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了，总想为我做Ph.D时的老板写点什么。好几次，刚开了个头，便下不 了笔。原来四年的师徒，竟没留下太多的回忆。但是，他的离世却叫我常常想起 他来，心头的点滴也不时提醒我写些纪念的文字。这次，无论如何要把它写完。 　　我读书的地方是中部的一个三流学校。我老板是系里管招生的，所以，我先 在他哪里做rotation。两个月后，得知别的实验室做的也都差不多，我就干脆定 了他为我Ph.D的老板。他挺高兴，因为我拿的是fellowship，而他的新NIHgrant 没有申请到。事后看来，我当时的决定是非常明智的，对我而言，不仅省了不少 时间，而且得到了最大程度的自由；对他而言，由于我的工作，他在我在的最后 一年又重新得到了grant。 　　老板是德国后裔，留着络腮胡子，非常quiet，偶尔说几句话，却很幽默。当 时在系里呆了十年，是副教授。只收过一个Ph.D学生，我是第二个。学术上基本 上没有什么建树，也毫无锋芒，属于二、三流大学里绝大多数混日子的那种教授。 特别顾家，太太、女儿生日，结婚纪念日等等是从来不上班的。他兼职他女儿中 学的女子篮球教练，比赛的日子也不上班。他同时还是市里bagpipe队的成员，训 练的时候也不来办公室。所以，我就是自己的老板。 　　他给我布置课题的时候，告诉我说技术上很难做，因为他不知道怎么做。讲 起来蛮简单的，就是用微电极往细胞里注射可以显色的东西。但当时世界上会做 的人不多，他们也都告诉我老板特困难。因此，他说我只要能做出两组数据就可 以毕业。出乎意料的是，我只用了一年的时间就做完了，加上上课的时间，一共 才两年半。他跑来说：“系里还没有这么快毕业的先例，你再做三组吧”。于是， 又做了一年。这回，他说话算话，积极地张罗我毕业的事。 　　因为我生性懒散，老板又不懂我的技术，这Ph.D读得轻松自在。每天中午都 去打两个小时的乒乓球和游戏，以至于有人打电话给我时，老板得到地下室的游 戏房来找。我的周末都花在钓鱼上，要是赶上每年四、五月的crappie繁殖期，我 有时会整个星期停下实验去钓鱼。老板从不管。但是，他有他表达不满的方式。 有一次，我过了一星期的钓鱼瘾后做实验，发现摊子被动过了，问老板，他说看 我不做实验，想自己试试。我居然训斥他说：“你知道你这一动，我得花几天来 调整吗”？他没说话就出去了。我也觉得有点过份，于是第二天向他道歉。唉， 这样好脾气的老板到哪里去找。 　　毕业了，我在同城的另一所学校做postdoc，去看他的次数却很少。第一次是 96年圣诞节去佛罗里达玩，因为在老板那里做的是hippocampus(海马)，我特地给 老板用贝壳和seahorse做了个小玩意儿。他非常高兴地收下，放在计算机旁边。 第二次是98年我发了篇Nature，给他送去，他当即用图钉钉在办公室门上。到加 州来以前，我只是打了个电话跟老板话别，毕竟他才50岁不到，今后见面的机会 多着呢。 　　没想到我错了。两年前，系里的秘书到处打电话找我。因为我换了公司，等 前同事联系到我时，老板已经病故了，晚期前列腺癌。人有旦夕祸福啊！想到每 次St.Patrick'sDay，老板穿着苏格兰短裙，吹着bagpipe，精神抖擞地走在游行 队伍的最前头；想到95年去SanDiego开会，在一个名为FatCity的中餐馆吃饭，老 板点的北京烤鸭老不来，他煞有介事地问侍应生是否还在抓鸭子，那随后的一阵 爽朗笑声，让我戚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