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与华盛顿、杰斐逊、林肯、邱吉尔、马丁?路德?金等西方一大批杰出的政治人物相比，甘地从来不是一个优秀的政治家。他一生致力于印度的独立和解放，可在南非又两次效忠英国殖民政府，组织救护队，帮助英军镇压南非的布尔人和祖鲁人起义。在一本叫《印度自治》①的小册子里，他对当时印度社会的分析片面，肤浅，言不及义到了令人发笑的程度。他认为“统治印度的并非英国人民，而是现代文明——铁路、电报、电话以及一切被誉为文明产物的发明创造”，因而“印度的出路在于放弃它在最近50年里所学的一切：铁路、电报、医院和医生……”像大多数保守的东方民粹主义者一样，甘地从思想上排斥一切遥远而陌生的东西，向往原始、落后、自给自足的桃花源生活。在一次谈话中，他甚至异想天开地认为，造成印度人贫困的主要原因在于毁掉了纺车，并说，“假如我们不曾引进外国的产品，那么今天，印度将满地流淌着牛奶和蜂蜜”②。
这种天真可爱而又顽固不化的复古主义论调，是我们从“五?四”以来一直到现在的国粹家那里所听惯了的，但事实上无论是在印度，还是在中国，这种男耕女织、小国寡民的东方乌托邦都并没有给东方带来任何福祉。
因而，在我看来，甘地留给印度以及世界的遗产，与其说是政治性的，还不如说是道德性的；与其说是在思想方面，还不如说是在人格方面。
甘地的传记资料显示，这个人的早年懦弱、羞怯，而且无论是算术、修辞，还是演讲艺术都显得资质平平。甚至在到了南非以后，少年人的虚荣心曾迫使他学习跳舞，竟因“随着音乐的节奏做动作超出了我的能力”而放弃。但就是这样一个平庸、愚钝，从各方面看都难以引人注目的孩子却对自己的操行和道德评价表现出超乎寻常的注意。一个突出的例子是，父亲死时，他因妻子怀孕不能到场而痛悔终生，认为是“动物式的情欲把我弄昏了头”，不然，“我就能够在父亲弥留之际为他分担痛苦”。
这种禁欲的、带有明显自虐倾向的道德狂热在甘地的思想中占据着核心的位置，使得他直到创办他的“真理学院”时，还认为“西方民众正在唯物主义这个魔鬼和怪物的铁蹄下呻吟。他们道德的发展已经落后”③，甚至一厢情愿地预言：“如果印度能够实现自身的道德价值，它就不必害怕任何敌人，也不需要什么军队”④。
不错，我承认他是一个伟大的宗教改革家，一个彻头彻尾的理想实践者，一个道德苦修的大师，一个知行合一的羯摩瑜伽教徒。但正如他的“非暴力”思想不能阻止印度教和穆斯林的火并一样，他光芒万丈的道德理想也不可能感召任何一个独裁、专制、嗜血成性的国家，这在他给希特勒写信这件事上反映得十分清楚。当1939年纳粹的狼烟已经在世界燃起的时候，他曾在9月间致函希特勒，祈求和平。信是这样写的，他说：
我的朋友们敦促我，以人道的名义给您写一封信。我至今无法满足他们的愿望，因为感觉告诉我，给您写信是对您的冒犯。然而现在我发现，不能再顾及这种感觉了。事关重大，我必须向您呼吁。我完全清楚，您是全世界惟一有能力阻止一场毁灭人性的战争的人。为了一个看起来似乎非常有价值的目标，难道必须真的付出这种代价吗？
难道您不愿倾听一个经过深思熟虑曾经成功地避免了战争的人的和平呼声 吗？
不管怎样，我都希望您能对我给您写这封信表示谅解⑤。
我不知道希特勒收到这封情真意切、一唱三叹的信后会有什么反应，但我知道，阻止纳粹毁灭人类的是各国的反法西斯战争，绝不是什么“非暴力”！
二
我们在谈论甘地运用“非暴力”技术，成功地达到了印度独立的目的时，可能忽略了一个前提，那就是英国殖民政府的制度演变。这个曾经号称“日不落帝国”的国家，无论它在统治印度以及其它殖民地时犯下多少错误，但有一点你得承认，那就是，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发生资产阶级革命的国家，尽管当时它的民主制度、宪政体系还很不完善，但它毕竟是民主制度，它的建国理念是在西方一大批启蒙思想家的人道、人权、人性的原则上建立起来的。
也就是说，这个庞大的帝国不管对殖民地在多大程度上贯彻它的“自由、平等”理念，但它毕竟是有规则可循的。在这样的制度背景下，甘地可能会被拘捕，但拘捕他的一定是司法机构允许的国家警察，而不是几个来路不明的克格勃和大内高手；他可能会被坐牢，但坐牢以后，他照样可以读书、写作、会见亲友，而不是一进牢门就被悄悄干掉；他也可能遭到审判，但审判时他可以找律师为他公开辩护，而不是一旦拖出牢房，就被割断喉管；甚至他也可能被判除死刑，但在枪杀之前，绝对没有人敢把他的肾强行挖去，枪杀之后，也没有人敢收他家属的子弹费。在这样的制度背景下，实际上倒是殖民政府的司法部门越来越不希望甘地被收监，因为多一次收监，就意味着多一次审判；多一次审判，就意味着甘地的“非暴力”技术多一次宣传。“非暴力”运动能在英国治下的印度取得成功，并由这位熟悉英美宪政体制，而且在英国的大学里读出法学博士的甘地来领导，绝对不是偶然。
尤其是二战以后，西方整个知识界开始反思极权政治给人类带来的巨大威胁，上层社会的有识之士也开始考虑如何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一种更为公正和人道的制度，国内一浪高过一浪的民主呼声迫使英国政府不得不放弃它在殖民地的铁腕统治，这些条件都在某种程度上成全了甘地。
说到底，“非暴力”是什么？它是一种建立在道德基础上的宗教运动，实质是以吃苦隐忍的精神、以道义的力量邀请对方共同遵守人类的文明准则。它的真正难度在于对手也必须是一个讲究基本游戏规则的人，否则，你对他“非暴力”，他却总是对你“暴力”，结果不要说甘地在对方的体制内寻找合法的斗争手段，就是性命能不能保住也得看英国军队的心情。所幸甘地碰到了前一种对手，这个对手尽管有它自己的“历史局限性”，但近代社会的文明规则毕竟是建立起来了，这就为甘地战胜它提供了根本的依据。
1894年，甘地决定在南非定居，向最高法院申请注册时，却遭到律师协会的反对，理由是他们不愿意看到有色人种加入他们的协会。但是法院却依照白人律师和有色人种律师在法律面前平等的原则裁定，甘地有权加入律师协会，这就使得甘地在南非从事抵抗运动有了一个合法的身份。同年，他又在南非创建纳塔尔印度国民大会，从而为一个印度人在南非的永久性利益代表机构打下了基础。这说明英国在殖民地的宪法并不干涉印度人的结社自由，以后他们多次募捐、集会，政府也没有找理由取缔。
最有意思的是，在1896年，为了让家乡人民了解南非印侨的生活和斗争，甘地撰写了两本抨击南非政府的小册子，在印度公开出版。这引起了南非白人的强烈不满，当甘地在印度短暂停留回到德班（南非一港口城市）时，立即遭到当地群众的大规模围攻。他们向他扔石头、飞砖块和摔烂鸡蛋，而最后竟然是警察局长的夫人撑开雨伞，挡住了疯狂的人群，警察局长本人亲自将甘地化装成警察，又派两个便衣负责保护他逃走。在伦敦的殖民地国务大臣张伯伦接到报告后，指示南非政府一定要将肇事者绳之以法，而最后竟是甘地自己拒绝指证任何人，也不要求惩罚白人暴民。
这就是近代社会的游戏规则。在这个规则的制约下，你可以为印度人划出一片隔离区，但平等的原则没有打破；你可以将组织游行的甘地逮捕入狱，但游行自由本身并没有被否决；你可以说甘地的言论超出了民众的容忍度，但出版自由本身必须得到保护；你可以从心里歧视有色人种，但当他们的生命财产受到威胁时，作为社会契约的组织形式，政府必须制止这种非理性的蓄意围攻。
这无疑为甘地“非暴力”技术的生长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我们试以被甘地成功运用的“绝食”来说明这个问题。据统计，甘地一生共绝食16次，其中针对政府的几乎每一次都使他们大为惶恐，不得不让步。但在这种“让步”的背后，其实是一种“人的生命观念”在转变，我们可以设想，假如甘地的绝食不是“示威”给英国人，而是希特勒，是斯大林，是非洲某个部落的吃人生番，看看结果如何？我想最大的可能是白白饿死，而且饿死之后也无人敢收尸。
在甘地“坚持真理”的运动中，其中有一次著名的“食盐长征”。这是由总督颁布新的“食盐法”引起的，该法规定，人们只能到政府指定的食盐专卖店买盐，而且购买时要征收重税。甘地决定反抗这项不人道的法律。
1930年，他带领成千上万的信众来到丹地海岸自制食盐，导致5万人被捕入狱。而他的信奉者，被后世誉为“自由的圣女”的女诗人萨罗吉尼?奈杜则率领2500名志愿者向苏拉特进军，准备占领那里的巨型盐场。△△社记者韦布?米勒给我们记录了当时的情况：“甘地的信奉者们默默地前进，在离围栏大约100码的地方停了下来。经过挑选的一队志愿者从人群中走出来，他们越过壕沟，向铁丝网靠近……突然，一声令下，一大群印度警察扑向迎面而来的示威群众，他们手中的包铁长棒雨点般地落在志愿者的头上。没有一名示威者举起那怕一只胳膊抵挡一下落在头上的棍棒。他们像九柱戏里的木柱一样栽倒在地……但示威者只管前进，直到被打倒为止。”这是人类历史上一次典型的以灵魂的力量抵御暴力的感人尝试，它的意义在于施暴的一方由此认识到了弱者心灵的伟大，不仅放弃了食盐法，而且沮丧地认为，他们在这次事件中“丢尽了英国人的脸”。
——可对我来说，真正严重的问题是，假如他们压根儿就“不要脸”呢？假如他们把警察换成军队，把棍棒换成装甲车和坦克，事后不仅不以为耻，反而以为他们取得了“历史性的胜利”呢？
如果是这样，我就要怀疑甘地的用心。因为一个真正“非暴力”的，以尊重生命、敬畏生命为号召的领袖，应当避免一切不必要的牺牲。如果明明知道自己面对的是一个完全不讲规则的体制，却偏偏还要号召手无寸铁的人民以“和平、理性”的方式反抗暴政，那么，不管他的理由多么堂而皇之，我都会怀疑提倡背后的动机。
三
这就是“非暴力”的局限。它要求自己的是一种忍受痛苦的能力，而要求对手的则是要从别人的痛苦中觉察到自己的不义，否则，一切将无从谈起。
1938年11月，甘地曾建议犹太人以他为榜样用非暴力抵抗的方式反抗希特勒，犹太领袖马丁?布伯觉得很滑稽，就写信反问：“圣雄，你知不知道，什么是集中营，哪里发生着什么事？集中营里有哪些折磨人的刑罚？有哪些缓慢和快速杀人的方法？”最后，他痛切地指出：
对于那些不明事理的人，可以采取行之有效的非暴力态度，因为使用这种方式有可能使他们逐渐变得明智起来。可是要对付一个万恶的魔鬼就不能这样了。在某种情况下，精神力量是无法转化成真理力量的。“殉道”一词意味着见证，可是如果没有见证人在场又该如何呢？
因而，不管甘地的“非暴力”理论在印度，这个曾经诞生了佛教和其它众多忍耐哲学的国家里取得了多么大的成功，也不管世界上曾有多少名流贤哲对它作过非同寻常的评价，它都不具有普适性。马丁?路德?金在考察了印度的“非暴力”哲学后，以令人惊叹的笔调颂赞道：“这才是受压迫人民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中所应采取的在道义和实际两个方面都堪称惟一健全的方法”。但他同样忘了，他所生活的背景是美国，是一个曾经诞生了《独立宣言》和华盛顿的地方，是一个把人权和自由视为空气和面包的国家。实际上，当时歧视黑人的不是美国政府，而仅仅是美国南部一些极端保守的州。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是，当1963年8月28日，马丁?路德?金在华盛顿的20万人游行集会上，发表完他的著名演讲《我有一个梦想》后，当时的总统肯尼迪当天就邀请他到白宫作客，并诚挚地说：“我也有一个梦想，我梦想有一天，新的民权法案能在参众两院通过”。三个月后，总统带着这个不寻常的梦遇刺身亡。他的继任者和国会同僚怀着对自由先驱者的爱戴和敬仰，通过了美国历史上这部重要的以保护弱势群体、捍卫自由理念著称的民权法案。
这给我们一个启示，那就是说，如果一个国家的立国理念是符合人性的，是建立在大多数人的幸福基础上的，社会又有一个相对自由的表达机制，那么，尽管由于历史的原因在它的内部还有一些受到不公正待遇的群体，而他们自身运用“和平、理性”的方式反抗压迫、追求自由的力量也迟早会和这个国家的主导性追求融汇在一起的。但如果一个国家的立国原则是反人性的，它的政府和官员不是根据社会契约的形式选举出来的，它的宪法从制定的第一天起就是给外国人看的，那么，“非暴力抵抗”就不仅没有任何效力，而且有可能给暴力机关提供新的施暴口实。
这就是甘地的限度，当然也是“非暴力”反抗的限度。
注释：
①此书又名《印度地方自治》，以下两段引文出自甘地写给一个朋友的信，里面对本书内容以及他孜孜以求的目标作了简要概述。
②出自克劳斯?克劳斯特迈尔的《圣雄甘地，非暴力自由》，转引自海默?劳《甘地》一书。
③④均出自1916年12月甘地在阿拉哈巴德的“经济学协会”上的讲话，转引自海默?劳《甘地》一书。
⑤出自瓦尔特?莱弗的《印度与德国人》，图林根1969年版，转引自海默?劳《甘地》一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