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是欧洲“卖淫的黄金年代”，不仅有许多出身贫寒的少女到城里当妓女，很多来自上层社会的女人也对此乐此不疲。1759年，一本新书《范妮・希尔回忆录》出现在欧洲的书店，这是妓女范妮小姐的回忆录，由英国小说家约翰・克莱兰代笔。

这位范妮小姐是风流圈里的知名人物，曾经是叛乱者约翰・威尔克斯的情人，约翰在他的诗歌《女人论》中专门写过《醒醒，我的范妮》一节。范妮在回忆录里添油加醋地记录了她与约翰・威尔克斯等这些在伦敦政治舞台上闪闪发光的名人之间的趣闻。

《范妮・希尔回忆录》最初出版时，并未受到太多人的关注，当范妮在次年因有伤风化入狱，才为这部冷门小说烧上一把火，引致盗版横行。十九世纪该书传入美国，仍然不断遭禁，却在暗地里疯传。这本书的诞生和传播，实际是欧洲“卖淫的黄金年代”里，妓女们大量撰写回忆录的一个缩影。

诞生于“妓女的黄金年代”

18世纪的欧洲是浪荡子、享乐主义者的时代。由于17世纪的欧洲，清教徒主义盛行，压制人们一切正常的欲望。因此，随着英王查理二世的复辟，先前那种出于自我保护的动机而形成的谨慎世风一扫而光，性的风气特别活跃起来。

在这一时期，伦敦有大量妓院、酒吧以及其他色情场所，里面住满了妓女。18世纪的伦敦妓院可以举办私人聚会，设施完备，服务也很周全，各方面都显示出妓院老板很有管理经验。有名的妓院有莫利・金的妓院、道格拉斯母亲的妓院、古尔德夫人的妓院、戈德比夫人的妓院等等。

不仅伦敦，巴黎也是如此。作家古格特这样描述：“1850年巴黎妓院中，进入妓女们的“闺房”，只见墙上贴着石榴色的壁纸，室内摆设着一套红色的棉或天鹅绒的无靠背沙发，一面粗陋的穿衣镜，一个挂钟，宛如牙科医生的候诊室。

不同的是穿着花衣裳或蓝、红、黄、白色衣服的十个女人摆出谄媚的姿态，脚上穿着红色拖鞋，一面焦躁不安地微微摇摆身体，一面呈大字形不雅地躺卧在沙发上。这里已经没有奏歌的泉水和仙境般的气氛，更没有艺术情调和穿着薄纱、穿梭如云的美女。”

男子和妓女的交往不一定跨阶层（妓女不一定都来自社会底层），不是每一个出去寻欢作乐的年轻人都喜欢沉湎于“下流社会”之中，很多人喜欢有教养、来自上流社会的女人，女家庭教师成为有钱男子的情妇在当时也是很普遍的，甚至还有上流社会的少女当妓女的记载。直到20世纪20年代，还有这样一件事：一个近卫队军官被引到伦敦上流住宅区一家妓院的厢房，却发现自己可爱的妹妹坐在床边准备接客。

18世纪妓女们经常因为绯闻、醉酒或者斗殴而引起大众关注。于是，有关妓女与社会名流之间的风流韵事、通奸、离婚等八卦消息都在历史上第一次登上了报纸，堂而皇之地成为大众茶余饭后的热门话题。小酒馆里充斥着女士和她们恋人的八卦；传单和小册子记录她们的一举一动；歌曲、诗歌和漫画都在表现她们。

大众对八卦的热衷使得报道妓女们的消息成为一个“产业”，后来，妓女们干脆自己执笔，或者找枪手来写自传及回忆录了。有的回忆录甚至以丛书的形式出现，在上一册的结尾留有悬念，使得人们像读连载小说一样，难以自拔地沉浸其中。

追求“独立”的路径

19世纪沦为妓女的女子通常是为了金钱。其中一种是想要追求独立的妇女，除了身体以外没有别的本钱，只有通过出卖身体才能获得优裕而独立的生活。另一种是年轻的寡妇或未婚的母亲，她们赚钱不多，为了使母子免于饥寒，免于分离，只有进入“人肉市场”。还有许多妓女来自工厂里的女工，她们的工资微薄，不敷温饱，如果想要照顾家庭或有其他的生活追求，那么也只有卖淫一途。

之所以妓女回忆录甚嚣尘上，是因为很多女性发现她们在失去男人的保护后，可以通过出版自己经过巧妙修饰润色的人生故事，赚到大钱。

不仅仅妓女们写书，妓院老板也顺带着作了一下“出版业”。在这个时期，最有名的性文学作品可能是《欲爱集锦》了，它写于乔治四世统治时期，即 1820－1830年之间。此书可以不折不扣地被称之为色情文学，它附有插图，是由故事和假想的对话组成，共四册，由玛丽・威尔逊编辑而成。

这个名字是个笔名，作者的真实身份是一家著名妓院的老板，她对编辑出版性文学作品兴趣很大，而且编辑此书的过程中还得到了一位伯克利夫人的帮助。伯克利夫人在另一本书中写道：“凡是认识威尔逊小姐的人，包括我在内，都认为她是本世纪色情文学作品最好的复兴者。

她刚开始这项事业时，市场上仅有一本《范妮・希尔回忆录》，而她则编辑、翻译了12种不同的著作。她的成功鼓励了其他人也从事这项有用的事业。现在我们已经拥有50种色情文学作品，提供给年轻的一代。”

而首批进入写作圈的妓院经营者则是爱尔兰的妓院老板布朗凯特夫人。她是都柏林著名的交际花，周旋于律师、商人、军人和贵族之间，到晚年却穷困潦倒，本想依靠打白条和以前客人的残情来保障自己的生活，但这一愿望未能实现。布朗凯特夫人最终因为欠债，在监狱中了此残生。因此她写回忆录不仅仅是为了赚钱，更重要的是报复那些没有实践诺言，不曾帮助她偿还债务的人。

男人们的记忆

1750到1760年间，出现了很多描写名妓和名人隐私的传记，这些回忆录常常由男性执笔，锁定一位名人，大肆编撰，因为编撰者清楚很多读者并不计较故事的真假，只要是名人的故事、越隐私、越有趣越好。

还有男性也将自己的风流韵事写成传记出版。比如与《范妮・希尔回忆录》作者同时期的意大利人奥万尼・卡萨诺瓦，写作了《我的生平》（又译为《卡萨诺瓦回忆录》）。这部书因为其内容真实、大胆、裸露而震惊欧洲文坛，也是一本世界性文学的名著。

卡萨诺瓦生于威尼斯，他以冒险家和猎艳者著称于世，被称为天子第一号花花公子，睡过的闺房不计其数，还是二流哲学家，三流编剧，击剑高手和黄色笑话大师。他60岁时在杜克斯宫殿中任图书管理员时写下了本书。书中是他几十年的浪漫史，包括如何从一个纯洁的少年，经历初恋、初试云雨，一次又一次的恋爱，逐渐变成了一个情场老手。

在《我的生平》中，他记载了受伏尔泰之邀前往巴黎坐而论道，还有如何夜半翻墙幽会女性的美，并在说：“人生是人惟一能拥有的东西，我的生涯多因感情冲动而行动，少因思索的结果而行动，追求官能的喜悦，一直是我最重要的工作。我自觉自己是为女性而出生，所以经常爱慕女性，也努力于得到女性的爱……这是颓废的品位，但我承认有此品位，并不脸红。我因有此品位，乃得以比常人幸福。”

到了晚年卡萨诺瓦仍旧生活逸乐而多彩。但是他的行为却引起威尼斯司法当局的注意，加以使用魔咒使女子堕落的罪名并把他投入布仑监狱。这个监狱以管理严格、警卫森严而闻名于世，可是他居然有办法从狱中逃了出来。他的越狱记录后来成为《我的生平》的压轴内容，迄今人们还赞叹他是一代奇人，将他的自传多次改编成电影搬上银幕，如1976年由意大利著名导演费里尼执导的《卡萨诺瓦》和1992年由法国著名演员阿兰・德隆主演的《卡萨诺瓦归来》。

笔战的颠峰

妓女撰写自传的传统在1825年因名妓海瑞蒂自传的出版而达巅峰。海瑞蒂是18世纪末期有名的妓女，有人形容她兼具女性的俏皮和男性的粗犷。她虽然混迹于风尘，但还巧妙地保有自己的社会地位，因为她只从社会精英里挑选情人――其中包括上议院议员克雷文、庞森比和洛姆侯爵。

海瑞蒂利用这些上流男性怕隐私为人所知的心态，将撰写自传作为勒索钱财的工具。他告诉绅士们，除非支付一笔钱，不然的话，他们的隐私和趣闻将被在她的回忆录中细细描述――而且这不是单行本，而是不断地出版续集。

因此有些人谴责这本自传是“恶劣的出版物”，但也有人说“她的智慧虽然少了点，写作风格也完全模仿前人，但是自传销售量却不折不扣地击败了之前出书的妓女”。

海瑞蒂出版自传还挑起了她和另一位妓女，她以前的朋友朱莉亚之间的笔战。朱莉亚也是同一时代妓女中的佼佼者。两位女士在1803年相识，她们曾经分享同一栋房子，同一间剧院包厢，甚至同一个情人。但两位朋友间的战争在海瑞蒂自传出版后爆发。因为海瑞蒂在书中将朱利亚描述为“穷困得好似教堂里的老鼠，她的心是那么的冰冷，然而她对生活的想象是那么的激越，这和我完全不同。”

朱利亚马上出版自传进行回击，并且说她不顾一切要出版自传的理由是“追求公正，也要为我的朋友们出口气。”

两人的回忆录以丛书的形式在同一时间不断连续出版，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名妓们为了回应对方的谩骂而公开出版书刊。在抨击、回复和反唇相讥中，妓女们写作回忆录的风潮达到最高点，大众不介意谁是真，谁是假，最重要的是这部“戏”足够好看。

“天才的笑声”

据说，在美国的南北战争中，士兵们特别喜欢读范妮的回忆录，但此书一再遭到英国和美国政府的查禁，有的书商借此发了大财，也有的书商因此入狱。直到 1963年美国才通过了法院的裁决，允许该书在纽约出售。1964年起，以《范妮・希尔回忆录》为蓝本的电影就就多次被搬上荧屏。1997年由英国广播公司将其改编成最新短剧《新荡女范妮》。

范妮的回忆录被认为是英国文学史上第一部真正意义的色情小说，其实在此之前很久，就已经出现过一些以性为主要题材的文学作品，人们往往对它们很感兴趣，但往往又会大感震惊。因为这些作品的思想倾向和描写手段，多多少少对人们习以为常的人生观、价值观、传统道德造成了一种冲击，甚至是一种亵渎。

对性文学的不同看法源自对性的不同看法。“色情”这个词来源于希腊语Pornographos，从字面上解释是“描写妓女的作品”，看来这个词最早的意思是指对妓女、嫖客的生活、行为及习惯方面的描写。而实际上，俗文化、色情文化是与“高雅”文化、正统文化全然不同的一种表现方式，就像D・H・劳伦斯在《色情与淫秽》的论文中说的：“在一个人看来是色情的东西，在另一人看来则是天才的笑声。”

不管这些回忆录的写作是否足够“天才”，18世纪中期，随着妓女回忆录的出现，传达出一种新的文化现象――女性首次通过出版物在公众面前展现自我，讲述自己的故事。这使得公众对于风尘女子的看法确实有了改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