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是怎样在欧洲的重重围堵中强力崛起的



尽管美国利用欧洲国家之间矛盾获得了难得的崛起机遇，但利用这个机遇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它既要被迫接受欧洲主要国家的战争威胁，又要直面几乎是铺天盖地的来自欧洲的文化打压。可以说，美国的崛起在初期是伴随着屈辱和泪水的。



一、美国独立并没有使欧洲放弃对美国的军事围剿



1783年9月3日，美英签订《巴黎和约》，英国承认美国独立：确认美国疆界为北接加拿大与大湖地区，南至佛罗里达北界，东起大西洋沿岸，西至密西西比河。这样美国从独立战争初期的90多万平方公里扩大到230多万平方公里，在国家版图倍增的同时，美国面临的国家风险也同比增加。对此美国第一代开国领袖有极清醒的判断，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1757-1804）在为《独立日报》撰写的文章中说：



有种种迹象使我们可以作出这样的推测：美国商业特征所表现的冒险精神，已经使欧洲的几个海上强国感到不安了。它们似乎对我们在运输业方面造成的太多干扰感到忧虑，而运输业却是它们航海业的支柱和它们的海军力量的基础。几个在美洲有殖民地的国家，担忧地期待着我国可能发生的变化。它们预见到，自己在美洲的领地由于邻近美国而可能遭受威胁的危险；美国有建立一支强大海军所必需的一切，而且拥有一切手段。这种想法自然会表示需要鼓励我们分裂并且尽可能阻止我们独立地从事积极的贸易的政策。这样就能符合以下三项目的：阻止我们干扰他们的航海事业，独占我们的贸易利益，剪掉我们的翅膀，使我们无法飞到危险的高度。[1]



事实也正是如此。如果从1783年英国承认美国独立的《巴黎和约》算起到1865年美国南北战争结束的82年间，英国一刻也没有放弃分裂美国的实际努力。英国在拿破仑战争期间，截击美国商船，阻挠美国与欧洲的贸易。1812年，美英开战，1814年8月，在拿破仑6月滑铁卢败局已定的情况下，英国占领华盛顿，烧毁白宫、国会大厦并于8日借有利的战争形势企图肢解美国，它向美国议和代表提出“沿美国边界成立一个中立的印第安缓冲国”[2]的要求。只是欧洲维也纳会议谈判不顺和法国国内的混乱，才使英国放弃这一要求并与美国于12月24日签订《根特和约》。1861年美国南北战争期间，英国就曾宣布对美国内战奉行中立政策，承认南方同盟为交战国，同时英国秘密向南方提供援助，还将海军开入美国海域。只是由于后来的战场优势迅速倒向北方，“英国承认南方和干涉美国内战的计划彻底告吹”。[3]

此外，对美国崛起产生恐慌并试图对其遏制的还有法国和西班牙。1861年10月30日，刚刚在克里米亚联合打败俄国的英国和法国拉上西班牙签订了联合远征墨西哥的《伦敦协定》，试图从南部美国继南方叛乱州之后再强力插入一道遏制和围堵美国的藩篱，并对美国的国家统一形成巨大的威胁——这与中国解放战争胜利后美国出兵朝鲜形成的威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态势相似。1861年12月和次年1月，西班牙和英法远征军登陆墨西哥，后因与法国不和，英、西撤出，法国则单独以重兵对墨西哥发起攻击，至1863年6月7日法国攻下首都墨西哥城并扶持马克西米连上台。1864年4月10日，拿破仑三世和马克西米连签订《米拉马协议》，规定：法军留驻墨西哥到1867年底。1865年，美国统一战争结束，北方取得统一全国的胜利，欧洲大国对美国南北分裂的愿望落空，在美国政府的强大压力下，又鉴于俾斯麦（Otto First Von Bismarck,1815-1898）统一德国后对法国形成的巨大军事压力，拿破仑三世才被迫于1867年3月将法军从墨西哥完全撤回欧洲。



二、美国本土在经受欧洲国家的军事围剿的同时，其国民精神也经历着欧洲的文化打压



（一）欧洲人眼中丑陋的美国人



早在欧洲殖民主义者来到美洲之前，北美的印第安人还处在原始阶段。从1603年到1733年，英国人进入北美并对印第安人进行掠夺和屠杀，建立了东起大西洋沿岸西至阿巴拉契亚山脉狭长地带的13个殖民地。殖民地的建立吸引了大批欧洲移民，其中绝大多数是在欧洲受到迫害的清教徒、资本主义造成的两极分化中落到生活底层的穷人，特别是英国圈地运动中失去土地的农民。

这样，在欧洲人眼中的大西洋两岸便出现完全不同的景观：位于欧洲一方代表“上帝的选民”，北美一方则代表“上帝的弃民”[4]。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较早提出这些偏见的，有些不是神学家，而是科学家和启蒙主义思想家，如法国自然学家布丰、哲学家伏尔泰和历史学家雷纳尔等。这些人不顾美洲大陆各地区差异，将北美的自然条件概括为：寒冷、潮湿和盐化。他们用这里的动物重量、体长和特征试图证明——用现在的话来说——这里根本就不是人呆的地方，因而美洲不可能有发展。布丰在《动物的退化》一书中论证北美人种与整个北美动物一起处于一种“退化”状态。伏尔泰挖苦说，如果人们对美洲会出现苍蝇不感到奇怪的话，为什么对美洲会出现这一群人感到惊讶。[5]

为此，杰弗逊写了《关于弗吉尼亚州的笔记》据理反驳，富兰克林在法国巴黎的住所请《两个印度的历史》的作者雷纳尔及其他几位法国学者，他同时也带了同等人数的美国学者。先让雷纳尔大谈一通美国人种怎么不行后，富兰克林说“全体起立”。起立后一看，美国这边个子都比法国人高，最矮的就是那个作者。雷纳尔笑笑，很尴尬。[6]

汉密尔顿则以犀利的笔调揭露欧洲实行的文化殖民的本质在于欧洲想作“全世界的主人”，他并号召美国人民联合起来，“教育那个傲慢的弟兄谦虚一点”，为捍卫自己的尊严而斗争。他写道：



我简单地说：我们的地位要求我们，我们的利益也促使我们要在美国事务的制度上力争上游。全世界可以在政治上和地理上划分为四部分，各部分都有独特的利益。对其他三部分来说，不幸的是，欧洲借助于自己的军队和谈判，借助于武力和欺骗，已在不同程度上对其他三部分施展统治。非洲、亚洲和美洲相继感到欧洲的统治。欧洲长期保持的优势，诱使它想自诩为全世界的主人，而且认为其余的人类都是为它的利益而创造的。作为渊博的哲学家而受人称赞的人，曾直截了当地把一种天然的优越性归于自己的居民，而且郑重声明：一切动物，包括人类在内，在美洲是会退化的，就是狗，只要在我们的空气中呼吸一会儿，也就不会叫了。事实是长期支持欧洲人这种妄自尊大的借口的。维护人类的荣誉，教育那个傲慢的弟兄谦虚一点，就是我们的事情了。联邦会使我们做到这一点。不联合会给它的胜利增加新的牺牲品。但愿美国人不屑于做大欧洲的工具！但愿十三州结成一个牢不可破的联邦，同心协力建立起伟大的美国制度，不受大西洋彼岸的一切势力或影响的支配，并且还能提出新旧世界交往的条件！[7]



（二）欧洲人对美国内战幸灾乐祸，落井下石



如果说，美国独立战争前后，欧洲人是在以贵族式的轻蔑眼光在矮化和丑化美国人的话，那么，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欧洲人则更是幸灾乐祸并等待林肯落井而后下石。

战争起始阶段，除了我们已熟知的英国直接干预外，法国政府对北方怀有敌意，倾向于所谓“南方联邦”，法国外交部也认为，“一场持久的战争，由于积累的仇恨和痛苦，必定造成分裂。帝国的观望等待政策来源于这个‘预见’：一方面，南方并不追求胜利，而是更倾向于一种自治；另一方面，北方无法战胜南方，而更不知道怎样长久地控制南方。根据这种逻辑，就出现了既不帮助南方获胜也不阻止北方取得决定性成功的政策。一场天昏地暗的恶战，如果不借助外力，只能导致联邦的解体，而这正是有利于法国的国家利益。只要给它足够时间就可以了，只要交战双方不断怒火冲天就可以了，并谨慎鼓励英国进行有利于南方的干预，而这种干预法国自己是不愿去干的。”[8]

与此同时，法国人担心美国南北统一，将导致美国成为一个独裁国家：“美国将不再是一个由平等的主权国家组成的联邦，而将成为一个不平等的、只有主人和附庸的联邦”，“这种独裁最终将可能发展成为帝国，或一个独夫政府”。这种对美国“独裁”的指责，为欧洲人肢解美国的企图在做理论准备。一些人认为：“如果民主制度被保存，让美国国土缩小也在所不辞。”北美分裂国家，分成多少块？《论坛报》在1861年年初就把分裂看成既成事实，后来继续认为有一部分州可能不会回到北方，但希望这些州的数目越小越好。一些更大胆的分析家倾向于把这块美国蛋糕分割成三块。在最盲目乐观的时候，有的政府媒体甚至把美国分成五块。同年3月《祖国报》文章则大胆预测：“美国将被分割成北方、南方、中部、西部和太平洋五个共和国”。[9]即使到了1863年，北方已取得决定性胜利时，法国《新闻报》还认为：“把一个分裂的联邦用武力统一起来变得一天比一天不可能”。一家还是亲北方的《两个世界的杂志》也认为：一个被占领的南方将是新世界的“艰难时世的爱尔兰，匈牙利或波兰”，战胜者永远的肉中刺，一块永无宁日的被占领土。战胜的北方也意味着失败的联邦，并将使北方像普罗米修斯那样因其盗火行为而受到天罚。[10]

在英国，尽管态度不如法国那样明朗，但希望美国南北分裂也是主流意见。1862年，一个美国南方分裂势力的主要支持者约翰·A.罗巴克在英国下院说：“北方永远不会成为我们的朋友，南方倒是我们结交的对象。他们是英国人，而不是欧洲的弃民。”[11]当时影响英国政策的主要因素是这样一种信念，即联邦制恢复是不可能的。到1861年春，特别是在布溪战役之后，分裂的灾难已被认为是在所难免了。许多人认为，因为英国将不得不与南部邦联同处于一个世界，所以不与它交往是没有多少意义的。如果能帮助北方承认南方不可避免的结局进而结束战争，那将是一件真正的好事。[12]1862年，英国财政大臣威廉·E. 格拉斯通在公开场合不无惋惜地说，北方的民众“还没有喝下这杯苦酒，……但全世界所有其他人都看出他们必须把这杯苦酒喝下去”。[13]“格拉斯通演讲虽然激起了美国的愤怒——这种态度被看成是亲南部邦联的，但他只不过是说出那些最了解情况的英国人的观点。”[14]



（三）欧洲人编织“文明的冲突”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北方胜利后欧洲又出现与今天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相类似的观点。1862年，巴黎出版了一本埃德温·德莱昂写的《美国联邦国的真实情况》，将美国国家统一战争解释为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竭力谋求在美洲大陆建立霸权的一场斗争，他写道：“一场战争可以隐藏另一场战争；号称解放的战争将一个巨大的征服阴谋掩盖起来；为了解放黑人而进行的战争实际上是对拉丁族的惩罚性远征；那些自称是种族解放者的人实际是在策划对所有种族的绝对征服。”[15]1864年1月12日法国《国家报》载文认为，美国“北方民族和南方民族从种族来源上就非常不同，一方大多数是法国人和西班牙人，而另一方主要是英国人、荷兰人、德国人和瑞典人；他们被非常远的距离分割开，在不同的地区生活，从事的职业也不同。这两个民族互相认为彼此是竞争对手”，北方如果成为胜利者，它将成为一个重塑的“美国盎格鲁”民族，将专门从事对别国的征服。[16]

当时推动这种“文明冲突”论的还有另一本名为《泛拉丁主义——南方邦联和法国结盟的必要》的小册子。全书的首页就提出：“三种力量、势力和文明在当今得以发展并试图瓜分世界，这就是俄罗斯—斯拉夫主义，盎格鲁撒克逊主义和高卢—拉丁主义”，“俄罗斯对那些愚昧无知的、野蛮的、衰老和腐朽的文明的统治对欧洲来说是灾难性的，但只要欧洲维持现状，遵守纪律而自身强大，俄罗斯—斯拉夫民族只能在亚洲发展。沙皇的大炮不可能敲开欧洲的大门”。[17]其次是盎格鲁撒克逊主义。如果说英国作为盎格鲁撒克逊比较文明的一面的代表，美国则代表了该民族对其他文明进行破坏的侵略的另外一面。与其说它顽强不如说它顽固，比狂暴稍好一点，美国人是这个民族中比较有本领的学徒。就像世界的压路机，他们把“美国南方的森林破坏殆尽”，将整个大陆都平整过来；他们“随意创造城市”；“他们制造民族”。他们用同样的手段破坏一切，“在这个广阔的空间里，盎格鲁撒克逊人已经消灭或想要消灭所有其他的人：赫德森河边的荷兰人、德拉华的瑞典人、密苏里、阿肯色、得克萨斯、路易斯安那、印第安纳、伊利诺伊、威斯康星、亚拉巴马的法国人，佛罗里达、加利福尼亚、新墨西哥的西班牙人；他们正在吸收白人的不同民族。而对于红种人和黑人，他们把第一种人消灭了其中的大部分或者把他们彻底边缘化；而第二种人，在北方，他们对待黑人非常冷淡并用一种社会等级式的傲慢与之相处，甚至有人以和黑人做邻居为耻。在南方，他们能在一起生活，但互相的关系则按照更加社会化的方法来管理”。[18]所有这一切构成了两个民族，即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和高卢—拉丁民族冲突，而以林肯为首的美国北方人则是这场冲突中拉丁民族的主要敌人！



（四）欧洲人的“邪恶轴心”论



欧洲还将美国人描写成犯有“种族灭绝罪”的刽子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后来美国人也曾利用同样的手法妖魔化其政治对手即苏联的斯大林、南斯拉夫的米勒舍维奇和它认为是敌人的民族和国家。《泛拉丁主义》一书认为，美国北方人“已经当真地用死亡和流放的手段对一个800万人口的国家进行清洗”。对这些无心无肺的人，“历史告诉他们这种大规模的屠杀并不是不可能，不用到古代历史中寻找例证，这种例子在历史上数不胜数，就是在北方佬的身边和新近历史中就能找到：新英格兰的清教徒不是将红种人（印第安人的一支）一个不留地屠杀掉了吗？”该书大声疾呼：盎格鲁撒克逊人是我们的敌人！。[19]

有意思的是，当年欧洲人这种对美国人的攻击还掺加了类似今天小布什政府攻击东方国家的所谓“邪恶轴心”内容。1863年，沙俄海军对美国北方进行了引人注目的官方访问，以示对林肯政府的支持。“俄国人受到了几乎是歇斯底里般的热情欢迎和招待。全国都乞求上帝保佑俄国人。1866年，沙皇在一次暗杀阴谋中幸免于难，为此，美国国会通过了一个专门决议，向沙皇表示慰问”。[20]这引起了欧洲人的指责，1863年6月19日，《美国邦联国的真实情况》一书的作者德莱昂在致本杰明的信中认为“林肯与沙皇专制主义相互表现出来的友好让整个欧洲吃惊”[21]，法国《祖国报》有意将林肯与沙皇作为两个邪恶“轴心”并列一起，认为“北方联邦是美国反叛各州的刽子手，沙皇俄国是追求自由民族的刽子手。”[22]1867年4月9日，美国参院以37：2的表决结果批准从俄国手中购买阿拉斯加的条约，英国驻华盛顿公使向国内报告说，这项条约是美俄联手挑战英国权势的一个信号。[23]



（五）欧洲人也抛出“美国威胁”论



南北战争之后，美国迅速崛起。这时欧洲又出现“美国威胁”论。先是渲染美国经济威胁论。1893年，埃米尔·巴比埃写了一本《在金元帝国旅行》指责美国商品——火车头、煤、丝织品、水果、棉花以及美国的葡萄酒——已充斥欧洲。经济学家保罗·德·卢西埃在1892年出版的《美国生活》中写道：“美国从一件令人好奇的东西变成了一件令人恐惧的东西”，美国“已成为旧大陆的一个可怕的对手”；“法国士兵的背包里装着在芝加哥生产的牛肉罐头”。[24]

接着就是美国军事威胁论。1898年，美国拿下夏威夷，并向西班牙挑战，入侵古巴和菲律宾。这在欧洲掀起“美国威胁”论声浪。1899年有一个叫奥克塔夫·诺埃尔的人写了一本名叫《美国祸害》的书，认为：从门罗时期开始，美国“对旧大陆一直怀有很深的敌意”。这种敌意如今终于爆发出来了，对抗在所难免。“在地球的各个地方，美国不久将必然与欧洲发生冲突”。[25]美国“朝着全球干涉主义刚刚迈出了新的一步——在古巴的是一小步，在马尼拉的则是一大步”。[26] 菲律宾只不过是“吸引美国的远东贸易的钥匙”。[27]作者认为全书内容可用一句话概括，那就是：“世界属于美国人”。[28]



（六）简短的小结



欧洲的武力和文化的剿杀毕竟没有吓倒美国人，相反，美国人在欧洲的重压下经过两个多世纪的奋斗反而强力崛起。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美国资本主义工业飞跃发展。1860年，美国工业生产居世界第四位，到1894年跃居世界第一位，工业生产量占欧洲各国生产总量的一半左右。从1860-1900年，美国工业生产增长了6倍。20世纪初，美国工业优势更加突出，1913年美国工业产品已占世界工业产品总量的1/3以上，比英、德、法、日四国工业产品的总和还要多。其中煤、铁、钢和石油的产量增长尤为显著。19世纪最后30年，美国铁路增加14万英里。[29]从国家独立到1867年购买阿拉斯加，美国从在半个多世纪前版图仅限于阿巴拉契亚山脉以东狭长地带的国家，扩张成为一个拥有位于北纬35-70度之间庞大版图的大国。从此一个强大国家——美利坚合众国，在大西洋西岸迅速崛起。

美国，这个被欧洲丢弃在北美荒野的“俄狄浦斯”（Oidipous）[30]，在欧洲人无名的恐惧中，终于长大了。



张文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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