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世界经济大萧条，银元兑美元汇率瞬间升值，使得原本需要打工维持生活的留学生纷纷过上了阔绰的生活，洗衣用洗衣工，在当地富裕人家搭伙。回国后-抗战的6-7年里，一家人自然是生活无虑，每年暑期旅游度假和现在人相差无几。抗战军兴，随学校9月底过刚刚通车的钱塘江大桥一路撤退南昌、庐山、武汉、广州；然后将家眷安顿在澳门，孤身一人由香港乘船-安南海防，经由河内、蒙自、昆明、贵阳追赶学校。

抗战开始2年，高校的学生大都还能从家里接到汇款。进入1939年后，内地与沦陷区之间的邮件通讯（听说）就变得困难了。1940年（？）开始对学生开始有政府资助/贷款，1942年开始大批在校生纷纷任职盟军翻译或者参加青年军。

八一五复员后，，1946-47年高等学校日常上课尚属正常，48年之后物价陡升、恶性通胀严重，国共二党开始在高校争夺学生，党争激烈。由于学生天生左倾，那时执政党真有势力的就是复旦大学了（复旦能在重庆期间由私立变为国立听说就是和政府亲近有关），后来有名的丁八爷就是国民党的忠实拥趸，而且在开大会时还腰挎手枪，维持秩序。不过当时的国民政府对学生生活还是尽量维持的，发放战后剩余物质时也向学生倾斜，故有北平”国军“负伤少校大骂学生”忘恩负义的场面。

1948年底共军包围北平，清华园里已经能听到炮声了。一天突然有国军在清华操场上架炮企图“负隅顽抗”。由校友会联系一说孙立人一说李弥，使其撤离；各校学生开始选择或留或走。北平燕京里的上海学生，不少48年暑假之后就没有返校，留在沪江借读（二校相互承认学分）。上海、南京的学生一般都是随着家庭的去留决定自己的去留的。但凡留下的大学生，特别是文科学生一般都命运多舛而走了30年之后再回来的就往往是当局的座上宾了，比较著名的就是聂华翎。她是她们班里少数的几位离开大陆的学生之一，而留在大陆的，能躲过全部运动的据信应该寥寥无几。

同意下面的那位网友的话：年纪大了，不抽象也难。请各位多多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