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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廷顿的错误在于把西方局限在国家边界之内，而西方首先是一种心态，由三个基本特征确定：对创新的热情、自我批评的能力以及性别平等。真正的文明冲突是，当今所有社会都分裂为西方化人士和非西方化人士。这一文明内部有关现代化含义的冲突，比亨廷顿所谓的地理实体之间的冲突更加显著。
    
    世界各地的人们现在都已经听说了所谓的“文明的冲突”。亨廷顿的这一概念已经家喻户晓。上世纪５０年代，法国经济学家索维创造的“第三世界”一词，也同样人人皆知。这些词语之所以为大众所接受，是因为它们定义模糊。“文明的冲突”基本上是西方对抗世界其他部分，它本应描述世界的本来面目。在现实中，西方是含糊不清的，包括大量领域而并不确定其统一的特征。
    
    那么究竟何为西方呢？西方化是什么？为何认为日本是西方而中国不是？上海属于哪里？俄罗斯是西方的一部分吗？从这些不确定性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西方并非一个地理性的实体。希腊人在２５００年以前，把他们自己视为是与东方波斯人对立的西方。大概在那个时候西方作为一种心态建立起来。由于西方从那时以来已经失去了明确的领土范围，“西方”一词已经不是地域概念。
    
    西方首先是一种心态，而这一心态并不与任何大陆吻合，也并不与任何具体国家或地区吻合。亨廷顿的错误好像在于把西方局限在国家边界之内，而西方并没有边界。
    
    某些亚洲国家和地区（日本和台湾）属于西方，非西方人群（欧洲的穆斯林）生活在本应属于西方的国家，某些东欧国家部分被西方化，而某些西方国家（俄罗斯）并没有完全西方化。最终，确定西方的心理边界要比确定领土边界更为容易一些。
    
    我相信西方是一个由三个基本特性确定的心态，在东方文明中不大容易找到这种心态。这些特征是对创新的热情、自我批评能力以及性别平等。
    
    从古希腊时代以来人们的问候语就是“有什么新消息吗”。这一句话总结了西方心态的要害。但是非西方人更愿意把传统置于创新之上。但是创新作为一种基本价值观，可以解释与东方相比西方取得了科学突破。它也说明西方与传统非西方社会不可避免的冲突，同时也说明了我们应该称作的“西方的西方化”。
    
    西方不断破坏自身的传统，包括其宗教。经济学家熊彼德把这一过程称为“创造性破坏”。这一名词可以适用于西方所有阶层。西方保守派在创造性破坏上，并不比西方的自由派差劲。保守派实际上因创造传统而著名。例如，１９世纪英国首相迪斯雷利，就创造出了大多数本应是有关英国君主制度的悠久传统。西方的创新好像是一个没有尽头、自我转变的进程。
    
    自我批评与创新相比，更加能够确定西方的特征。非西方文明中面子和自恋排除了自我批评，至少不会自我批评自身的文化。一个真正的穆斯林或者中国学者，会因对自身文化的批评而难以被称为一个真正的中国人或者穆斯林。西方就不是如此。西方学者宣布西方价值观死亡完全正当，而中国或者穆斯林世界中就没有像尼采那样的人，说他自己的上帝已经死了。中国或者穆斯林世界中有没有人像１６世纪法国的蒙田那样，说“印第安野人”或许比我们更加明智呢？当然肯定会有像蒙田或者尼采那样的中国人或者穆斯林，但是他们不会被视为自身文明灯塔。
    
    在性别平等上也是如此。在古希腊、犹太和基督教地区，妇女被视为低人一等。如今，性别平等已经成为通例。在非西方文明中并非如此。妇女的地位问题明显把非西方的穆斯林与西方世界对立起来。
    
    如果我们接受以上西方作为一种心态的定义，就会带来三个大问题。它们是：东方在不被西方化的情况下能否现代化？我们如何区分东方和西方？西方世界会保持西方吗？目前为止，历史上还没有非西方的现代化。有关亚洲价值观的讨论最初起源于新加坡，这基本上是一个政治性讨论。亚洲国家只是在把它们的心态转向了创新以及以及自我批评之后，才变得现代化。
    
    当代的韩国人和日本人依旧完全是韩国人和日本人，但是要比祖先更加靠近西方。同样，现代埃及人或者沙特人，比古代阿拉伯人更加接近法国人或者美国人。
    
    这一西方化是否让埃及人或者沙特人不再是正宗的阿拉伯人呢？所有的东方社会都存在这一辩论，从而把我们带到了真正的文明冲突，也就是当今所有社会都分裂为西方化人士和非西方化人士。这一文明内部有关现代化含义的冲突，要比亨廷顿所谓的地理实体之间的冲突更加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