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前总理霍克解析澳中关系


萧尔

BBC中文网记者

澳大利亚与中国的关系在过去18个月里经历了一系列重大贸易和外交事件的冲击。这包括中铝收购力拓失败案，被中国称为“疆独分子”的维吾尔领袖热比娅访澳，力拓前高管胡士泰因受贿罪和侵犯商业秘密罪被中国拘捕和判刑，两国在资源收购案中的重大摩擦，这些事件都令澳中关系经历了考验。这中间发生了什么? 澳中关系现在是否已回暖?

霍克曾是1983年至1991年期间澳大利亚总理。他是澳工党政府中任期最长的总理。他亦曾是亚太经合组织之父、亚洲博螯论坛的创始人之一。霍克如何解读目前的澳中关系，如何看中国的发展对澳大利亚的影响？

今年5月下旬一个阴有小雨的上午，刚结束对中国第86次访问回到悉尼的霍克前总理接受了BBC中文网的专访。

问：你怎么评价目前的中澳关系?

答：从重要性来看，我把澳中关系放在澳大利亚对外关系中的首位。我在1983年3月就任澳总理后不久举行的记者会上就表示，澳大利亚的未来经济繁荣将取决于我们与亚洲，特别是与中国的“交融”程度。那时，有些媒体对此表示出了质疑，但现在已完全改观。现在，整个澳大利亚都已明白，澳中关系决定着我们的经济繁荣，这在过去一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当中已得到显现。我们是危重中唯一一个没有陷入衰退的发达国家。这是两方面原因结合的结果：一是澳政府推行了正确的经济政策；二是中国对澳大利亚资源的高需求持续增长。

问：澳中关系在过去一段时间出现了紧张局面。是什么原因呢？

答：这期间有几件事情发生：首先是澳大利亚的国防白皮书，对此我认为相当不明智。白皮书说中国的军事扩张对澳大利亚是一种潜在威胁，我不这样认为。在我看来，中国对此感到冒犯，这很自然。我想，有关内容并非基于事实。这种看法当然令我们的中国朋友感到不安。如果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比如说，如果部分内容确是有的放矢，那么，我们应当拥有多大的防务开支？如果真是一种威胁的话，我想我们得走核道路才能应付这种局面。

第二件事发生在伦敦。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在一次晚宴上的座次本来与中国驻英国大使傅莹安排在一起。傅莹曾任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她是一位很了不起、很杰出的女性。我想，我们总理后面的做法不明智，但我认为他绝非刻意对傅莹无礼：他是想与英国外相米利班德坐在一起，因此要求调换座位。我理解这件事令中国朋友感到冒犯。

在这种情况下，澳中关系出现一些紧张，后来还有一系列事情，包括中铝公司收购力拓公司失败案，以及力拓前高管胡士泰被捕和被控案。澳中关系在过去一年来一直比较紧张，但事情在去年10月有了明显的转机。

问：你怎么看中国的发展对澳大利亚的影响呢？

霍克曾多次访华，与中国领导人会面

答：我首次访华是在1978年，我最近刚从中国访问回来，这已是我第86次访华。我那时的访华经历刚好遇到几件事，包括邓小平决定中国对外开放和实施市场经济，我年复一年地观察并直接看到了这个过程，看着中国成长。此间我有幸与中国领导人见面，与政界、商界人士和官员见面，我看到了这个过程，并有机会与他们探讨。所有这些使我坚信，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实实在在的。我对中国经济持续繁荣的判断并非建立在含糊不清的期望之上，而是实实在在的分析上面。正如我所预料的，如果中国经济持续发展，为何澳大利亚要担忧与中国的发展联系在一起呢！

中国的发展不仅对亚洲，而且对澳大利亚来说极其重要。澳大利亚将自身视为亚洲的一部分，我们并非亚洲人，但我们位于亚洲影响圈内，位于亚洲经济圈内。中国已成为澳大利亚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因此中国的持续增长对澳大利亚工业非常重要，影响最直接的当数自然资源行业，譬如铁矿、煤矿、铝矿和铜矿。不仅如此，澳中两国在服务产业和金融行业的贸易也有显著增长。（澳大利亚）没有必要把中国的崛起视为一个威胁，它是一个机遇。我不认为中国是一个霸权主义国家，对澳大利亚来说，中国提供了众多机遇。

问：澳大利亚欢迎来自中国的投资吗？

答：是的，当然欢迎。过去对此曾有不少杂音。对这个问题的最好回答，是要了解这样一个情况: 就拿目前的澳政府来说，平均每周都会批准对澳进行投资的中国投资案，平均来讲每周至少一起。我们当然欢迎。与中国一样，澳当局在审查投资案时，会考虑投资计划本身的优劣，以及是否符合澳大利亚的国家利益。其中一个案例是，澳当局否决了一起中国投资建议的部分内容，因为这个矿山投资案的地点靠近澳军方开展国防试验的一个基地，我们对此投资表示不同意。我想，要是有人在中国西部靠近军方实验的地方投资矿山，中方也会说不，情况是一样的。

霍克认为，需要妥善处理人权方面的问题

问：你认为中国投资，特别是来自中国国企的投资，会给澳大利亚国家利益构成潜在威胁吗？

答：不，我不这样想。澳大利亚是一个在两方面获益匪浅的国家，首先是人员的输入，澳大利亚接纳了大批移民，特别是在摈弃“白澳政策”之后，亚裔移民大量增加，我对此感到高兴，移民使我国变得多姿多彩和变得更强；另一个输入的则是资本，我们没有足够的资金来开发资源。如果看看二战后的情况就知道，澳大利亚曾经历大量来自美国的投资，后来则是日本投资，现在则是来自中国的投资。我们对此表示欢迎。

问：你认为人权问题应当在澳中关系中扮演某种角色吗？

答：当然，但这得以智慧的方式处理才行。这取决于你是想当一个看起来不错的说教者呢，还是想真正解决某些问题。如果你是真想解决问题，你就不会站出来公开大声说教，你得与（中国）领导层进行对话。在我任总理时，我的做法就不是站起来公开说教，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的美国朋友常常这样做。我会与领导人物私下交谈，而他们总会接受这种对话方式。我认为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我们需要记住，当我们谈论人权的时候，我们处于特定的语境中。与1978年我初次访华时相比，目前中国的人权状况好了很多，国家更开放，更多言论自由，乡镇一级开始出现民主选举。而这个进程将持续下去。我们得了解西方国家在工业化后花了多长时间才达到现在的民主状况。中国肯定有需要改善的地方，很明显，这人人都知道，但如果你想在人权这方面有所作为，不要仅站着公开说教，而要私下里交谈，进行建设性的对话才能达到目的。

问：你怎么看中国、澳大利亚和美国之间的三边关系?

答：我想我可以我的经历来谈谈。我在任时就曾对中国领导人说，澳大利亚与美国的关系对我们来说很重要，而且一直是这样。但是，我同时表示，我们并非美国的仆从。我曾对美国领导人说过，在多数问题上，我们将与你们站在一起，但有求同存异的时候，我们会公开地表明这点。当时中国了解这点，并对此表示欢迎。我认为澳大利亚应该做的是，认识到自身的真正利益，以及与美国和中国的相关关系，以明智和坦诚的方式处理三边的关系。

我想，澳大利亚可以得到美国和中国的喜爱和信任，并在其中扮演某种角色。我不想夸大我们的重要性，以我个人的经历来说，在我任总理的时候，这是可以做到的。我认为澳大利亚可以扮演一个角色，也应该扮演一个角色，尽我们所能让美国和中国在某些重要问题上走到一起，这是因为，对未来的世界和平来说，中美之间建立良好的、建设性的关系比什么关系都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