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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着小雨,临近下午两点 28 分,川流不息的大街上开始有车闪着方向灯靠路边停下,接着就越来越多的车开始靠边停下。全国默哀的汽笛接着响起来了,所有的车都停下了,车上的人都下车站立车边,路上的行人也都停住脚步,就地肃立。细雨霏霏,像是在给空旷的大街洗浴,人们有的打伞,更多的人就这样淋着雨肃立着,向几天来死于川西大地震的罹难者致以哀悼。可以看见的旗杆上,淋湿了的国旗,耷拉在旗杆中央,几十年来,共和国第一次举国向无名的百姓哀悼,第一次为他们下半旗。
电视上清一色都在转播 CCTV 的节目,全国各地包括港澳都在同一个时间里肃立默哀,那场景似曾相识。印象中是 1975 年,首先是董必武,然后是康生,我们从广播电台里知悉了哀乐的旋律,以及各地下半旗的场景。接下来的 1976 年,周、朱、毛相继辞世,“国葬”的规格和礼仪就更具规模了。偏偏,人祸天灾在这两年惊爆,河南遂平县板桥水库崩溃,鄙人亲临救灾现场,那种“排山倒海”留下的惨状却不准报道,记得很清楚的是,京广临时铁路接通之后,路西遂平县城一边搭建了延绵数公里的苇席高墙,用于遮蔽经过客车的视线;接着的唐山大地震,即使歌颂党恩也不得不披露出灾难的一角,且蔓延全国的“防震措施”也捎带着惨烈的传言。不记得过了多久人们才获得官方报道的死亡数字:两处各死亡二十多万人。然而民间传说的数字则远不止这些。
但,共和国的国旗始终高高飘扬,它只为领导人辞世降半旗,老百姓无论死多少人都不可能让国旗低下高昂的头。这回,不同了,国务院 18 日颁布公告:“ 5 月 19 日至 21 日为全国哀悼日,在此期间,全国和各驻外机构下半旗志哀,停止公共娱乐活动,外交部和我国驻外使领馆设立吊唁簿。
令我吃惊的是, 16 日,秘鲁总统加西亚、总理德尔卡斯蒂略以及外交部长、司法部长和劳工部长共同签署的最高政令:“ 2008 年 5 月 12 日发生在中国的强烈地震,不仅是这个亚洲国家的灾难,也是全人类的不幸。秘鲁政府对如此惨重的人员伤亡表示哀悼,将宣布 5 月 19 日为全国哀悼日。”内心脆弱的中国人眼里满世界都在“反华”,恰如同鲁迅的《狂人日记》里那位主人公看谁都像是要吃他的主,远在地球背面的那个国家难道不是在“将我们一军”么?于是哑然,不知该说什么好。如今的世界早就不是几十年前甚至十几年前那种状况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不再是什么“社会主义风格”,而是人性、人权的基本体现。
川西地震,举国哀悼,无论怎么说也属“几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国家果真要成为“公民社会”了么?看来有点像,民,第一次享有主人的规格。而且,震灾初起,除了政府救灾行为及时果决之外,民间自主自为的救助规模也属史无前例,只有“公民”才具有自主自为的禀性,“臣民”永远只晓得“毛主席挥手我前进”的。然后看电视,又惶惑了,三分钟默哀刚结束,慷慨激昂的“中国,加油!”便响起,看见如此众多的人群在那个广场上振臂,使我不能不响起当年他老人家“接见红卫兵”的热闹。我不知道,倘若谁要是死了爹或者丧了娘,一群人跑到丧仪上振臂高呼“某家,加油!”那算咋回事?我更不能理解,怎么就会有那么些人,硬是不会舍弃任何可以表现激昂的机会。
老实说吧,这些天来我一直把电视节目在 CCTV 与凤凰卫视之间来回跳,在前者那里,我不知看到多少领导的关怀、战士的英勇、民众的感激,仿佛我们面临的不是一次空前的惨祸,而是“与天奋斗”的机遇,上苍降临到人间的不是灾难,而是提供了一个表演“革命英雄主义”的舞台。只有后者的报道里,还能看到悲伤,失去亲人、同学、朋友的悲伤。尤其是那位压在废墟下坚持了 79 个小时的陈坚,江苏消防战士用 7 个小时抢救他,他说他要坚强,一定会活下来。可当他被从废墟里救出来,对救他的消防战士说了声:“谢谢你们!”便撒手人寰了。给他做对口人工呼吸未果,消防战士哭着说:“陈坚,你怎么这么傻啊?都坚持了 79 小时了,怎么就不坚持了呢?”令人肝肠寸断。看着这些场景录像,那些守在瓦砾堆旁哭泣的父母、孩子、亲友,总能知道这是一场浩劫而不是别的。我很想拜托我们那些主管宣传的官员们,请你们少一些俗套,多一些人性;我们为抢救灾民的战士们感动,但死难也决不是一个冷漠的数字所能概括的。举个未必恰当的例子,一碗汤里不应该没有盐,但若是抓一大把盐撒进去,那碗汤就不是滋味了。尤其是,多少孩子啊,如果你自己的孩子葬身瓦砾,你还能如此安详吗?有句口号叫做“夺取抗灾斗争的最后胜利!”我不知道还有什么“胜利”可言,无论我们抢救回来多少生命与财产,那能算“胜利”吗?
哀悼平民百姓的汽笛声总算响起来了,这无疑是一个进步,中国的进步,倘若它果然是迈向公民社会的第一步的话。倘若演绎成“弘扬爱国主义”的手段,那就谈不上什么进步了。在人性意识在世界上越来越浓郁的情况下,以民众的惨痛来张扬什么“爱国主义”,恐怕连天良都保不住,还谈什么进步?
( 2008.5.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