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英国老兵：我绝不原谅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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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的一天，记者访问了在缅甸日本战俘营修建“死亡铁路”的幸存者——英国老兵亨利·狄克逊老人。

　　找到狄克逊老人很不容易，但他问明是中国记者时痛快地答应接受采访，并主动提出“我开车到地铁站接你”。

　　今年86岁的亨利·狄克逊老人，1939年从伦敦应征入伍时只有20岁，是英国皇家陆军的一名司机。1942年2月新加坡陷落时他们整个旅都成了日军俘虏，被送到缅甸的战俘营修建“死亡铁路”，直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他形容3年半战俘营的生活，是人间地狱、不堪回首的恶梦。

　　虽然60年过去，但日军的暴行令他刻骨铭心，他说永远不会忘记！也绝不原谅日本人！

　　在伦敦南部老人的家里，狄克逊先生慢慢讲述起那段黑暗的日子。

　　变成奴隶

　　真正的噩运是在1942年11月开始的。他们经过长途跋涉，到达泰缅边境的Tarsao，修建“死亡铁路”的工程就从这时开始。

　　狄克逊所在营的第一个任务是在丛林里开路，然后，在一条与桂河平行流向泰国北部的姊妹河MaeKhlaung河上建桥。狄克逊说，他所在的第一丛林营，只有两三个竹棚，每个竹棚住30多人，挤在离地一英尺高的竹榻上。所谓衣服，只剩一块遮羞布，鞋子早已没有了。每天的食物只有14盎司(不到400克)，早晨是糟粮熬的稀饭，晚上收工才吃上第二顿饭。

　　每天被日本人用鞭子抽着连续十几小时的干活，人饿得发慌，有时就在丛林里捉蛇或蜥蜴吃，后来甚至吃过树叶、野草。一次他划竹排运送日本工程师，不慎失去平衡自己落水，狄克逊不会游泳，可河边没有路，他怎么千辛万苦走回来的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三个字:是地狱。回到营地，立即遭到日本人一通土块乱砸。这是他在战俘营遭受到的第一次惩罚。

　　脑浆崩出

　　桥建好后，他被转移到第二丛林营。工棚在岸边的山上，任务是筑堤坝，至少30-40英尺高，1英里多长。

　　他说，真正的苦力开始了，每天要把装满土的大麻袋往上运，力气小的根本就举不上去。一天干12个小时不让休息，只有下工后跳到河里时，才能让疼痛的骨头放松一下。这时的监工是一个又黑又高的恶棍，连其他卫兵都怕他。他整天在棚子周围巡视，找茬对战俘施暴。大家给他起外号叫黑王子。狄克逊说，有一天黑王子带着一根撬棍正在训话，所有的人一动不动，只见黑王子转过去，举起撬棍就朝一个战俘砸去，战俘当即脑浆崩出倒地而死。黑王子冷漠地叫其他战俘把他抬走。那是一个很好的小伙子，伦敦人，只有20岁。

　　他疯了！

　　1943年4月27日，狄克逊又回到Tardan营地，苦力、饥饿和疾病，战俘的死亡率不断增长。

　　一次饿极了，他在一个澳大利亚战俘的鼓动下，俩人半夜冒险溜进厨房偷肉吃，险些丢了性命。两个星期以后，狄克逊说，出工时看到一个战俘被用带刺的铁丝网锁在卫兵室外，收工回来时，他的双手已被砍掉了，浑身是血。后来听说，他的“错”就是去厨房偷了一点油。他也是来自伦敦。第二天，他就疯了，打扮成飞鸟状冲进太阳地里。狄克逊声音有些颤抖地说:感谢上帝，他第三天去世了。

　　日本人把人饿疯了，还要用暴力来残忍惩罚偷食物的战俘。战俘营有一条命令:凡不遵守日军纪律者，严惩不贷，不负责他的生命。

　　不要告诉我妈妈

　　6月以后，大批战俘集中到铁路线上，铁路建设要加速了。“快点、快点，”“速度、速度，”工地上到处是日本人的吼声。战俘们的处境更惨了。

　　为了赶“速度”，各战俘营里的事故越来越多。新集中过来的1万多人，只有9个医生、60个医务官。狄克逊最好的朋友杰米的两条腿长了热疮，被送进医院。所谓医院，根本没有治疗，杰米反而感染了疟疾。他整天发着高烧，热疮肿得老高，最后伤到了骨头。杰米的两条腿先后都被锯掉了，医院里没有止痛药，手术也没有麻药。狄克逊说，“我经常去看他。他就死在我的身边。其他躺在那儿的伤员，也都疼得哭爹喊娘。那一幕幕惨景，我永远也无法忘记。他去世前对我说:‘迪克，如果你有幸回到家，千万不要告诉我妈妈我是怎么死的。’你可以想像我的感受。他就住在Tooting，我保留着他的地址，但我从来不敢亲自去看他的父母。”

　　全营覆没

　　雨季高峰到了，真正的灾难也到了。营房的帆布棚都不防水，棚里棚外满地的泥浆。这时干的活是一把铁锤和一把钢钎，在石头上凿眼放炮。在“速度”的叫喊声中，日本人的鞭子雨点搬落在身上，倾盆大雨也不能停工。

　　随着河水的泛滥，当地流行病霍乱在战俘营里暴发了。这种急性传染病的症状是:痉挛、呕吐、便血和水，人很快脱水，皮肤失去弹性，身上一按一个坑。在原本已非常恶劣的条件下，霍乱的到来等于死神。狄克逊说，他们营的幸运，是有两个有经验的英国人，立即对每个人下了严厉的命令，所有水必须煮开再喝，所有吃饭的用具必须蒸汽消毒。

　　离我们没多远的一个泰米尔营，很快全营覆没。日本人不进去，命令狄克逊他们去清理泰米尔营，他说，“我和另一个人进入那个地区，眼前的景象惨不忍睹，泡在泥浆里的尸体，还保留着拼命伸手要水的姿势。我们没有任何预防保护，毫无疑问，任

　　何方式的接触都等于传染。我们挖了一个大大的坑，用铁锹把他们装进麻袋，拖到坑里。每翻动一个尸体，恶臭就令人呕吐。”“每天都有人在死亡，我们被命令去堆干柴，然后把尸体放上去烧。那是令人痛苦的活。”

　　中国人救了我的命

　　我们开始日夜轮班。我们的工地很远，路上就靠竹子火把照明，一旦熄灭，在漆黑的丛林里就像瞎子一样。有一次夜班，因暴雨后水太深干不了，日本人命令收工。

　　当我们举着火把爬上对面山上时，一检查少了两件工具。我被命令回去找。我趟水回到工地，找到了铁铲和铁锤，举着火把往回走。在爬石壁时我滑了一跤，火把掉到水里熄灭了，等我带着工具爬到山顶，面前一片漆黑。我很快在黑暗中迷路了，突然，我发现自己掉进了齐脖子深的水中，我惊慌得大叫，没有用，我渐渐失去了知觉。突然有人揪住了我的脖子，把我从水中拖出来，我朦胧中发现是两个中国苦力，他们把我的手放在他们脖子上，背着我走出了丛林，把我放在战俘营外面。我不知道多长时间才真正醒来，也不知道他们的姓名，但我知道没有他们，我可能已经不在世上。死是迟早的事。在那个霍乱流行的雨季，营房周围如沼泽，很多地方塌了方，路上经常滑倒或滚入泥坑。一些人只因半路上泥浆溅到了饭里，就感染上了霍乱。我们的人数不断在减少，空气里弥漫着火化尸体的烟雾。生命看上去已经毫无意义，所有人的死只是迟早的事了。”

　　在死亡之门的台阶上

　　1943年10月，狄克逊终于被送进了医院，但医院几乎等于死亡收容所。病人得不到任何治疗，病情反而急剧恶化。帐篷里满是垂死的人，整夜是惨叫声，那些人躺在那里，发着高烧，没有任何药物减轻他们的痛苦。一个澳大利亚随军牧师常到帐篷里来给他们一些精神希望。尽管无法阻止他们的死亡，但每个人都抓住希望的稻草，希望再见到最爱自己的人一面。狄克逊说，“当我像所有人一样躺在死亡之门的台阶上时，我的同伴、来自伦敦的一个码头工人，每天夜里来照顾我，给昏迷中的我强迫喂些吃的东西。两个月后，我居然活了下来。战后，这个同伴来看我时，告诉我妻子他怎样喂我烤蛇肉，怎样救了我的命。我猜他说的肯定是真的。”战后他回到英国时，体重只有不到40公斤。

　　1945年1月底，营地一半都病倒了，很多人瘦得一阵风就可以吹倒。日本人命令，把病得最重的人送到医院去。我们营送走了30人，我感到了深度的失望，知道不久就将轮到我了。我已放弃了想再见到英国、妻子、家人的希望。脑子只想着一个问题，怎样像我已经死去的许多朋友一样在异国土地上死去。我无数次地问上帝:怎么能允许有人用如此令人作呕、卑鄙可耻的方式对待人类？

　　每一寸铁路都是尸体铺成

　　狄克逊拿出一本书，190多页，火焰色的封面上是一个日本鬼子举着屠刀砍向人的脖子，书名是《告别……将永远》，这是他对战俘营生活的回忆录。他还拿出许多他珍藏的有关的资料和实物，有他在战俘营时写给妻子的明信片、战俘的照片、当时的报纸等。他说，写这本书不是为了公开出版，只是留给他的儿孙，让他们记住过去，永远不要战争。这本书现在已被伦敦的帝国战争博物馆收藏。日军的残暴罄竹难书，他说，没有一本书、一部电影能够完全描绘出修建缅甸、泰国死亡铁路的战俘营的地狱生活。仅在高喊着“加速”的7个月里，6万战俘，死了1/3；以泰米尔人为主的20万苦力，死了3/4。穿越缅泰丛林、山路的265英里的铁路，每一寸都是用人的尸体铺成的。

　　绝不原谅日本人！

　　记者把这本书借回家，读着那些活生生、血淋淋的真实记录，压抑得透不过气来。

　　狄克逊说，我听说过日本人在南京的大屠杀，我完全相信日本人能做出这样的事。他们对受到日内瓦国际公约保护的战俘尚且如此，对平民的屠杀更可想而知。日本民族在二战时已被膨胀的帝国统治野心扭曲了心灵，他们想把全世界的人都当作奴隶，他们的残忍甚至超过德国人。直至今天，日本人谈到二战，只说自己是原子弹的受害者，没有真正反省这种罪恶的心理。

　　狄克逊曾经给日本驻英国大使写信要求日本道歉。对方的回信称，1995年前后日本首相已两次做了道歉。狄克逊说，我不接受这样的道歉。“对不起”这个词随便在什么地方都可以说，对日本二战的罪行，不是日本政府轻描淡写说一句对不起就行了，而是要由日本最高的统治者天皇道歉，整个民族对犯下的战争罪行做深刻的反省。1998年日本明仁天皇访英，当女王和明仁天皇乘坐的马车从他们面前经过时，一些曾是日本战俘的英国老兵愤怒地一齐转过身去，背对来访的日本天皇，以示抗议。狄克逊就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