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我不知道爷爷当时的日子是怎么过来的。我只记得从我记事起，爷爷省吃俭用，一分钱掰成两半花。每月全家的生活费就是爸爸寄来的十元钱。记得爷爷总是先买好供应的米和油，去电厂交掉两盏灯的电费。然后舒了一口气说，“这个月不用怕了”！那时候没有电表，家里空旷的老屋里前前后后只有两盏电灯。爷爷奶奶房里一盏，我和妈妈房里一盏。要去其它房间就要点煤油灯。爷爷偶尔也会让我去给他买一两酒，我记得是8分钱一两。爷爷有一个扁扁的小酒瓶，刚好装一两酒。爷爷每次只喝一小口，一两酒也能喝很长时间。

爷爷从医院回了家，继续有人上我家来找他看病。有的是亲戚朋友，有的是素不相识的农村人。爷爷推托不掉也只好给他们看。当然，爷爷一分钱也不敢收。都是象做好事一样给人开处方。有时候农村人为感谢他，送点萝卜，山芋，他都要让人拿回去。那时候家里连一张没写过字的纸都难找到。爷爷的处方经常是写在烟盒的背面或者点烟用的草纸上。县城里只有唯一的一个小药房，抓药的人都知道是爷爷‘大作’，一般都不会为难。也有时候，病人回来找爷爷，说是药房说某味药没有了。如果这味药是非用不可，爷爷会亲自拄着拐杖去药房，对抓药的人说，这是救人命啊！你赶紧去库房给我找来。药房的几个人都是爷爷的熟人，一般都很给面子。

文化大革命到来的时候，我小得还不记事。听说先是‘破四旧’。首先被想到的肯定‘地主’‘富农’家里。贫下中农家那年月哪还有‘四旧’？一群人冲到我家里，见着瓷器就砸，见到书画就撕。妈妈说，我家带花的瓷坛，瓷罐，还有几十年留下来只有办喜事才舍得用‘海碗’，全都砸得稀巴烂。幸存了几个瓷罐 ，是妈妈耍了个小聪明。在开会听说要‘破四旧’后回到家里，用墨汁将它们涂得漆黑。放在一堆丑陋的泡菜坛一起，躲过了一劫。我小时候经常好奇，看家里有几个瓷罐黑不溜秋的，里面却有花纹。

砸完东西才是开始，爷爷很快又叫去批斗，办学习班。罪名是在家开“黑医院”。当时“文革”的一个小头头是奶奶的远房表弟，按辈分我们还要叫他“舅爹”。听说他小时经常在爷爷奶奶家出入，玩耍。奶奶非常疼他。给他做新衣服，有好东西留给他吃。文革中他批斗爷爷最凶，最积极。他痛斥爷爷开“黑医院”，爷爷说，我做的只是救死扶伤。他指着爷爷的鼻子说，“我们有大医院，小医院，谁稀罕你救死扶伤？”

后来，我二哥在文革中被“文攻武斗”司令部的人抓走，被打伤。这个“舅爹”是那里的头头。妈妈去求他，他看了我哥哥一眼说，“是XXX啊，我如果有枪，现在就一枪毙了他！”。这是爷爷奶奶养的另一个“白眼狼”。

文化大革命以后，爷爷再也不敢‘做好事’给别人看病了。但还是有人不断上门来磕头下跪的求他看，爷爷一概拒绝。后来有些人就找来我们街道主任。当时是个有点驼背的老太太，人们就叫她“驼奶”。“驼奶”没有文化，人很爽朗。就说，看吧，看吧，我作证明。爷爷说，“好啊，是你让我看的，将来你要证明。我没收别人一分钱，没收任何东西。”。就这样，以后有人找爷爷看病，先找街道主任“驼奶”。“驼奶”一起在场“监督”着，爷爷又‘做好事’给别人看了两年病。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后来那位“舅爹”的孩子病了，估计去过别的地方没看好。他的老婆带着孩子来求爷爷。爷爷说叹了口气说，“有大医院，有小医院，谁稀罕我救死扶伤”。爷爷坚决不看。他老婆又去找来街道主任， 看在“驼奶”的面子上，爷爷最后还是给看了。

大概是69或70年，不知道又是什么“整风”运动。当时爷爷已经七十多岁了。他又被叫到我们那儿一所中学去办“学习班”。我记得爷爷去了一整天了都没回来。哥哥姐姐们当时已“下乡”，家里只有奶奶，妈妈和我。家里很着急。天快黑的时候，爷爷回来了。说是回家拿钱的，还要回去。爷爷回去很久还没回家，妈妈让我去接爷爷一下。我在去中学的十字路口，看到了正往回走的爷爷。爷爷面色沉重，牵着我的手，用拐杖戳着地面，叹着气说：“畜牲啊，都是一群畜牲！你不交钱，他们不会放你出来。”

我们一直不知道他们对爷爷说了什么，做了些什么。我们只是后来知道，他们还是说爷爷开了“黑医院”赚了钱，要将“黑医院”的钱交出来。当时哥哥姐姐下放农村一年，前几天刚刚将他们一年的工分所得的六十元钱交给爷爷。爷爷只好转手又交了出去。六十元钱在当时可是一个大数目，那是哥哥姐姐两个人在农村一年的劳动所得，相当于全家半年的生活费。我可以感觉得到爷爷当时是多么的伤心和无奈。

在我的记忆中，这大概是爷爷最后一次被“办学习班”，被逼“交钱买命”。但是，他的厄运并没有结束，只是悄悄地转嫁到了他长大了的孙儿孙女们身上。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