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故事说明暴露了CCTV，CCP最恶心人的一面。一个国家的孩子的教育沦落到这种地步，还要被拿出来为CCTV，CCP忽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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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四川在线



12名学生每周需要护送上下天梯，对年龄小的孩子李桂林要背着前行。谭霁 摄



夜深人静，夫妻俩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备课。谭霁 摄

2009年3月的一天，和煦的阳光温暖着初春的校园，操场上5株茁壮的小树开着紫色的小花。学生们在操场上拍球、跳绳，追逐打闹着。间或从山间飘来的飞絮，刚要落地便被孩子们高高吹起，随风飘向远方。这幅世外桃源般的美好景象，却要沿着“之”字形羊肠小道爬上90度的山崖，还得走五六个小时的山路后才能看到。因为这所“天梯小学”——二坪村小学位于四川大凉山一座海拔2800多米的悬崖上，5架垂直的木梯是“天梯小学”与外界的唯一通道。

就在这所环境极度危险、恶劣的学校，夫妻教师李桂林、陆建芬默默坚守了19年。他们每天冒着生命危险，甘当大山孩子的人梯，点燃知识的火把，引领着山顶上的彝族孩子走向现代文明，让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甘洛县乌史大桥乡二坪村这个远近闻名的“文盲村”变成了“文化村”。

荒废10余年的学校来了新教师

2009年2月5日，当李桂林、陆建芬举起“感动中国2008年度人物”奖杯时，中央电视台演播大厅内掌声骤然响起，幸福的泪水从他们的脸庞上滴落。

“在最崎岖的山路上点燃知识的火把，在最寂寞的悬崖边拉起孩子们求学的小手。”这是“感动中国”组委会给李桂林夫妇的颁奖词。

李桂林原本在山下的雅安市汉源县乌斯河镇教书。当时，他听说大渡河对岸的甘洛县有一个叫二坪村的彝族村庄，因山高路陡，条件异常艰苦，老师都不愿意去。那个村庄停学10余年，娃娃们无学可上，成了一个远近闻名的“文盲村”。

李桂林也是彝族人，内心深感不安。他找到二坪村所在的乌史大桥乡党委书记阿木铁哈，说:“我可以帮你们找老师。”

接下来，李桂林多番寻找老师，却一无所获。有的嫌工资低，有的听说要爬山崖和天梯就吓坏了，还有人说:“你只有去请探险家了。”

临近开学，乌史大桥乡的领导对李桂林说:“为了彝族的孩子们，帮帮我们吧！二坪村的乡亲都指望您了……”

李桂林心软了。但是，他只答应先去看看再说。

回忆第一次去二坪村的情景，李桂林仍然一身冷汗。当时是1990年，去二坪村必须经过大渡河上的一座铁索桥。摇摇晃晃的桥身上，铺着稀疏腐朽的木板。桥下是奔腾咆哮的大渡河，叫人心惊胆战。在没有木板的地方，双手要抓紧上面的铁索，小心翼翼地移动。

过桥后便是曲折而陡峭的山路，路上的小石子如滚珠一般。艰难地行走两个多小时后，路骤然变窄，山骤然变陡。再行半小时，抬眼已没有了路，只有一架高耸入云的木梯挂在垂直的悬崖上。

木梯的构成十分简陋:两边各一根木杆，木杆上每隔20厘米横嵌着木棒，接头处绑着藤条。这样的木梯在通往二坪村的悬崖上一共有5架。山上12岁以下的孩子，若没有大人的陪同，决不允许下山。


当时，李桂林非常害怕，惊恐得不敢往下看。乡亲们把他夹在中间，给他壮胆，好不容易才爬过5道天梯。

二坪村来了一位老师！10余年没有老师出现的村子立刻沸腾了。村里的男女老少都急匆匆地赶来了。

李桂林看到的场景却让他倍感心酸:男人们光着脚，披着破毡子;女人们披着羊皮，衣服破烂;孩子们大的背小的，光着屁股，赤条条的身子被强烈的阳光晒得黝黑发亮。

当晚，村民用过年都舍不得吃的鸡肉招待李桂林，又给他找来最好的棉被、床单。村民自己却睡在竹笆上，盖着破羊皮毡子。

第二天清晨，李桂林在村民的簇拥下来到学校。学校里只有一间阴暗低矮的小屋，一块杂草丛生的操场。走进小屋，墙壁已经龟裂，墙角洞穿，后墙垮塌，遍地碎瓦。屋里没有桌凳，没有黑板。

看着荒废的校园，看着真诚淳朴的村民，看着孩子们渴求知识的眼神，李桂林作出决定:留下来！

清贫凶险19年不忍丢下孩子

1990年秋季学期，李桂林在二坪村招收了第一批学生。寂静了10余年的学校又响起琅琅读书声。

学校里没有一间住房，没有一张床。李桂林借住在村民家的茅屋里。晚上，他点燃一盏煤油灯，在一张破旧的木桌上备课、批改作业。油烟熏得他鼻腔墨黑，眼泪直流。

停学10余年，二坪村有很多适龄儿童未能入学，一个班无法满足需求。1991年，李桂林想再招一个班的新生。于是，他动员在山下教书的妻子陆建芬一起到二坪村小学支教。

当时，陆建芬正带着几个月大的儿子。“要是去二坪村小学，儿子在山上得了急病怎么办？如果不去，丈夫岂不是一个人孤苦伶仃，也忙不过来？”陆建芬左右为难。

得知此事后，李桂林的父亲大发雷霆:“你甘愿去受苦，我们管不了。为什么还要把妻儿带上山？孩子生病怎么办？”李桂林请来有着30多年教龄的岳父劝说父亲，才勉强让父亲同意。

从此，李桂林与陆建芬开始了19年的默默坚守。

在二坪村小学，李桂林夫妇每人每月仅有100元工资，生活极为清苦。特别是农历正月、二月和三月，只能吃酸菜汤、土豆汤，根本吃不上新鲜蔬菜。

2001年，陆建芬的弟弟在西班牙做生意并成了家，他提出请陆建芬给自己看孩子，月薪600欧元，相当于人民币6000多元。陆建芬说，她开始动过心，但看到学生们的眼神马上就打消了念头。“我去挣钱，山上的孩子们怎么办？虽然我们的工资在城里连吃顿饭都不够，但我还是不忍心丢下这些孩子。这里的乡亲和孩子给我们的这份情，是用金钱换不来的。”

除了清贫，父亲对这一家子安全的担心也并非“杞人忧天”。

一次，李桂林去乌史大桥乡中心校开会，散会时已经很晚了。刚走到天梯附近，李桂林突然腿脚抽筋，摔倒在地。他只好在悬崖边歇下来，生火取暖，一个人度过漫漫长夜。第二天一早，李桂林艰难地爬回学校。见到妻儿时，他却对昨天的凶险只字不提。

还有一次，李桂林爬天梯时，藤条突然断了，身子滑向悬崖。幸好几米处有灌木支撑着他，才捡了条性命。看着满脸是血、伤痕累累的李桂林，妻子和他抱头痛哭。

1995年，李桂林到会理县师范学校进修学习，陆建芬带着两个儿子守在学校。一天，陆建芬突然病得厉害。两个孩子哭着叫饿，她便让7岁的哥哥背着弟弟到村民家找吃的。后来，陆建芬病情越来越重。村民知道后，背了50斤玉米，通过危险的山道和天梯，送到镇上卖了13元钱，为陆老师买回了药。

2002年，李桂林的小儿子用藤条跳绳时，不小心被绊倒，造成“右手尺骨断裂，桡骨错位”。考虑到课程紧、路途远，李桂林没有将儿子送到山下的医院，只是请来当地的土医生。结果，由于错位骨没有接好，至今小儿子的右手稍一运动就会脱臼。

这件事成了李桂林的一块心病，他常常念叨:“我最感激的是我的妻子，最愧疚的是我的两个儿子。”

用知识引领彝族孩子走向文明

现在，二坪村小学共有80个彝族学生，其中17人住在悬崖下。要爬天梯上学，他们全都靠李桂林夫妇接送。

周一和周五，是李桂林夫妇最忙的日子，他们要接送学生们过5道天梯。小一点的孩子不敢自己走，李桂林就背着他们上上下下。

背一个孩子下去，就得重复上下两次。按这样计算，背五六个孩子，李老师每次都要攀爬将近400米，相当于百层楼的高度。

虽然每天都要面对陡峭绝壁，踩空一步就有生命危险，但二坪村小学从没有发生过安全事故。

1996年夏天，山洪暴发，李桂林正在接学生。当他抱着一个小学生过山沟时，一股急流把他们冲进了沟中。情急之下，李桂林用尽全力把学生抛向岸边，自己却被急流冲走了。幸好被一根木桩和一些藤条挂住，才得以脱险。

19年寒来暑往，李桂林夫妇已教了7届学生，共送走189名学生。这些二坪村的年轻人告别了文盲的历史，开始走出大山。

阿木以哈是全村出名的调皮鬼。报名时，他的父母说:“孩子太调皮，恐怕惹祸，不能让他读。”村民也说:“如果这个孩子要读，我们的孩子就不读了。”

李桂林夫妇三番五次动员家长，并竭力劝说其他村民，最终还是让阿木以哈报名入学。阿木以哈家是村里的特困户，陆建芬就把李桂林的裤子改小，送给他穿，还为他减免了很多费用。

如今，阿木以哈长大成人，在外省打工，常来电话慰问老师。“要不是你们，我就不会识字，不会走出大山，也就没有今天！你们不是我的父母却胜似父母。”阿木以哈说。

还有一个孩子叫木乃布铁，他个头矮小，上学途中走路都十分困难。下雨天和下雪天，李桂林就要背着他上学。


毕业后，木乃布铁对李桂林感激地说:“等我将来成家立业后，第一个要感谢的就是两位恩师！”2007年1月，木乃布铁果真带着猪头、猪肉、杆杆酒来给李桂林夫妇拜年。

二坪村没人会理发。孩子们的头发长长了，家长就用剪羊毛的剪子剪短，或是用刀把头顶周围刮光，留下一坨头发，当地人称之为“天菩萨”。李桂林到学校后，买来了理发工具，经常为学生理发。

二坪村离卫生院很远，缺医少药。新学期开学，李桂林夫妇总要从汉源县买回大量的常用药品，存放在学校里。学生一有病，就及时让他们服药;如果学生因病不能来学校，他们还会把药送到学生家中。

李桂林夫妻俩的行动，感动了全中国，更感动着每一位二坪村的父老乡亲。一个叫木牛日的驼背孤寡老人用不熟练的汉语说:“李老师夫妇来后，带来了文化。他们都是大好人啊。”一位学生在作文中这样写道:李老师和陆老师在日夜操劳中，增添了许多白发。我为有这样的好老师而自豪！长大了，我也要当老师，当像李老师和陆老师那样的好老师。

【采访札记】

李桂林和陆建芬的执著坚守深深感动了全国人民，也引发了人们对边远山区教育现状的深层思考:如果再过19年，二坪村小学会是什么样子？这对夫妻的事业是否会有接班人？“如果一辈子都没有接班人，我们就在这里干一辈子，直到再也爬不动为止。”这是李桂林给出的答案。

显然，这不应该是唯一的答案。

其实，李桂林的心里早有想法，希望师范学校能够择优录取、重点培养几个二坪村小学的学生，并给予经济上的扶持，鼓励他们成为二坪村小学的接班人。

二坪村小学的“接力棒”将传向何处？边远穷困山区的教育如何才能得到可持续快速发展？

在李桂林夫妇带给我们的感动之潮渐渐退却时，我们的心底是否涌起了对这一现实问题的真诚思考？（中国教育报 记者 李益众 实习生 詹晓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