流？

郑琼：从大的普遍意义来讲是这样的。

李国盛：那你们是不是有些悲观？

 

郑琼：很多人参合的事情未必是一件好事，集体无意识？总体而言，我们做现在这个事情还是比较愉快的。我最近刚看了一本书《追寻生命的意义》，作者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幸存者，他在集中营待了4年，他描述集中营的生活是“短暂性的存在”，更准确地讲是“无期限的短暂性的存在”，我有时候觉得我们就是这样的状态，这种状态你怎么活下去呢，或者你怎么让生命延续下去呢？他说，要找到生命的意义，而且有这样三个不同的途径去发现生命的意义，第一个是通过创造某一种工作或者做某一件实事，第二个通过体验某一件事情或者遇见某一个人。第三个是你对待不可避免的痛苦的态度。我觉得我们应该是第一个和第三个。做所有事情的过程中都会有一些这样那样的尴尬、挫折和痛苦是你无法避免的，但我觉得你始终可以保持一种自由，就是你怎么看待的自由，就是这种态度上的自由，否则这个事情没法做。

 

李国盛：您看过的最优秀纪录片是哪部？

郑琼：还是《永远》！我每看一次都觉得有不一样的感受，画面也很美。它讲的是法国拉雪兹墓地，那个墓地大部分都是艺术家，有名的和不怎么有名的，像肖邦，普鲁斯特。有很多艺术家埋在那里，很多人会去看他们，这些人也不是死者的后人，比如有个老太太每天都去，把普鲁斯特墓地打扫得干干净净，给墓碑旁边的花花草草浇水，随口朗诵出躺在地上的那个亡者的诗歌或文章。这些人是很优雅的活着，那种状态让人很神往，那个片子的主题探讨的就是艺术对生命的重要性。

 

李国盛：国内的导演那个比较好？

郑琼：国内特别认真的导演像蒋樾、陈为军等，我觉得都不错，但不是很多。这都是独立制作人。要做出一个好的纪录片，你需要有足够的诚意。第二个你要有技术，你要会讲故事，这个层面的技术还是很重要。这两样都有的人不是很多。

 

李国盛：您说第一个是“诚意”？

郑琼：就是你要诚实，这非常重要，任何一个艺术形式包括文字都是这样的，你先要有诚意，要对自己诚实，对自己坦诚，对你拍摄对象的诚意，对公众的诚意，这很重要。

 

 李国盛：有了诚意之后，坚持下去。只要有死也要做这个事情的劲头，这个事情准能成。

郑琼：有着纯粹对这个东西的热爱，这种东西的驱使再加上一些专业背景，这样做出来的事情才是精品。不用谈什么理想，我觉得所谓的理想就是这个工作没有钱给你，你做还是不做，要是你还做，ok这就是理想。所谓理想，是你无条件的喜欢，愿意去为他付出所有。只要你想做没有人能阻止你，你会想方设法，我觉得所有的资源都会流到这边来，只要你有足够的诚意你可以感动所有的磁场向你靠拢。

 

李国盛：《秘密》这个片子讲的就是这个。

郑琼：是嘛，我没看过。你要专心和专注，把自己该做的100件事情做完了，剩下的是上帝的事情，不要谮越上帝，去替他做决定。

 

李国盛：是什么深层次原因推动您今天做这个事情？  

郑琼：我也很难讲清楚为什么这样。我觉得自己走到今天这一步，一定是有原因的，但是我可能也说不清楚

 

可能纪录片的内容当中有很多跟你对路的东西，影像上有很多美和极致的东西，有一些很温暖的东西，而且它呈现了一些比较真实的状态或者是现实的东西，还有思考，这些可能跟自己的趣味比较相通，有这样一句话，“没有灵魂的应允和合作，所有的事情都不会发生在你身上。”我觉得是有原因的，只是我们可能无法清晰地表达出来，其实不是说无缘无故这样的，原来以为是是偶然的，但现在觉得是必然的。

 

李国盛：我觉得很多事情从少年、童年就种下了这个基因种子。

郑琼：我很同意，我小时候在农村长大，我妈妈是农村出来的，我爸爸其实也是农村出来，在铁路，家里是那种半工半农的。我小时候在外婆家长大，在一个山脚下，我觉得小时候是很快乐的，在山上，在水里，全部和自然是一体的，这些东西可能后来一直会让你对周围有生命的东西都保留了一种友好温暖的情感。后来我到北京的时候，很容易变成一个环保团体当中的一分子，先是一个参与者，后来是重要的组织者又是参与者。还有前不久被叫去参加一个动物保护记录沙龙，现在一天到晚收到她们的一些邮件，我纯粹在中间瞎忽悠。我其实也不是什么动物保护分子，但我就很容易被这些牵引。我觉得这是从小种下的种子。做纪录片也是，它跟文学是一脉相承的。我小时候爸爸老从单位借些书出来带回家，我也看，小学三年级就开始看小说，上初中的时候不间断地看一些大型文学刊物，比如像收获，十月，中篇小说选刊，钟山，译林。。。所以他们有时候问纪录片是你最爱吗？我觉得不是。我一直觉得文字让我更亲近。但是现在你发现好的纪录片常常会让你动容，这种被感动，被触动的过程很美好，有时候想想，这个世界还有这样多的让你喜欢，给你温暖的东西，尽管这个世界也有很多残缺、黑暗的东西，让人觉得很美好，很感恩。

 

李国盛：我看过苹果公司老板的一个讲座，他提到一个观点是人要跟随自己的兴趣，因为终归这些兴趣会穿成项链。

郑琼：歌德也说过一句话，无论你怎么转转转，最后你还会转到自己的兴趣上来，人不要背叛自己。

李国盛：这需要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