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励 一个倒霉蛋or一个电影狂人 

来源：http://www.mba.org.cn 

方励是一个很奇特的人，他学的是地球物理，干的是深海打捞，却同时成为电影的狂热爱好者；他是一个精明商人，但投资的电影却总是血本无归；他扶持青年导演，不看剧本不看作品，只和人聊天就决定要不要合作；他从地下电影开始，一路磕磕碰碰，直至遭禁，却痴心不改，坚持要做地上电影。“做愤青毫无用处”， 55岁的电影制片人方励乐呵呵地说。

今年春节，回家过年的成都人方励顺便带着他的合作者李玉看景，并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今年，李玉还将在成都拍摄一部新片，在年初已经接到电影局禁令的方励依然“顽固”地张罗着电影的前期筹备，“这次不做制片人就是了嘛”。

本报记者 潘媛 为您报道

方励个人传奇

一个始终不认命的成都人

“我的故事热闹得很”

方励的父亲是西安人，母亲是地道的成都人。“我们家故事多得很，之热闹。”方励点燃一支香烟，从1948年说起。“1948年，我爷爷安排我父亲在高雄港务局工作，飞机都预备下了，但父亲思前想后一个晚上最终没去，决定要留下来等共产党。后来蒋介石离开成都，撤退到凤凰山机场，我父亲和他在飞行大队的朋友亲自去送。再后来解放军开进成都，我父亲就在那时候认识了我母亲。1952年，父亲通过英国大使馆的朋友登报和前妻（当时在香港）离婚，所以后来才有了我，所以我生在了成都。”

因为在凤凰山机场送蒋介石的那一幕，方励的父亲背了20多年的特务黑锅。方励12岁的时候开始经历抄家，他父亲把他送到内江，当电工。

第一次正式离开成都，方励17岁零三天。“整个铁中1200名学生，全部送去插队，去修铁路，算下乡知青。”方励被分到贵州修湘黔铁路，参加民兵团大会战，挖石头，当开山工，没有工资，每月发十几元饭票。在贵州待了两年，方励偷偷把数学自学到初三程度。1973年，方励因为招工回到成都，在八里庄的 101厂当钳工。“文革”几年，方励除了看热闹就基本上在看书，他在完全的绝望中开始自学化学、英语，并用两三个月时间自学完高一数学。

“‘文革’时期人的笑容表情，天空的样子，一幕一幕都在我脑海里，倒背如流。”方励几乎有点跑题，但他对世界最初的认知就是从那个年代开始的，这也奠定了他那么喜欢讲故事，那么喜欢观察世界，喜欢用电影来讲述世界的精彩。

“我一直都不认命”

恢复高考后，1978年，方励报考了成都地质学院，也就是现在的成都理工大学，报考的专业是放射性地球物理勘探，他根本不懂这些词汇的含义，惟一的理由就是成都地质学院有一个足球场，而足球有几年曾是方励精神世界的全部。但当时的华东地质学院率先提档，方励就这样去了江西。

在大学校园里，方励是院报编辑、足球队长、团支书、学生会主席，连续四年都是三好学生，每一门功课都是90分以上。“人家都奇怪，说你为什么那么爱读书，我说我整整十年都没有读书的机会啊。”

毕业后方励被分配到核工业部的一个研究所，搞铀矿研究。在此期间，方励已经明确了出国的目标。在刚刚改革开放不久的北京，为了练习英语，方励发疯一样去跑展览会，当翻译打杂，部里不知情的人还以为他是专业翻译。

1984年深圳蛇口招商局公开招聘管理干部，方励悄悄去考了，没过多久对方的调令居然来了，但所里不批准。“我每天去去申报，堵领导，挨个轰炸，党委开会，我就站在门口。”这个时候的方励，活像20年后堵在电影局局长童刚办公室门口的方励。

1984年12月底，部里最终放人。方励成了所里第一个弃学经商的人，但他并没有真的去蛇口招商局，而是去了一家外企。1987年，方励带着自己所有的家当6000美元，去了美国。1989年，方励MBA毕业并和一位中国同学结婚，第二年拿到了美国绿卡。第三年，他有了自己的公司，开始在中国和美国之间来回跑，他乐于这样的生活：“我当然喜欢新鲜的空气，但我也离不开熟悉的气味。”

去年8月，方励带着老婆孩子搬回北京，美国的房子还留着。方励希望两个十几岁的孩子在这一生当中最少有几年时间有在中国生活的体验，最刺激方励的是有一年他回成都，在车上和表弟说成都话，儿子问妈妈，爸爸他们是不是在说日语。
“我一直不认命，找到机会就跑。”方励这样总结他的前半生。

方励面对面

爱电影，因为这世界太精彩了

成都商报：为什么喜欢电影？

方励：我想做电影不完全是因为喜欢电影本身，更不是投资行为，完全是因为我喜欢人，喜欢世界，喜欢社会和历史。而最能表达这些的就是小说和电影，而电影显然更有魅力。电影就像毒品，我现在上瘾得吓死人。上瘾不是因为电影形式本身，而是因为这个世界太精彩了。

成都商报：那么热爱电影，为什么不自己做导演？

方励：你让我当导演，我今天就可以干，扯个队伍就可以当导演了。但我觉得我不能做一个优秀的导演，我不是一根筋的人，我的兴趣发散得太大了，我不可能沉下心来去琢磨一个电影的所有细节和镜头。我最喜欢的是找到一个又一个的优秀导演，在有限的生命里讲很多有趣的故事。

成都商报：那在你眼里谁是优秀的导演？

方励：在第六代里我认为娄烨最优秀，第五代导演里我很尊敬张艺谋和冯小刚。我对姜文这个人看法不大好，一个创作者太迷恋自己就是对观众不尊重，贾樟柯的电影我也不是很喜欢。

成都商报：你和不少新导演合作过，那时候他们甚至还没有作品，你凭什么判断他值得投资？

方励：我只看人，读解这个人，他对事物的观察力，敏感程度，内心的真诚和冲动以及他对生命的看法。我很在意一个人的生活方式，如果你整天忙着买车买房追时髦，那么你已经对世界丧失了最诚恳最真实的看法，你已经被外壳推到一边去了。

成都商报：你做电影之后，基本上一直在和电影局打交道。我感兴趣的是你怎么看电影局？

方励：我和电影局打交道之后，才变得有信心，才决定做地上电影。我觉得电影局有商量的余地，是合理的，是愿意沟通和交流的，这已经足够了。2003年9 月26日，我从电影局大门走出来，决定做一个制片人，那一天王超解禁。我当时找了很多人去谈，逐渐认识了电影局的领导。我觉得这些人挺可爱的，可以打交道，不像他们说的那样。

成都商报：按理说你这样经历的制片人应该充满了悲观情绪。

方励：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不要埋怨，不要躲避，做愤青没有任何意义，现在的中国电影总体来讲肯定是乐观的。我最悲观的是电影队伍，体制问题解决的速度比人才培养速度快得多。

成都商报：你现在被禁（当制片）了，脑子里还在想电影么？

方励：我脑子里至少还有五六个比较成熟的故事。我一直在看导演，我希望有机会和张艺谋摆一摆龙门阵，我有一个题材很适合他，我做海洋打捞出身，我想拍一个海战的电影。这次入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蒙古王》的俄罗斯导演和我也是好朋友，我还想跟他合作拍一部忽必烈的电影。我最近在策划一个电影，和李玉做一个类似《血钻》《通天塔》这样混合的电影———人的命运的突然变动，这是我最喜欢的，也是我亲身经历的。

成都商报：你曾多次说过你拍电影从来没想过要赚钱？

方励：对，我做电影从来没想过赚钱，现在我老婆不给我那么多钱，公司是她管财务。我生拉活扯整了2000多万，她不给我了。我拍的5部电影没有一部是收回成本的。如果我没有老婆和家庭，我仍然会干很多疯狂的事情。钱拿来干嘛？就是用来做事的。我从来没有想到要做一个娱乐企业，我只是想讲故事，如果一个电影我不能参与创作，我就没有任何兴趣。

成都商报：你会激情澎湃到什么时候？

方励：一直会激情到死去的那一天。因为你已经意识到做人很难得，阴差阳错你就变成了人，阴差阳错又经历了社会变革，你太有幸了。我们大家都活得很短，既然来到世界上，哪有不兴奋的。

方励电影故事

三导演，有人蒙他，有人“害”他

方励和电影的故事并不是那种真正“钱多人傻”的暴发户投资者，也有可能他的前半生都是在为一部宏大无比的电影做着精密而艰苦的前期准备。

“我自己想做电影从1995年开始，当时我在美国看了一部纪录片《中国战役》，里面有一个画面打动了我：抗战初期国民政府撤离武汉时，一列火车，两边全部是人，走路的，推车的；每走一段，就把车后的铁轨扒了。”由此，方励想做一部《最后的列车》，讲述战争背景下小人物的命运，他曾让张艺谋的文学策划王斌帮忙策划了几个月，后来放弃了，这个想法直到现在还没变，他陆续找了二三十个编剧，但都没能写出一个满意的故事。
截至目前，方励和三位导演有过正式合作，但王超蒙了他，娄烨也蒙了他，李玉的作品“害”他被禁。可是方励越干越带劲。他做电影的经历，是中国电影进程中的一个非典型案例，细细读来，别有意味。

王超篇 （方励与其合作《安阳婴儿》《日日夜夜》）

《安阳婴儿》开机了，我还不知道拍电影需要拍摄许可证。

1998年，方励在旧金山认识了陈凯燕夫妇，陈凯燕就是陈凯歌的妹妹，“我们说到陈凯歌的故事，那时候几个人就说起成立影视公司。”那时方励认识了第一个合作者王超，“我喜欢有个性的怪人，如果说谁谁谁是疯子，那我肯定喜欢。王超就是这样的人。”

2000年，王超拿着《安阳婴儿》的剧本去找方励，方励说我不懂剧本，我不看，你给我摆故事。听了故事后方励觉得有意思，问王超需要多少钱，王超说40 万人民币，方励说那就拍嘛。《安阳婴儿》开机了，有朋友问方励拿到拍摄许可没？方励懵了，他连什么叫拍摄许可证都不知道。王超知道，但他蒙了方励。后来王超老老实实对方励说：“方哥，这种故事什么时候能批哦，我给你说了实话，这电影就拍不成了。”《安阳婴儿》实际上花了方励120万，这部电影最终成为地下电影，没能公开发行，王超也因此被禁。但方励此刻已经来了劲，欲罢不能，他成立了自己母公司旗下一个完全不搭调的子公司———劳雷影业公司。

后来王超又拍了《日日夜夜》。方励直言他不大喜欢这部电影，因为影片中“缺了生活缺了爱”。“那之后我对王超有点失望，其实《日日夜夜》的平台很好，我给了他600万。剧本我参与了，谈了很久，遗憾的是他拍的时候全部丢了。”

娄烨篇（方励与其合作《颐和园》）

我喜欢这个人，所以做了非理性投资。现在我没有后悔，只有遗憾。

因为对王超感到失望，方励开始去接触娄烨。那个时候方励知道王小帅贾樟柯娄烨这三个名字。“之所以不去找王小帅是因为不喜欢做《十七岁单车》的公司，我们在谈《安阳婴儿》卖片的时候谈崩了。”

方励决定去找娄烨，但娄烨的所有片子他都没看过。“我主动去找娄烨，他开始不见我，不知道我是哪一路人，终于有一天他有时间了，他和制片人耐安来找我，一谈就是7个小时，第一次我就下了结论：我们要合作一次！”娄烨把《颐和园》剧本发给方励，他在一次去旧金山的飞机上一口气看完，兴奋不已。一下飞机就给娄烨打电话，决定这次了合作。

回国后，他们就开会讨论。方励坚持要将《颐和园》做成地上电影，和娄烨花了三个月时间修改剧本，将故事背景变得不那么敏感，但直到《颐和园》剪了初版，方励才知道情况变了。“我一直以为是按照剧本拍的，结果拍得完全变了。”方励发现的时候已经太晚了，当时就和娄烨商量，看能不能再剪，但实验下来，要么剪得无济于事，要么电影完全不成立了。

2006年4月，方励再三权衡，最后对娄烨说：“我成全你的导演版，我就撤了。”方励告诉记者：“娄烨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导演，《颐和园》是我的非理性投入，你喜欢一个人，想和他合作一部电影，我没有后悔，只有遗憾。”

李玉篇（方励与其合作《红颜》《苹果》）

《苹果》如果不被禁，就是我在文艺片的商业化上最成功的电影

方励认识娄烨在先，李玉在后，但两边的合作几乎是同时开始，相比《颐和园》，《红颜》的进行非常顺利，结局也不错，在威尼斯电影节上拿了地平线单元的一个奖。最重要的是，《红颜》是方励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地上电影。

“李玉我知道她很多年，但从未见面，因为耐安当时在做李玉的《坝上街》，两年多都没有找到投资，后来我跟她聊了一次，觉得这个年轻人有才华，她的电影值得做。”

《坝上街》的剧本被毙了，但方励还是决定继续做这个项目，在修改剧本的过程中，方励建议把主角换成一个女人，“那个时代对女性的压力比对男性更大，所以故事把强奸变成了女学生怀孕。”这就成了后来《红颜》的故事。

到了《苹果》，方励频繁地和电影局打交道。最终他带着《苹果》6次送审，前后做了53处改动，进行了17分钟删节……对于这场旷日持久的制片方、电影局和审片委员会的三方博弈，方励反复强调，影片出现的争议主要问题在于“代沟”，而非其他。2007年年底《苹果》在内地公映，票房超过千万。不料2008 年初，电影局突然宣布处罚《苹果》和方励，理由之一是“违规制作色情内容的片段”。方励无奈地说：“如果《苹果》没有被禁是完全可以收回投资的，这是我在文艺片的商业化上最成功的一部电影。”

方励语录

“电影就像毒品，我现在上瘾得吓死人。上瘾不是因为电影形式本身，而是因为这个世界太精彩了。”

“我自己想做电影从1995年开始，当时我看了一部纪录片，里面一个画面打动了我：抗战初期国民政府撤离武汉时，一列火车，两边全部是人，走路的，推车的；每走一段，就把车后的铁轨扒了。我想做一部《最后的列车》的电影，讲述战争背景下小人物的命运。”

“我会一直激情到死去的那一天。因为你已经意识到做人很难得，阴差阳错你就变成了人，你太有幸了。我们大家都活得很短，既然来到世界上，哪有不兴奋的。”

方励制片作品列表：

　　2001 《安阳婴儿》 （导演：王超）

　　2004 《日日夜夜》 （导演：王超）

　　2005 《红颜》     （导演：李玉）

　　2006 《颐和园》  （导演：娄烨，后撤项）

　　2007 《苹果》     （导演：李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