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晋美朗嘉（北京）

黑夜不会总比白昼漫长

 上周五（4月25日），中央台在《新闻联播》中向全世界传播了一条当日新华社的消息：“考虑到达赖方面多次提出恢复商谈的要求，中央政府有关部门准备在近日与达赖的私人代表进行接触磋商。”从形式上看，这条消息是块猛料，以前中央台哪会把这样的信息通告各方呀！于是激起了四面八方的反响，态度各各不一，有人认为仍是中共圈套，是为了应付国际上越来越大的压力、为了止息国内的大众疑虑、为了把奥运扛过去而搞的一种手腕，实质上对达赖喇嘛的政策不会有真正变化；也有人认为既然对外公开说了，那么作为一个大国政府当不会诚信全无，对内忧外患思前想后，还是有可能要考虑对谈的，等等。

 我以为，上述各方见解中均有不可忽视的道理，富有启发性，值得深思。毕竟，奥运在即，世界各国（当然大部分为民主国家）的政府和民间组织纷纷就3月以来的西藏事件对中国施压，甚至不惜以“干扰奥运”的方式来强烈呼吁我们的中央政府和达赖喇嘛对谈，以妥善、长远地解决西藏问题。在这种有些像是人人喊打的台面上，完全硬着头皮和全世界过不去，怕是有点众怒难犯，不一定真有那种胆气和力量。那就换一种面目吧，或者说把原来一直被压着的中央内部的另一种意见展现出来，这便要显示出积极的姿态。应该说，这次在国内主流媒体上公开表态要与达赖喇嘛的私人代表对谈，虽然并不能准确得知其后的策划者是谁，但不应该算是一个很寻常很容易的举动，我的第一个念头是中央有高层领导在积极努力，想在舆论上先定下一个有利于事情往好的方向解决的调门，因为2002年以来的历次对谈，国内外的受众哪会得到政府这种形式的提前告知呢？

 但是再一次（我一会儿要说到3月份的另一件类似事情），我们的思路又被快速地、硬性地阻断了：第三天（4月27日）就出现的、由《人民日报》发出的相反方向的强音使大家的热望顿受重挫，这篇题为《分裂祖国必遭失败》的署名文章再次牙尖嘴利地对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等思想进行攻击，并几乎毫无变化地照着以前的腔调攻击他是分裂势力及藏地事件的主导。同时，如果我们现在看一看西藏自治区内的情况，还会发现眼下这段时间也正是拉萨的《西藏日报》开展针对达赖喇嘛和“达赖集团”的系列文字攻击的阶段，在那里，从4月21日起已经开展了新一波针对达赖喇嘛的“狂轰滥炸”了，据说还要搞一个系列下来。

 从4月25日到4月27日，短短两天，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反差巨大的信息传播的效果呢？如果真的是由“同一个”传播者在发布信息的话，那么这种传播行为是十分荒唐和有害的，因为它在剧烈动摇着受众的判断尺度，随意伸缩其想象空间和期待值，并且会因此分裂受众的心理准则和相应行为。但我不愿意把一个二十一世纪大国政府的理性想象成这种程度，我不相信中央政府会是这样随意地来回自我抵消对达赖喇嘛和处理藏地事件的姿态，如果真是那样的话，对于中国政府的诚意和公信力，我可就没理由再有丝毫信任了。

 如果不是这样，难道说国内钦定媒体上前后发出的互相抵牾的不是同一个声音吗？

 我在思考这个问题时，突然一下子联想到了上个月发生的一件事情，当时是2008年3月31日，正在老挝进行访问的温家宝总理说了这样几句话：“只要达赖喇嘛放弃独立的主张，特别是施加他的影响，停止西藏当前出现的暴力活动，承认西藏和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我们就可以和他恢复对话。”当时，我听了消息以后，心底里觉得这些话是很有理性的，既体现了对时局的一个比较恰当的评论，也阐述了一个明智的政治家解决事态时的善意和正确思路。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呀，如果当时中央意见统一的话，就此连贯一致地行动起来，在中央政府、达赖喇嘛和广大境内外藏汉族同胞的合作之下，可以共商并实践应急对策，可以在此基础上使中国政府把西藏事件的长远处理向良性发展的方向上推进，这可是一个关键的契机！可和这次一样，对这种奇迹的盼望几乎刚刚开始，紧接着4月1日，从《人民日报》等主流传媒的评论到外交部发言人姜瑜在记者招待会上说出的话，直截了当地和温家宝总理的表态唱起了反调，又对达赖喇嘛和所谓的“达赖集团”大肆抨击，其无任何理性和诚实可循的严苛刺利已经完全遮盖住了前一天温家宝总理发出的和善之音。

 今天怎么又是这样？周五主流媒体刚刚通过听觉和视觉两方面向全世界展现出中国伸出了橄榄枝的手，看到这只手，有海内外包括藏汉族在内的天真学人甚至在想，国际内外的压力终于使中共不得不与达赖喇嘛对谈了，这下藏地的民族和宗教问题的解决算是有希望了，藏民族的前途有望了……但这愿望被两天后同样由主流媒体发出来的对立性言论碾碎了，我们度过了一个严重失望的周末。

 这两次类似的前后冲突使我强化了以前曾有过的一个念头：是不是有另一股势力总是要将中央高层明智伸出的橄榄枝立刻掐断呢？不然一个很好的思路怎么会那么快就要被扑灭呢？有人或团体害怕橄榄枝带来的和平吗？现在看来，可能有。我在《请让我们的达赖喇嘛归来》一文中曾简单提过有关长期在涉藏的“反分裂斗争”中渔利的利益集团，当然，本质上是一己之利，断非国家之利，这些逐利者或群体在中央内部有，西藏地方更有：“……在权者绝大部分都在混日子，有一套既定的说法对他们来说是很方便的，任何理论上的风险和实际上的风险都是不能担当的，那样的话，自己好不容易弄来的职位和这个职位所带来的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利益就没有了，请记住，中共是一个思维态势很固化的‘农民党’（但现代真正的农民恐怕要比他们强太多），在被其组织化了的大多数干部心中，个人的物质利益（名利兼有）是最重要的。此外，如果中央真的要向有利于事件最终解决的方向上进步，也就是说，要和达赖喇嘛对谈，最终请达赖喇嘛回来，那么这帮人将不会再在现在的行政岗位上驻留，无论在中央一级还是在自治区一级，利益更会严重流失，说不定还会因自己曾有过的愚昧恶毒遇到其它麻烦，所以，他们也是怕死了达赖喇嘛回来。”我想要是真能对谈的话，谈下去，中央和达赖喇嘛都会离解决问题的共识越来越近，那样的话，恐怕这些利益集团就呆不住了，所以话得咬死，万万松口不得，如果有观念要通向事件良性发展的方向，那么即使这个观念来自最高层，也是要赶紧扑灭的。

 他们经营了许多年的西藏，此处已是仕途和物质利益的宝地，要是和达赖喇嘛对谈，达赖喇嘛若是归来，此处社会管理思路一变，民族宗教政策转型，他们就是无路可走了，所以会疯狂地维护。但他们真的能得逞吗？中央不是死板一块，其中不乏智者仁者，虽仁者声和，智者声微，不像这些粗浅的唯物主义者（严谨地说应该是物质主义者）会高音喝号，但终究因为声量虽高，其中全无佳音，国人和世人受其频繁无序之野蛮冲撞之下，最终不会真当回事拿来听闻。

 想到这里，应该说，包括中国藏汉民族在内的全世界对于中国中央政府似不必完全失望，毕竟还有高层领导人关注着藏民族的前程，关注着以合适的方式处理西藏问题，这样，理性善意的观念若能外化为现实，那么藏民族就有作为一个真正的民族在历史中延存下去的希望。

 当然，严峻的问题在于，如何让仁者智者的思考成为作为一个整体来表现的统治者的以一贯之的思路呢？如何能在现代的中国政治进步中逐步取消掉那些心怀恶意的权势利益集团的影响呢？难度极大，牵一发而动全身，更何况要牵的不是一发，而是千丝万缕！

 但是，从长远计，再难也要牵，也要动，中国政治的进步或许正是从今天开始！具体怎么做，已经有了很多建议，我也会在今后再续赘言，这里简单提一提其中一点。虽然我们的宪法不是很完备，毕竟是一党执政嘛，但是如果真的要实践了这本并不很完备的宪法，中国国情也要比现在的状况好太多，甚至在许多地方会有近乎于质的良性改动。那么，就西藏问题而言，我们也按宪法来吧，比如说，在处理民族问题时，我们要能对全世界做出我们有关的民族自治的合法解释，对其中的包括政治自治权在内的各种权利进行合法解释，并且拿这种能公而广之的解释来比照我们的民族区域自治的实践行为；在处理宗教问题时，我们也应该能有一个说得出名堂的有关国家对宗教的关系的合法性的系统阐述，然后再去校正政府、藏地寺院和僧众那里的关系模式，等等。当然，很难，但一定要坚持。

 变革吧，依法变革吧，以道德而变革吧！要想有一个强大的、受到国际尊重和国人发自内心对之忠诚的中国，就必须创建并巩固一个善意理性的政府，克服政治进步中的障碍。政府要善待包括藏汉民族在内的所有民族的公民，把那些和他们有关的旧有的社会管理体系中的痼疾去除掉，这才能获得长久而充满生气的统治能力。我在这里且不说佛法，就拿中原先贤孟子的话来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

 四海之内，当有我藏族立身之所，苟中央政府能以仁心善待我族，何惧不能治包括藏地之“天下”于掌上？

 幸好，在中央和地方，我们还是能发现这样的领导者的，虽然其人数或许很少，团体或许很小，但毕竟是以其理智和公正为藏族和藏人带来了明天的希望。

对于藏族和藏人来说，等待明天来临的时间究竟会有多长？我曾在《饮鸩岂能止渴》一文中说过，希望中央政府真的能好好以贤人善士为任，仔细研究一下笃信佛教的藏民族的文化心理，他们会知道我们是如何看待这个世界的。如果我可以把藏民族现在的态势比作黑夜的话，那么，对于我们来说，黑夜也是一种宿命，我们并不抗拒黑夜，也不会因为这沉重不堪的黑色而幻想一种过早到来的晨曦，但同样重要的是，我们相信白昼也是一种宿命，它终将在黑夜之后到来，在它来的时候，不会再有任何一种力量可以挽留得住黑夜中的这片黑暗。

 2008年4月某夜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4月29日首发)

猥琐的威权

 中共中央统战部负责人和达赖喇嘛私人代表之间的第七次对谈在一个远离西藏的浮华之地进行，持续了不到一天，4日白天开始，结束于当日黄昏；在我的眼中，这是一个真正沮丧的黄昏：和许多朋友预料到的那样，中共除了丢下一句空话——下次合适的时候再谈——之外，没有为这次机遇难得的对谈带来任何有益的结果。

 包括极少有识见的中央高层在内的温和派被无赖势力再一次打败。但如此玩弄和践踏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关注西藏问题之解决的殷切期许是中共内政外交上的一大危险败笔，自以为走得高，实际上在盲目之中已经到了悬崖之上，再不摘下自欺欺人的眼罩，再不勒马，后果不见得好看。一个有着十三亿人口的国家政府，哪有这么干事的？倘若整个对谈只是为了面对面训责对方要是驯服一些的话下次还会赏脸给机会继续“接触磋商”，那么开一个电话会议也就把事情说清楚了。达赖喇嘛的私人代表嘉日洛地和格桑坚赞来了，这是一个多么宝贵的机会（当然中共以前已经糟蹋过若干次这样的宝贵机会了），作为中央政府，应该能与西藏代表有持续的接洽和彼此对问题见解的充分透彻的交换，应该有更高领导的接待与倾听，应该有在藏地进行的实地考察，等等，不应该只是为了应付日本（日方对胡锦涛访日提出了有关西藏问题的要求）、欧盟、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压力做做秀的，又不是一个演砸了就能跑掉的假戏班子，“大国形象”在那儿，这么不负责任地处理严重事态，就让人完全没有办法高看这些执政者的道德信用和政治素质了。

 我和周围的一些藏汉朋友曾对这次对谈寄予厚望，并曾为出现真正有益于双方的结果而祈祷，但现在看来，对中共积极诚恳地和达赖喇嘛、西藏流亡政府一起解决西藏问题的希望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定性为我们一厢情愿的善意的幻想，至少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会是如此。虽然我一直在体制之内从事民族工作和民族问题研究，深知中共这方面的许多错误观念和造成的严重现实后果，但从长远计，总希望中国政治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缓慢的进步，总希望中共会利用一个好的机遇自我改进或作良性变革，但这次中共的政府行为使我相信，在二十一世纪，这依然是一个极其罕见的完全没有责任意识、没有公信力、智力低下得令人匪夷所思的无赖政权，它根本没有脑力去想清楚，再把西藏问题的解决这样拖下去，今后是否有能量去解决未来出现在藏地和整个中国的危机，尤其在达赖喇嘛过世以后？

  我不得不相信前些日子尽力不让自己去相信的事情：“泱泱大国”数天前面对全世界做出的对谈表态最终证明只是一个龌龊的玩笑，一言既出，全世界那么多政府和非政府组织、那么多政治领袖都曾对这种表态诚挚欢迎，境内外的藏族兄弟和无数关心西藏问题的汉族兄弟和外国公民都对这种表态充满热望，但事实证明是一场空，再一次令藏人心碎。

 但想一想，其实并不奇怪，没有一个真正想让问题解决的主脑在控制对谈，怎么能期待它成功呢？正要谈的时候，政治局一直指导统战工作的贾庆林跑到罗马尼亚去了，刘延东又有其它事情，新上任的杜部长情况不熟，派了两个只具有鹦鹉学舌功能而根本缺乏处事能力和意愿的副部长，那能谈出个什么出来？这两个人以前就参与过双方对谈，有什么结果？二人混了多年的“反分裂饭”，怎会自毁行当？这样搞一次对谈，岂不是成心不想有人负责任地处理好对谈事宜吗？两位原为“反分裂”先锋的副部长巴不得事情快点结束，不是自己的事情，磨蹭什么？虽然说起来是把半天的对谈时间又略作延长，但恐怕不是应中共两位副部长的要求吧？大半天的时间被那些早被媒体说了多少遍的废话、指责和恐吓占用了不少，不延长点时间说说正经事怎么行？就是这样我也相信中央统战部不可能留下足够的时间给藏方，这也不难解释为什么官方媒体上相关六段文字里只有一句话提到藏方的谈判言词。另外，把对谈地点选在深圳而不是藏地，又是和以前6次对谈一样，让你在一抹黑的情况下听中共耍嘴皮子，或者是色厉内荏地重复指责达赖喇嘛。藏地是万万不能让嘉日洛地他们去的，除了怕引起新的民众心理上的动荡以外，更因正在大规模进行黑箱操作，不能干扰这种复杂工作的正常进行啊！

 我后来了解到，3.14事件后，迫于各方面的压力，允许对谈的说法早已经有了，但是意思下去了，却一直没有能做一套对谈的预案上来，有可能是做不出来，更有可能是根本不想做，对比之下，倒是知道又有新的有关藏传佛教的一些“规章制度”会于近期出台，想来绝不会是什么好事。

 这次也让我看到了温和派的实力依然是十分微弱，在人事控制上处于绝对劣势。而那些吃“反分裂”饭喝“反分裂”汤穿“反分裂”衣裳的是一个至少乍一看十分厉害的庞大团体，这么多年的经营下来，他们有对中共方面参与对谈的垄断权，这种情况下，谈什么？其实，正如西藏流亡政府格桑坚赞议员所说的那样，如果对谈仅仅是谈一些“事情”，那就对西藏问题的解决不会有任何积极意义，最重要的问题是，中共能够做出妥协，接受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在一个中国的框架内，赋予藏地包括政治自决权在内的完整的自治空间，但在可以垄断中共方面对谈的“反分裂”的威权下，这一点是极其困难的。因为他们完全不会愿意将政治自决权赋予藏地和藏人，按照这些人的思路，连把藏人自行处理藏地宗教事务的权利下放都很困难，因为他们并不是要像政府在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时所宣扬的那样奉行“政教分离”的治国原则，而是像我在前些日子写的一些文章中所说的那样，为了一己之利，要借助于一种站在理性、正义和良善对立面的丑恶的意识形态强加于藏地，强加于藏传佛教和藏人的心灵之上。现在要求能以对谈来解决西藏问题，赋予藏地政治和宗教自治权，保全全体藏族，那等于是要彻底放弃自己的非正当利益，放弃和非正当利益一样非正当的职业，从曾被他们肮脏的脚践踏的西藏圣土上永远离开，果其如此，岂不等于要让这些反分裂的同志们自残嘛。

 善良的人们可能又在满怀希望地翘首等待着下一次对谈，我想或许会有下一次，但是谈什么呢？在这种态势下，中共的谈话思路总是不切本质，而是期望以表面问题的处理来混淆视听，一如当年六•四事件前李鹏在会见学生代表等人时说的话，只“救命”，不谈其它事情。二十一世纪中，包括这次会面在内的藏汉第七次对谈表明，中共就没有展示出任何意愿要认真解决西藏问题。对谈本是一种协商或共同研究的机制，更何况是涉及到像西藏问题这样攸关中国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的大事，但中共看来不是要和别人一起对有关问题进行诚恳和专业的共同研究，而是要让对方“认错认输”，弃让民族自觉，弃让宗教上师，弃让精神追求和文化自存，弃让价值和伦理系统，答应成为变质的社会主义中国体制下的驯服的奴隶，这样的话，奴役者怎么会和被它看作天然的被奴役者进行对谈呢？当这些不愿成为奴隶的人在最低的程度上根据中国自己的宪法解释、在最高的程度上根据人权、民主和自由等普世价值理念来质疑中共的奴隶制度的合法性时，可以想见那些奴隶主们心底深处有多么害怕和畏惧，也可以想见对谈之路会有多么艰难。

 从技术层面说，第七次对谈又失败了，但还是要谈下去，达赖喇嘛指出这是一条重要的道路，所以不管多难，我们还在祈求进一步的政治变革，还在祈求有一个能逐步健康起来的中国中央政体来妥善处理当下和未来的西藏问题，作为藏人和藏族，我们在内心深处都会平静地等待着宿命的安排。不知道会不会有具备实质意义的藏汉之间的下一次对谈，但我们将等待着去看见，我们将在进一步逼来的现实中看见，虽然无人能知今后将看见什么，但正是这种未知未见让我们依然保留着对不可预测的明天的梦想。

 当年，疯狂的尼禄在罗马放起了大火自我愉悦，绚烂的火光吞噬着城市，尼禄被自己的这一毁灭行为所带来的感官上的刺激激动不已，但没过多久，他的喉咙上就插上了一把利剑。感觉中共是否从整体上来讲具有类似于尼禄那样的扭曲人格，不会惧怕恶果来临？藏传佛教在中共手下遭到这么大的系统的破坏，藏族和藏人遭到这么大的侮辱甚至被夺去此间的生命，他们的过去和未来遭到可怕的篡改和污骂，中共是否会在这个时候自我陶醉于寺院和藏民住家屋顶上强制插上的国旗上刺目的鲜红？是否会自我陶醉于使用“非杀伤性武器”、杀伤性武器和牢狱而强迫藏僧和百姓遗弃对达赖喇嘛和藏族历史的忠诚？是否会自我陶醉于用强权、来自纳税人的大把大把的金钱和被这些金钱养肥养恶了的贪官们搞出的一个“稳定和谐的新西藏”？尼禄和那些被他蒙骗的不明就里的罗马人曾被斗兽场上狮虎豺狼撕扯碎裂的囚徒们身体上的鲜血而刺激得狂喊，难道今天我们还要以无辜弱者的血和哭喊作为共产制度下那种低贱的欢愉的资料吗？

 够了，欢愉终会结束的。

2008年5月某夜(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5月7日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