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对于当前新疆社会政治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例如南疆农民生活改善缓慢，维族就业的受到的不公正待遇等问题。我认为，这些个问题在当前中国社会实际上是一个共同问题，只是在新疆则表现得与民族问题挂钩并容易使我们的思维仅仅限于向民族政策和民族关系去寻本溯源。事实上，我觉得，新疆的这些政治经济问题与全国的政治经济问题其根本的原因是一致的，他们与内地汉族所面临的问题的具有整体性。

在GCD的施政路线里，它究竟以什么为出发点？遵循什么样的路线？经过对社会的观察和我这些年各地的学习与经历。我认为，D是希望国家富强的，但富强首先是要让我们的公仆集团和他们的子孙们先尝到果实，D是希望社会稳定的，但稳定的中心是维护D的统治和地位。这些年经济发展很快，国家税收的增长幅度远超过经济的增长幅度。从整个中国来看，对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投入集中了国家的相当大部分收入，从地方来看，省会的投入占了省里相当大部分的收入，从城市来看，市区的的投入又集中了市里大部分的收入。而对农村尤其是偏僻、山区农村投入极少。并不仅仅是新疆，其实在其他省份偏僻农村始终得不到政府的资金帮助和政策扶持。 GCD总是电视上面吹一套，实际又是一套。举个例子，本地新闻报纸吹嘘政府为了吸引高学历人才，出台政策给予高学历人才安家费.实际上呢？政策是有，但传媒却没有提政策里这样的一条：博士硕士必须要携带能在本地形成产业的国家级技术项目的才给安家费，于是乎，当你去申请的时候就被这条卡住，能拿到这笔钱的凤毛麟角，远不像传媒所说的那么优厚。

其二，从政策上，导致收入差距的拉大，底层百姓在经济发展的背景下生活水平实际下降。通胀是全球趋势是没错，是这些年全球经济过热所引起的波动效应。但是通胀不会引起人民生活水平的降低，经济是在发展的，要看收入增长快还是物价上涨快。在中国，由于富豪阶层和权力阶层的收入过快膨胀以及公务员加薪幅度远大于普通百姓的收入增长，使得财富杠杠倾斜严重。2003年中国首富身家还没超过100亿，而如今中国身家百亿的富豪已经超过一百位（这里面有政府的因素，因为官商勾结严重，陈良宇案就是很好的例子）。在很多大型国企，其老总（实际上是党的干部）分红动辄百万千万。公务员通过几次加薪，已经与普通工人拉开了很大差距。在社会财富更快（比经济增长速度快）地向少数人集中的情况下，如经济增长10％，而这几类人收入增长在20～200％以上，试问，普通工人和小农还有小商贩的他们的日子还能比以前好过吗。

其三，从政策上对人升学和就业的不公。我们知道，中国的大学，一般本省学生和外地学生比例为1：1，甚至本省学生更高。这样就使得占据绝对优势教育资源的北京上海得以让他们本地学生享受比外地学生更容易进好大学的便利条件。朱鎔基总理曾想改变这种状况但遭到了官员的一致抵制终因阻力太大而搁过一边。而且现在北京上海也通过严格限制外地人入户来限制避免这些优惠条件的扩大化。

在这种大的施政路线下，新疆的民族生存发展问题实际上和全国百姓的问题是同源的。在内地底层百姓的生存状况也非常的糟糕。例如山西矿工，干着非常繁重的体力活挣不了多少钱还容易送命。我有个表妹，在广东发达城市工厂打工每天干12个小时一个月只休息一天工资才800块。汉人大多数是没有民族歧视的，我认为这是源于汉人的无宗教信仰性（有的无知的人会说汉族信仰儒教或说汉族也有鬼神崇拜）。相反，汉人很多还对新疆美丽的风景和热情的人民有好感，只是近年来新疆小偷损坏了维族的形象。至于双语教育问题，既然遭到了维族人民的一致反对，那自然就是部分领导错误的决定。

共产主义政党在二战后在某些国家取得了政权，我认为，是一种社会的倒退，是特定历史社会背景下的产物。这些理想共产主义者强行实行违背社会发展规律的生产方式给这些国家带来和经济破坏和民生灾害。不可想象，如果当时全球被共产主义占领，今日之世界，还有没有这么发达的科学和经济？

尽管持有上述观点，但我并不认为应当采取什么方式改变现在的上层建筑形式，不仅仅是因为没有能力，也是因为当前国际的形势和环境和我们国家自己所面临的复杂现实问题。西方国家以我们的动荡为乐，他们巴不得我们分裂。不管我们国家有什么问题，那总是我们中国人的事，不需要外国人插手。所以对维族精英们我有着同样的建议，就像马丁路德金在“我有一个梦想”演讲上所说的：“对于站在通向正义之宫艰险门槛上的人们，有一些话我必须要说。在我们争取合法地位的过程中，切不要错误行事导致犯罪。我们切不要吞饮仇恨辛酸的苦酒，来解除对于自由的饮渴。”与现在我国的国家机器相比，别说是“东突”，就算是没被美国打垮之前的塔立班和基地组织也难以与之抗衡。和平、民主、自由是全球大势所趋人心所向。GCD必然会自内而外，自上而下逐渐的走向开放与民主，就像它当年被迫改革开放一样，只是这个过程会比较慢，但它至少与极端行为导致的社会动荡人民不安民族仇恨却达不到目标要好的多。

社会发展大方向虽然是决定于其内在规律的，是不以少数人意志为转移的，但是社会发展的过程，却总是受着少数精英们的主导。最令人痛心疾首的是，我们国家绝迹了具有传统贵族文化精神的精英。古代各国的贵族，往往都自小受各国礼教体系的熏陶。这些礼教的核心大多是爱民、忠君报国等，这种思想在他们脑子里根深蒂固，他们的人生，自然树立了为实行这些崇高教义而不是追求个人享乐的人生观，尽管他们不能改变封建剥削制度。他们追求优雅和高尚，这样的伟大精英前辈数不胜数。

我并不是说贵族就是精英，精英是个子集的概念。近代资本主义革命的领袖，其实基本上都是这些贵族文化精英的部分思想先行者。由于社会主义革命强调人民的作用，文化上推行平民文化，鄙视和破坏贵族思想和贵族文化，中国的贵族文化和残余贵族被当作垃圾消灭得一干二净。

伴随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这代精英们，大脑里又主要吸食了现代西方平民个人主义的文化，使他们一切为了追求个人价值的实现和个人生活的品质。对当代的政治社会采取的是一种适应奉迎以为自己牟利的态度，尤其是一些受过良好教育立志从政的人，这其中就包括一些新疆维族干部。古代贵族文化精英们想着如何为民谋利同时维系制度不变而现代精英们只想着在制度不变的情况下为如何让自己捞好处。古代贵族精英深知人民是愚昧和狭隘的但是却毕其一生去为民，而现代精英们嘴上夸我们的劳动人民聪明伟大却置人民于贫穷而不顾。还有那些不喜欢中国官场的精英，鄙视老百姓的愚昧，把西方平民的个人主义精神信念奉为高档品来膜拜。

在目前的情况下，几乎没有有实力的人关心最底层的百姓，以及如何去改变他们受到的不公平，这是机会的不公平，出身的不公。精英们只会说：那是他们自己造成的。人民就像孩子一样，他们不能执政（这和民主是两码事），但是他们需要爱护。

所以我致各位维族精英们，需要以为国为民的态度和抱负，去投入到改善本民族生存发展的斗争中去，而不是逐渐在自己生活改善的道路上消磨了这样的抱负。同时要呼吁、唤起更多的民族精英的良知和爱心，团结对维族友好的各民族进步人士，拉动一些真正有实力的，或者让自己成为有实力的人物，共同为民请愿。这样不仅是维族，也是整个中华人民民生民主的改善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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