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西藏爆发大规模武装冲突，中共政府称为武装叛乱，中华民国政府与海外藏人均称之为“西藏人民抗暴起义”。对于冲突的命名不同，但是对于导致冲突的根本原因，双方的看法基本一致，那就是从1957年开始中共在部分藏区推行土地改革。

   今年3月份西藏事件发生以来，中共的文宣部门仍然大肆宣传当年土地改革的“伟大成果”，所谓“翻身农奴幸福作主人”云云，不禁让人有时光倒错之感，当今中共意识形态极端混乱，自相矛盾。

   早在1978年，中共开始重新实行农村土地包产到户，在实践中彻底推翻了土地改革的所谓“成果”，用当年中共反对包产到户的左派的意见，这是“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

此后三十年，中共的经济政策，用邓小平的话说，就是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其实更准确地说，就是挂狗头，卖羊肉。在天安门广场，至今高高悬挂着毛泽东的狗头，“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但是实践中却是如假包换的“走资派”，公开卖资本主义的羊肉，这才实现了经济转型与起飞。

2004年3月14日，在中国已经成为全球人口最多的资本主义大国家，贫富差距甚至已经超过美国，欧洲这些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中共终于在宪法中羞羞答答地，战战兢兢地加入了“保护私有财产”的条款。至此，中共已经立法上，彻底否定了当年的土地改革。不要以为这次修宪是中共统治阶层良心发现。看看今日中国，邓小平，江泽民，曾庆红，胡锦涛，李鹏，从极左派到右派，有哪一个领导的子女不是亿万富豪，金融寡头？中共修宪保护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首先就是要保障中共领导的私有财产。

回首历史，中共的农村土地改革，城市“社会主义改造”是人类文明史最大规模的暴力抢劫，数千万中国人的土地，房产，企业，无缘无故就被中共彻底剥夺，收归公有，许多人是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创业者，是当年中国经济的脊梁。

在中国这样的一个人多地少的国家，很多所谓的地主家庭人均只有三五亩田地，这些土地或是自已几代辛勤开垦的，或者是从市场中公平购买的，却因此陷入社会深渊，不仅全部财产被无理剥夺，而且全家被划入黑五类，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反复被批斗凌辱，受尽了精神摧残与身体的折磨。

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当年在广东省领导土改工作，而他的父亲赵廷宾在河南滑县却被划为地主成份，被中共当政府迫害而死。赵父生前是开明乡坤，在当地颇有民望，支持儿子加入八路军抗日，结果却因为家有几十亩良田而死在中共的屠刀之下，这件事让赵一生中耿耿于怀。其实毛泽东的父亲也是富农，只是死得早些，没有赶上中共的土改。当然毛泽东本人痛恨其父，毛父如果能活到五十年代，到底是什么命运，也未可知。

中共的左派文宣至今仍然宣传所谓土地改革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云云。世界上绝大多数现代工业国家，并没有采用中共这种野蛮血腥的抢动方式进行土地改革，文明社会完全可以用政府赎买土地，征收累进土地税等方式实现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转型。

实际上在土改大规模推行后，中共很快就陷入了全国性大饥荒，即使在中共官方文件中，也没有否认59年到61年的大饥荒，唯一有争议的是饿死的人数，是一二千万，还是三四千万。

如果从今天的经济观念来看，土地改革在经济学上也是荒唐可笑的，中国人多地少，人均耕地从来就是一二亩多而已。这一点土地的农作物生产力，既使以今年飞涨的农产品物价来衡量，扣除肥料与水利投入成本后，全年毛利也不过几百元人民币而已，这一点可怜的农业年收入，如何能让农民家庭走进小康？更何况中共还推行野蛮落后的户口制，广大中国农民象农奴一样被捆绑在土地上，毛共时期，农民没有粮票，布票，还有形形色色的副食品与日用品券，如果离开土地，农民除了饿死，绝无出路。

在中共实行包产到户后，放松户口管制后，越来越多的农民将土地转包给种粮专业户，让这些少数人用企业方式大规模经营耕种，许多农民则外出打工赚钱。

土地改革的唯一成果，让是彻底打碎了中国的传统社会秩序，从而让中共权力新贵站稳了政治脚跟。但是这种靠暴力掠夺带来的稳定是短暂的。随即而来的大饥荒，政治运动，经济困境，使得中共极权在政治与经济两方面都举步维艰，用中共自已在改革前的话说“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在邓共时代，不得不在经济实践中与立法上，都彻底抛弃否定了当年土地改革的“伟大成果”。

多年以前，笔者在中国处理一些私人财产公证事宜，看到有趣一幕：一位老者，拿着一堆文件，要求进行公证，那位女公证员没只看一眼，就将文件推回去了：“当年国民党的产权证明，我们一概不受理”。

在中共执政以前，数以千万中国人的地产，房产证明，中共现政权一概不预承认，（唯一的例外是华侨房产）。这就引出了二个有趣的法律问题：

A: 如果中共政权完全不承认前政权时期的公民土地所有权，那么，中共政权自已又如何继承前政权的领土所有权？

B: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1984年12月发布的“关于加快落实华侨私房政策的意见”的规定的第一条：“在土地改革中，农村和城镇没收、征收的华侨私房，应一律退还华侨房主。”显然，在纠正土改错误时，中共对国内，国外实行了双重标准。问题是，这些流亡海外的藏人，按照中共的标准，还是不是华侨？

由于中共混乱的政治宣传，颠倒黑白的历史教育，使得绝大多数中国愤青对中共的土改历史一知半解，一脑袋浆糊。其实只要问愤青一句，如果今天中国的房产证，土地证，股票，私营企业，全部由政府无偿没收，那会带来怎样的社会震荡？绝大多数愤青就只有傻眼的份了。

在中共高层，对土地改革的历史灾难是有共识的。如果土地改革在法律与道义上仍然是正确的，那么中共全体政治局委员的家庭全部应该被没收财产，打倒批斗。

而如果中共承认自已当年的土地改革是一场无法无天的暴力犯罪，应该预以纠正，那么，中共与海外藏人已经形成第一点共识。当然，要求中共目前公开地批判土地改革，全面归还当年非法剥夺的大量私人土地财产，是不太现实的。但是要求中共履行的公开政策承诺，部分归还土改时期的海外藏人私人房产，全部停止中共宣传机器在土改历史上的造谣诽谤，逐步澄清历史真相，这些是今日中共当局力所能及的，也符合中共统治自身的政治利益。

除了基层可能有些长着花岗岩脑袋的干部蠢才，中共高层并不愿意在西藏恢复毛共时期极权专政，而达赖喇嘛也多次提出西藏应该建立现代民主制度。在不走回头路这一点上，中共与海外藏人有了第二点共识。

中共与海外藏人的分歧点，实质上在于未来西藏的走向。在中共而言，他们希望维持现状，实质上西藏政治制度与内地所有省份一样，是中共党委专政。而海外藏人则希望尽快实现“高度自治”。事实上，高度自治的本质，是一个民主法治的社会。中共高层并不反对中国社会要向一个民主，法治的社会迈进，他们只是希望步子不要迈得太快，不要危及中共的政权稳定。

今天香港自治区的政治局面，基本上是让中共高层可以放心的。 如果海外藏人能够改变“高度自治”这个比较空洞的政治口号，明确要求西藏地区要以香港为榜样，在今后十年内逐步把西藏建设成为一个民主社会，法治社会，公民社会，则有希望与中共高层形成第三点共识，也将与全体中国人民（不论是激进的愤青，还是冷静的独知）形成最重要的政治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