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高伐林


　　文贯中在接受我采访时，动情地说：我父亲是社会名人，但是对我真正有养育之恩，并对我的成长有更深刻启发的却是阿婆——最伟大的人是阿婆。
　　文贯中所说的“阿婆”，是他母亲的奶妈，名叫应瑞林。她年轻时的经历和鲁迅笔下祥林嫂十分相象：丈夫是农民，结婚不久便过于劳累而死，留下一个刚满一月的小孩，不久也夭折了。生活对她是极不公的，然而，凄惨身世却使她充满慈爱和关怀。文强夫妇抗战胜利后将她从宁波接到上海，视为长辈，帮助管家。

1955年文贯中的母亲绝望自杀，留下遗嘱，要求把家中三个孩子都送孤儿院，让阿婆尽管拿走家中细软，回宁波养老。文贯中回忆说：父母给阿婆作了一年四季绸的、棉的、皮的衣服，又在宁波老家给她买了地盖了房，寿衣寿棺都准备好了，阿婆在宁波老家还有个养女，所以，阿婆如果回宁波，日子不会差到哪里去。
　　不满九岁的小贯中，在突然失去母亲后，心中最怕的是阿婆弃他们而去。“阿婆虽目不识丁，却有自己的是非好恶。这种是非好恶是基于她的伟大的人性和传统道德，不是共产党阶级仇恨的宣传可以轻易抹去的。她坚决不接受母亲的安排，坚决不同意送我们进孤儿院，自己回宁波乡下享福。当时阿婆已六十多岁，却提出来由她抚养我们。”
　　街道干部一心想将文家人赶走，决定送他们全家去甘肃落户。阿婆毅然决定同往。很多人劝阿婆不要和孩子一起去，将甘肃和上海的天壤之别告诉她，认为她是自讨苦吃，此去凶多吉少。阿婆常常在弄堂里面哭诉，说这几个小孩有什么罪呢？她如果不跟著几个小孩同往，不是眼睁睁看著这些小孩去送死吗？
　　有个好邻居出主意，要她等在徐汇区委大门口附近拦车申诉。阿婆便依计而行，拦车大哭。车上首长说这件事要再商量商量。几天之后，警察改变了态度，不再催他们走，逼他们让房，对阿婆说，小孩交给你了，你们全都可以留下。派出所将文家财产编了号。文强喜欢收藏古董、字画，妻子也有些首饰、衣服等，他们一一编号，每个月阿婆可以卖一件作为生活费。
　　但是，渐渐坐吃山空，生活越来越困难。阿婆便去各邻居家带小孩、洗菜、烧饭、做家务，并将一年四季打扫弄堂包下来。1960年代政府又发一些救济金，得以勉强度日。
　　“我们的衣服总是打著许多补丁，但阿婆永远洗得干干净净。”心力交瘁的阿婆希望贯中小学毕业后念技校，可以早点帮助养家糊口。邻居也这么认为。贯中答应了，但他又实在舍不得放弃求学之梦，哭著哀求阿婆让他去考上海最好的中学之一、五年制的51中学。“阿婆的内心其实也一直在斗争。她看到连常向我请教功课的同学也都说要去上中学，以后要上大学，也为我感到歉意。她也知道我的祖父母，外公外婆，以及父母亲都是知书达礼的人。最后长叹一口气说，那么你就不上技校吧。”
　　他们哪里知道，51中学怎么会对他敞开大门？

　　文贯中在“文革”中到吉林插队后，1971年底回上海过春节。阿婆已80多岁，勉强行走，摇摇晃晃，让人觉得随时要倒地。文贯中焦虑万分。照理说，她风烛残年，该和亲人一起生活。但是自己靠挣工分度日，没有稳定生活来源。东北农村的严峻条件也不适合她。其他弟兄经济条件都很差，接济十分有限。前思后想，心如刀割。不料春节过后不久，“阿婆说要和我讲话，非要我好好坐下，问我到底有什么打算”，永远插队呢，还是象其他人那样争取上调到学校或工矿？文贯中说想不管户口、前程，留在上海照顾她。“她听了掉下很大的泪珠说：你千万不要让我拖住你的后腿，你每年都回来看我，可你户口早已迁走，又不能常住；你的收入又那么微薄，那么不稳定。你要先追求自己的前程，尽快找到你还满意的工作。阿婆说，看来我在世上的日子已经不会太长。可是我总要看到你安家立业，才能放得下心。”
　　听了她出自肺腑一席话，文贯中痛恨自己没出息，告诉她，马上回吉林乡下去，一定加倍努力，尽快在城里找到一个工作，把她接去养老。
　　半年后，文贯中突然收到电报，得知阿婆病危，他如五雷轰顶，花了三天辗转回到家里，看到阿婆高烧昏迷，半身瘫痪，双目失明。原来她早已病成这样，却再三地求所有人绝对不要告诉贯中，怕他匆匆赶回。她知道，象文贯中这样的出身，又没有钱贿赂公社知青办干部，如果再三天两头回上海，鉴定怕好不了，就更没有上调工厂的指望了。
　　文贯中在众人帮助下，将阿婆送医。他赶紧抢学医疗护理基本知识，学会了打青霉素和链霉素，按摩，清理体肤的方法。阿婆脆弱的生命虽飘忽不定，却顽强地延续了三年。文贯中说，“这三年是我一生中除了关进牛棚之外另一段最为黑暗、最为凄惨的时期，支持我生存下去的唯一动力，是我陪阿婆走完她生命最后、也是最艰难路程的强烈愿望。许多挚友在这段时期中给我的帮助也使我在彻骨寒冷中感到一丝温暖。”阿婆不断自责自己耽误了贯中的前程，有一天他外出回来，只见她躺在地上，头上流血，起了肿块。原来她拚命用头撞铁床床头，想要自杀，好让贯中卸下自己这个负担，用力过猛，滚下床来再也无力爬起……

　　噩梦在1975年春文强被“特赦”才结束。文强赶来上海，“阿婆一下子听出了父亲的声音，露出难得的笑容。朋友、邻居向阿婆恭贺，认为她是把这个家维持下来的最大功臣，她随时可能熄灭的生命之火竟能顽强等来大团圆的一天，是真正的当代奇迹。”
　　文强对阿婆充满感激，在全国政协帮助下，将阿婆和文贯中的户口调进北京，1975年秋天贯中和阿婆离开了上海。文贯中回忆说：“我们那个弄堂很大，住了几百口人，许多人得到过阿婆的无私帮助和照顾，看到过她面对困苦如何自尊自强地生活。他们都说，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善良的老人！能最后帮阿婆的忙，是他们一生中最最有福气的事，并要我休息一天。那天许多居民都自发地出来送行。一大早几位身强力壮的年轻人将阿婆扶上藤椅安坐，几位德高望重的老太分头负责帮阿婆洗脚、梳头、换衣，又让年轻人将她抬到弄堂口，后边上百个邻居跟随相送。他们小心地将她安放进汽车，车缓缓开行了，男女老少都齐声祝阿婆平安，一路走好。车开出老远了，回头看，他们还站在巷口不舍地挥手……”
　　阿婆盼到了文强自由，对文家几兄弟的牵挂也从此放下。“她在冬至的夜晚悄悄地离开了我们。她一脸安祥，永远离开了曾经如此不公正地对待她的人间。那年她89岁。每当我回忆起阿婆面对人生苦难不屈不挠的顽强，她崇高的为人，常常暗自泪下。我也决心不虚度此生，要为这个充满不公正的世界变得美好尽自己的微薄力量。”
　　（写于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