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七七年初下乡的，虽说七六年老毛已死，华国锋变成了华主席，但中国的一切还在沿着老毛在世时的轨迹运行着。对于我和我的中学同学来说，毕业后除了下乡插队，好像并没有其它的选择。而且那时上山下乡运动已经进行了十年，家家都有孩子在农村，插队落户成了当时中学毕业生的必经之路。所以我也就茫然地在学校报了上山下乡的名，等着出发的那一天。

我的哥哥姐姐当时都在农村，姐姐已经下去五年多了，按年头好像招工也快该轮到她们这批了。不过当时知青招工竞争得很厉害，谁能拿到招工名额，谁能分回兰州，有一份好工作，很大的部分和父母的权势和关系有关。而我的父母都是被打倒的臭老九，又不会去求人走后门，完全帮不上忙，只有靠姐姐自己在农村努力了。哥哥也已经插队两年，如今又轮到了我。

临走前母亲一边默默地为我准备行李，一边忍不住背着我偷偷地抹眼泪。想着我们三个孩子都在农村，而且天各一方，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再回到她身边，怎能不让她这个当母亲的伤心难过。从她看着我的眼神里我能感受到她心中的那份伤痛，能感受到她因为不能帮我们，眼睁睁地看着我们一个接着一个地离家下乡，插队远行，对自己的自责和痛苦。

那个年代，楼院的大人们晚上聚在一起，谈论的大都是从各个渠道听来的知青政策的可能改变和从各个知青点传回来的小道消息。当时上山下乡已经进行了十年，由于看不到希望的前途和不能掌控的命运，很多知青在想家、空虚、苦闷中挣扎。为了减轻精神上的痛苦，有人在抽烟喝酒中麻醉自己；也有知青在那孤独无助的生活中谈恋爱、找朋友，以寻找彼此的安慰；而为了争取那难得的上调名额，也有知青在知青点里勾心斗角，反目成仇。

随着上山下乡涉及的知青人数和家庭越来越多，那传回城里的坏消息也越来越多。从有的知青熬不过那苦闷的日子自杀，到有女孩在农村谈恋爱怀孕偷偷回城里来打胎；从有的知青点打群架致残，到普遍存在的知青抽烟喝酒。。。这些时时传回来的坏消息，让城里这些知青的父母们格外地挂牵着那些下到农村去的孩子们，成天提心吊胆，寝食难安。

走之前的那个晚上，父母和我有过一次严肃的谈话。他们对我说，“你才十六岁，就要离开父母，去农村独自闯荡了。从今以后再苦再难，一切就都要靠你自己来应付。农村的生活条件不比家里，要做好吃苦的准备。希望你能学会知足常乐，多和那些农村长大的孩子比。作为副点长，和点里的知青们一定要搞好关系，多忍让一点。想家了就给我们写信，有什么事多和大家商量，千万不要把郁闷憋在心里。不管日子有多苦，都不要放弃心中的希望。千万不要学着抽烟喝酒，也不许谈恋爱。相信我们，这种状况终有一天会改变的。”

就这样带着他们的叮咛和嘱咐我来到了农村。刚下乡时，除了艰苦的生活环境，和每天的强体力劳动让我难以适应，最难受的还是精神上的空虚无聊和前途的不确定。那时的知青政策变幻无常，没人知道我们会在农村呆多长，住多久。那没有希望的明天，让所有的苦，都变成了不堪承受的折磨。只有麻木自己，过一天算一天，听天由命。

我们村子没电，一到晚上漆黑一片，寂静无声，真不知该做些什么。那时候真想家啊，晚上吃完饭，大家就坐在黑暗中想着远方的家，互相聊着以前在城里的那些趣事，想父母在家里正在做着什么。想家想的厉害了，有人就开始抹眼泪。常常是一个女生的眼泪就能把我们大家都惹得伤心一场。那时也常常给家里写信，在煤油灯下记日记。不管是点里谁接到了家里的来信，都会念了一遍又一遍，希望从中找到一星半点知青政策改变的消息。

有时我们晚上实在无聊，会到村东头的老知青点去串门。他们已在村里呆了两年，那种失望沮丧的情绪比我们更厉害。除了教我们怎样适应农村生活，也把很多当时老知青的坏习惯传给我们。我们点的男生们很快也都学会了抽烟，没钱买好烟就和当地农民一样自己买些便宜的烟叶子卷烟抽。有时大家也会凑钱买点白酒，就那么干喝，喝个一醉方休。

晚上无事我们常常在月光下随着飞的口琴声一起唱歌，唱那些过去的老歌，和刚刚学会在当时的知青中流传很广的知青歌曲。这些知青歌曲大都曲调凄凉，歌词也都悲观伤感，让人唱的伤心落泪。记得有一首《火车呀火车你慢些走》，这样唱道：

“火车呀火车慢些走, 让我再看一看远走的朋友。带泪的双手，挥也挥不够，火车一声长笛寂寞就上心头，寂寞就上心头。”

“火车呀火车慢些走, 让我再看一看亲爱的朋友。满肚的心里话，说也说不够，火车一声长笛我们就分了手，我们就分了手。”


虽说大家都很苦闷，也不知今后的前途在哪里，这样的日子要过多久，但仍然和村里的农民一起，过着天不亮就起床，天黑了才收工的生活。

一天我们正在苞谷地里锄草，常驻公社的知青带队干部匆匆赶来，把红从地里叫走。从他那严肃的面孔里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下工后赶紧跑回知青点，看到红正在那里低头整理行包，准备回家。一看到我们，红哇的一声就扑进了我的怀里，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嘴里还喊着“姐姐，姐姐啊，你死得好惨。。。”

原来在另一个山区插队的红的姐姐娟，坐着生产队的拖拉机到公社去办事，山路上拖拉机翻了，压在拖拉机底下的娟当场就断了气。一个不到20岁，正值青春年华的姑娘就这样离开了人间。我们和娟从小在一个大院长大，彼此都非常熟悉，听到她就这样死了，我们都惊呆了。也忍不住和红抱在一起，哭成了一团。

第二天红就走了去参加她姐姐的葬礼，听说在葬礼上她母亲哭得昏死过去，而且后来很长时间都悲伤过度，精神不太正常。单位为了照顾她家里，很快就把红抽回兰州到她父亲的单位做了工人。她是我们知青点第一个回城的，不过，是用她姐姐的死作了代价。

娟的事让我想了很多，我第一次意识到一个欢蹦乱跳的年轻人可以就这样转瞬间从人间消失，人的生命太脆弱了。她的死是那么的突然，那样的不幸，又是那样的不值得。如果没有上山下乡这一运动，她怎么会就这样突然离去，死在这异乡。而她的命运，也完全有可能落在我们头上啊。送红走后，我们知青点很长时间都没有了笑声。

日子就这样慢慢地熬着，下乡半年后有一天我接到了家里一封厚厚的来信。迫不及待地打开信封，妈妈告诉我，姐姐终于被招工了，不过没有回到兰州，而是招到白银的铝制品厂当工人。听说那是一个建在在山里的三线工厂，说是上调，等于从农村当农民调到大山里面去当工人。姐姐不太想去，她一直盼望着能抽回兰州，回到父母身边。不过知青办的人说，如果不去，就等于自动放弃招工名额，以后再也不会考虑她了。所以姐姐虽是千百般的不愿意，最后也不得不服从分配，先去报到再说。看到这里，我真不知道是该为姐姐高兴，还是难过。

信写到这里，信纸上的字突然变得模糊不清了，妈妈写道：“告诉你一个坏消息，你哥突然被知青办的人强送回来了。说他在知青点里整天自言自语，觉得有人要迫害他，狂躁起来还会砸东西，打人，像个疯子一样。回到兰州后，他在家里也是又哭又闹，几个人都制不住他，不得已，只好把他送进精神病院治疗。医生说他属于狂燥型精神分裂症，不得不上电休克疗法。每次看到他们强制性地给他上电休克治疗，以及治疗后他那傻呆呆地模样，我的心都要碎了。。。”看到这里我的头轰得一下，眼前模糊一片。“哥哥疯了，怎么会？过年探亲回家时他不还是谈笑风生，好好的吗？我不相信！我不相信！”

我把信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但那白纸黑字就躺在那里，我又怎能把它当成幻觉。

妈妈在信尾嘱咐我，“不用回家，回来也帮不上忙。也不要太牵挂家里，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我们已经承受不了更多的坏消息了。。。”

我拿着那封信，呆呆地坐在那里，泪水禁不住留下脸颊。哥哥是我们家唯一的男孩，从小学习一直不错，父母对他格外钟爱，我知道如果他真疯了对我父母的打击会有多大。从那一刻起我对家里格外地牵挂，生怕妈妈经受不住这个打击。

听到我哥哥的坏消息，点里的人都对我格外关心照顾，他们安慰我说：“我哥哥只是暂时想不开，思想上受到了刺激。只要治疗及时，以后会恢复正常的”。这也是我当时心中最大的希望，希望再见面时那个神气的哥哥能再出现在我眼前。

一直到第二年的春节过年回家探亲，我才又见到了我哥。他已经被确诊为“精神分裂症”，需要长期服用抗狂躁药治疗。而那药物让他失去了原有的神气，变得傻呆呆的。一天到晚都蹲在墙角，自言自语着什么。家里也曾试着给他减少药量，但每次药减到一定量，他就又会烦躁闹事，搅得家里鸡犬不宁。我们曾找一切可能的医疗条件给他治病，也怀着强烈的愿望希望他有一天能恢复正常。但这一切都只能是梦想，妈妈也跟着他流了几十年的眼泪。。。

就这样哥哥从插队到今天疯傻了三十多年，他一直没有工作，也没有医疗保险。这么多年来，是我的父母和我们姐妹一直在经济上，生活上维持着照顾着他的生活。可是下乡前，他是一个完全正常、神气活现的小伙子啊。我知道哥哥的遭遇只是那千千万万知青中的一个小小缩影，像他和娟这样在这场运动中致死，致残的，还会有很多，很多。。。

让人难以接受的是哥哥疯了以后被中途病退回城居然还要占一家只能有一个孩子能够留城的指标，最后我妹妹也不得不被迫下乡。所以我们四个都插过队，当过知青，无一幸免。

这么多年来我一直试图找到哥哥变疯的原因，希望找到那个把他从正常人逼疯的诱因。我和他们知青点的人详细地谈过，一起回忆过当时的一些细节。除了他下乡的地方是甘肃最穷的地方之一，当地严重缺水，人畜的饮水只能依靠村里挖的大水窖积攒的雨水过活；除了他们知青点不太团结，下去不久大家就都分灶做饭，自顾自以外，我还真找不到什么特殊的打击或诱因。记得他们知青点的一位大哥对我说，“其实根本不需要什么特殊的强烈打击，在那种一口干净水都喝不上，没有希望，看不到前途的日子里，我也快疯了。”

想想他说的也对，那种没有希望的生活，没有前途的明天，是当时的知青生活中最压抑，最难以忍受的部分。

想起一个知青在她的知青回忆里说过的话：“我们本该有远大的理想和抱负的，我们本该有美好的向往和爱好的，我们本该有纯洁的友谊和爱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