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儒学涵盖了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是一部浩瀚的社会学说。笔者在此仅仅对儒学在政治上的作用，作个简单的描述。我们知道，在中国春秋战国时期，殷周的宗法贵族社会被蓬勃兴起的民间势力逐渐瓦解，由“学而优则仕”制度代替了代表宗法社会的国野制度与世卿制度，从此士和庶人就可以晋升至大夫乃至卿相。中国文化进入鼎盛时期正是在儒学与其它学术团体之间的“百家争鸣”造就出来的，同时“君子”不再是作为身份的限制，而被引申进政治领域。有政治抱负，严守人生典律之士和庶人，可以通过求学，为进入仕途奠定条件，扩大了政治参与。 　　“民之所欲，天必从之。”由于儒学思想具有原始的民主意识，在政治上提倡“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也就不足为奇了。而荀子更是把君王看成一种职业，说“治国有道，人主有职，”在《王霸篇》中提出“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阐明了如果君王不尽职，不行仁，就会被取代的道理。在新出土的《语丛三》中有“友，君臣之道也”一说，君不以友待臣，臣就没有理由不臣，道出了当时的舆论、庶民以及臣僚群体对君王的制衡作用，为孔子的“君君，臣臣”被后人误以“君为臣纲”而平了反。荀子的“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故义以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的思想，解释了君王与民的关系，君王只有融入于民这个群中，才不能分的道理。 　　儒学道统是对专制权利制衡的力量 　　专制制度自秦封建王朝的建立开始。秦王朝建立后，因儒学的民主化倾向束缚专制制度的发展，在一场焚书坑儒的运动中，自商周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确立的“百家争鸣”以及由之产生的道德文化，遭到严重破坏，中国社会刚刚产生的民主意识就在那场运动中被压制。而到了汉代，统治阶级又分割了儒学的实质，将儒学的民主思想统统抛弃，歪曲孔子的君臣说，也就是后来被冠之于“君为臣纲”说。在汉武帝“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后，也就失去了儒学的真实。 　　至于儒学被统治阶级强暴成为统治阶级为其统治服务的工具，“君臣友道”的观念从元典中消踪匿迹。但是，儒学并不是专制的主要思想源泉，这还是在历代学术界被广泛认同。自古就有“儒表法里”或“阳儒阴法”的说法，为这一认同作了理论依据。虽然儒学在汉以来被专制利用，但并不能完全根除儒学的制衡作用。董仲舒的“刑罚不中则生邪气。邪气积于下，怨气蓄于上。上下不和则阴阳缪戾而妖孽生矣，”就以“天人感应”、“灾异之变”的方式来制衡皇权的专制。到了后来韩愈、二程和朱熹等人开创宋明道学，用“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主张道统，甚至把道统凌驾于“政统、皇统”之上。利用“道统”干预“政统”，这就使儒士对皇权专制构成了事实上的制衡。 　　从儒学对专制的制衡作用中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儒学不是建立民主的障碍，而是滋生民主的温床。现在那些一味地扛着西式民主的人，往往扯起自由宪政主义大旗，对儒学进行挖苦嘲弄和否定，却殊不知他们引以为自豪而津津乐道的自由宪政主义里面的思想，大部分生长点都可以从儒学中发掘出来。 　　如果说西方的民主是“善政”的话，那么“善治”就是儒学的长处。在当今这个东西方文化碰撞得十分强烈的时候，我们更应该从儒学中吸取“善治”精髓，结合“善政”去开始一个新政治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