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次回国的飞机上，因为没有事先准备一两本闲书，旁边座位上又是一位鼻毛伸出老长的所谓青年专家，再加上乘坐的是越来越招不到漂亮空姐的中国国航，这一切使得我的旅途无聊透顶，一直在昏昏沉沉的梦魇中渡过。於是，在临回国的前一天，天上飘着充满离愁别绪的秋雨，我来到位於新街口的“南京书城”，买老婆吩咐的几个裹脚布连续剧，同时也希望找几本怪力乱神或低级趣味的野史，权作“飞机文学”，打发时光。 书店里的人很多，实际上是出奇的多，而且大多是年轻的朋友们，这让我很欣慰；裹脚布连续剧居然还脱销，这让我很不爽；另外，不知道该欣慰还是不爽的是：没有什么特别的高于茶馆水平的八卦读物好买。就在这时候，我看到了杨绛的《我们仨》。很普通的平装本，竖细条纹的马粪纸封面，在花花绿绿的各种书报中显得特别简朴，洋溢着书卷气，让所有自诩为知识分子的人如果看到而不买就会觉得罪过，毕竟才人民币十八块八。 绛红色的“我们仨”三个作者的手书大字横亘在书皮的中间偏右下部。上面是灰白色的两排，象是写在土墙上的粉笔字，不很起眼。第一排写着“Mom Pop”，第二排正中是“圆○”，显出是Mom和Pop的爱女。封底上印着： “一个寻寻觅觅的万里长梦 一个单纯温馨的学者家庭 相守相助，相聚相失 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 杨绛” 寥寥数行，令人凄怆之意顿生。我既然买了，也看了，就想以我纯粹的、农民的观点来评论一番，估计也难有什么新意。 《我们仨》是钱锺书和杨绛的女儿钱媛在病床上开始的，她只草草列了个内容清单，写了五篇，就再也无法写下去了，去世时六十一岁。钱锺书亦于女儿去世的第二年，一九九八年岁末，离开老伴驾鹤西行。在处理好一些后事之后，九十二岁的杨绛老先生于去年年底接过女儿的笔，记叙了他们仨相亲相爱的一生。 平心而论，钱媛虽然是出身于如此的书香门第，博览群书，却大概因为她是英语专业的缘故，中文文章写得十分逊色，流水帐一般，最多是小学生作文水平。从书中看，她小时候可是有过目不忘的本领的。作为母亲，杨绛对此也有遗憾，她或许是把女儿的不尽如人意归咎于社会因素，因为她在书中写道： “阿媛是我生平杰作，锺书认为‘可造之材’，我公公心目中的‘读书种子’。她上高中学背粪桶，大学下乡下厂，毕业后又下放四清，九蒸九焙，却始终只是一粒种子，只发了一点芽芽。做父母的，心上不能舒坦。” 而同样是平铺直叙，杨先生文字的感染力要强得多，象一位老奶奶在细说从头、历数家珍，使听者饶有兴味，不嫌唠叨。如果能坚持把彷徨无依的第一部“我们俩老了”和压抑无奈的第二部“我们仨失散了”读完，读起书中的主体部分 -- 第三部“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就要轻松随意些，当然，时有所感还是必然的。 “我们俩老了”是一篇前言类的文字，只一页纸，道尽了那种“渺万里层云，千山暮雪，只影向谁去”的凄惶，相濡以沫一辈子的伴侣，想留却留不住。“我们仨失散了”写的是钱锺书父女俩先后辞世那几年，八十多的杨老先生两头奔波照料，却还是不免失此又失彼，如梦境般的真实，自此，温馨不再，家变成了客栈。 这两部读来让人心累心伤，如果读完整本书，再结合平素读到的这个家庭的点点滴滴，就更能体会杨绛此时孤苦零丁的心境，因为这世上，只有他们仨，“不寻常的遇合”，之间才能产生杨老先生所期待的那份快乐。再进一步讲，也是因为杨绛和钱锺书都没有其它真正意义上的朋友，只有对方才是自己唯一的依托 -- 他们实在太傲了，傲得没有谁他们能看得起，傲得别人不敢或不愿接近，傲得毫无必要，自讨苦吃。 比如钱锺书一九四一年因为清华的聘书没有收到，后来虽然当时的外文系主任陈福田亲自到钱府聘请，他仍然拒绝了，理由竟是：“清华既已决定聘钱锺书回校，聘书早该寄出了。迟迟不发，显然是不欢迎他。既然不受欢迎，何苦挨上去自讨没趣呢？”他本来也是期待着重回清华的，战乱连年，聘书寄丢了都十分可能，这又何必呢？自尊心高得不是时候。如果另有高就倒也罢了，却是拾人牙惠，到他老丈人的震旦女校接了两个钟点的课，令人费解。 相反地，对钱锺书一九三九年于西南联大在职英文教授期间，应聘蓝田师院英文系主任一事，书中解释则很详尽，先是说明是父命难违，后又是写了信给叶公超解释却没收到回信，钱锺书才万不得已地履新了，云云。电报遗失，阴差阳错，让他事后“无限抱愧”。事实如何？我是本着姑妄听之的态度。可能她写的都是真的，但一定有她没有写出来的。 了解了以上两段往事，我认为杨绛没有把最根本的原因讲出来，或许她完全没有意识到：因为钱的恃才傲物，常把对别人的轻视挂在嘴上，落实在行动中，他们俩的人际关系实在太差了，虽然他们并不在乎。他们尽力把自己束缚在他们的三人世界中，以逃避纷扰的俗世。 看到书中的另一段回忆和评论，我又不禁暗自摇头。这一段写的是一九八二年，钱锺书被胡乔木硬性指派为社科院副院长，百般推辞不果，於是走马上任。杨绛就此事评论如下： “我有个很奇怪的迷信，认为这是老天爷对诬陷锺书的某人开个玩笑。这个职位是他想望的，却叫一个绝不想做副院长的人当上了。世上常有这等奇事。” 不是很没头没脑么？我坚信钱锺书十万个不愿意当这个劳什子副院长，杨老太太借题发挥，有点公报私仇的味道。日后，“钱学家”们必定能挖出这个官迷“某人”姓甚名谁，列出他诬陷钱锺书的动机之一二三，把他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呵呵。二十多年过去了，杨老先生还耿耿于怀着呢。 杨绛在《我们仨》这本书里，写他们在牛津、巴黎、上海、北京的日子，写钱媛的儿时趣事和成年后的经历，写历次运动给他们家庭带来的冲击，写他们仨的聚散无常，生离死别，都很真实可信，读者仿佛能亲身体验到他们三人的天伦之乐和未泯童心。她对一些事情进行解释，为他们的为人处世进行辩护和自嘲，对钱锺书也有几处评价，都比较能自圆其说，我想我们就不必苛求了吧。 Mom，Pop和圆○就象三个本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人，却有幸在今生碰见了，“相守相助，相聚相失”。我知道当杨绛先生的“万里长梦”醒来的时候，她必将重回她那寻寻觅觅这么久的家，那里有她所有的欢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