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明玲
位居高層、承擔重責的高階主管,往往說不出、甚至無法察覺自身的壓力與憂鬱,需要週遭更多的關心與協助。
從送報生、學畫股市日線圖開始到企業總裁,寶來集團總裁白文正白手起家攀向人生顛峰,卻在澎湖海邊,為生命強制劃上休止符。
媒體報導,白文正走向極端不是突然轉彎:面對檢調對他背信的調查,他就曾對同僚表示「希望在年初死去,是最漂亮的時間點」。他過世前陸續處理財務,還在六月底關掉喜愛的義大利紅利餐廳。《壹週刊》報導寶來供養考試院長提名人張俊彥,只是壓垮他的最後一根稻草。
一層層的壓力不斷積累,他的極端並非衝動行為,也非無跡可循。這樣的事件讓人思考:在親手終結自己生命的那一刻前,他求助了嗎?他的求助是否得到回應、又能否得到回應?
不能說的憂鬱
統計上,台灣憂鬱症臨床求助的人口,以及嘗試自殺的人口,一直是女多於男;但在自殺成功的人口上,男性比女性要高出兩至三倍。
對這種現象的解讀有很多,例如女性自殺可能傾向於不暴力的方法,而獲救機會高等。
而其中一種值得關注的解讀,是男性憂鬱的比例不比女性低,卻不易察覺,也不易主動求助。男性常不自覺需要幫助。
社會給男性的刻板期許與訓練,常是要壓抑自己的喜怒哀樂。「對男性來說,表達情緒是一種不光明、懦弱的行為,都會努力掩飾自己的情感,」長庚醫院精神科主治醫師陳景彥說。有些來向陳景彥求診的男性甚至不知道如何辨認自己的情緒。當他問對方「心情如何?」時,對方居然回答他「我也沒有什麼心情。」
居高位、承擔責任的高階主管,作為企業的精神堡壘,更讓他們無法求助。
對許多高階管理者而言,身邊的同事經常是競爭者,又怕對部屬吐露影響公司士氣,家人可能也不瞭解他們的煩惱時,很多高階管理者的壓力,只能留給自己。
常是企業界高層求助對象的高雄忘憂草協會理事長林耕新回憶,曾經有一位上市公司的大老闆派了大轎車接他到高雄隱密的地方看診;這位CEO不能在台北求診,也無法對人訴說,怕引起股市波動。但他一看到林耕新就掉下了眼淚,喊著「壓力實在太大。」
特別對已經走到高峰的管理者來說,遇到的煩惱與壓力和一般人很不同。CEO罹病可能就會影響企業在股市的表現;或者是對未來競爭充滿迷惑與不確定感,卻無法對仰望他的部屬或外人說;也可能是如同白文正,是一種面對如何維持前半生名譽與成就的壓力,和追求完美的挑戰。這樣的問題比起年輕時的挫折與煩惱,都更複雜,更難有直接的解答,也更不可說了。
如何辨識憂鬱傾向?
男性對壓力與煩惱的壓抑,讓他們更常以扭曲的行為表現煩惱,可能連自己也沒有察覺。他們可能以嘲弄、憤怒、過度理智化,或者抽離否認(自稱不在乎)來表現壓力與憂愁。陳景彥說,有時憤怒會往內轉,變成痛恨自己無法妥善處理事情,或是呈現身體不適,而容易被忽略是精神出現了問題。
林耕新指出,還有一位有企業主來找他前,每天覺得全身都不舒服,只敢喝水,因為一吃東西就拉肚子,體質很敏感,但全身檢查後,身體一切正常,最後才發現是精神的問題。
隱晦而不易主動求助的男性高階管理者的壓力,本身與身邊的人,都需要更高的警覺心。
台東榮民醫院與台大醫院兼任精神科主治醫師吳佳璇分析,如何判別憂鬱患者需要求助?例如,過去遇到挫折,不會不想工作,這一次卻想放棄工作。過去處理情緒的方式不適用,無法幫助自己從負面情緒跳脫;負面情緒的持續時間遠超出過去的長度、或程度上遠超過自己主觀所能忍耐時,就要警覺就醫求助。
而身邊的人也要特別注意不尋常的蛛絲馬跡,例如是不是變得注意力不集中、易怒,變得不果決,或者有身體重複不能改善的症狀等。
而當對方主動傾訴,吳佳璇也提醒,要放膽聆聽問題,不要當一個只說「你一定沒問題」的盲目安慰者,這樣反而加深對方壓力,更加讓對方好強好勝。
陳景彥也說,鼓勵本身有時無法觸及內心真正的無助,反而加深對方壓力,就像拉住手又推開一樣。他建議鼓勵者不要停留在「你要勇敢,要堅強,你一定能撐過去的」這種認知思維,而應付諸行動,例如主動帶他去就醫,或共同思考解決問題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