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夏大卡葡南尼社区学院读了一年后,我开始考虑找一个和自己所学会计专业相关的工作. 如前面我曾多次提到, 美国的雇主总是想雇用有经验的职工.所以一般在美国第一份专业性的工作最难找.  进了名牌大学,其最大的好处是这种大学的毕业生比较容易找第一份工作. 但当你有了第一份专业性工作后, 雇主们就主要看你干过些什么,你还能替他们干些什么,而不在乎你是哪个学校毕业了. 所以现在当有人问我有关在美国读书选学校的问题. 我会告诉他们如果有钱,有实力,当然尽量进最好的学校. 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进一所好学校也不要气馁.因为在一个人一生中, 上大学只不过几年的时间, 将来的路还很长很长, 不可能一学定终生.

在美国学了一些会计专业知识后, 我就认准了要找一份和会计有关系的工作. 因为没经验,既使我有着会计课4.0的成绩(全部是A),但这第一份工作确实很难找. 后来,好不容易在夏威夷最有名的Ala Moana 购物中心的一家由日本人开的百货商场找到一份出纳的工作. 这份工作,我时间干的并不长,大约一个学期不到4个月. 但在这4个月里,我可以说是我在美国经受过的最黑暗,最不公平待遇的时侯;也是我亲身感受到过去在国内所学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所揭露的资本家的残酷的一面. 最可恨的是,这位老板强迫职工干很重的超时的活,但却不即时发給工资.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我想这位美藉日本资本家也小看了我们中国来的留学生. 她将我们当成那些没有文化,英文不好,可以让她任意摆布的中国,越南等第三世界国家来的移民. 她没想到我们中国来的留学生受过多年反资本主义的教育.特别是我们经过文革的一代, 满脑袋的 “与天斗, 其乐无穷, 与地斗, 其乐无穷, 与阶级敌人斗, 其乐无穷”的最高指示. 再加上对日本鬼子的民族仇恨. 更重要的是我在国內学过法律,知道其做法不仅不合情理也不合法. 虽然当时我英文不好,有些事说不清,但是 我和另一位中国留学生老恭还是同她进行了坚决地斗争. 以至首先将其告上美国劳动部仲裁庭,以后又到美国小额赔偿法庭迫使其发给所有职工拖欠的工资.  这件事虽然过去多年, 今天想起,还是义愤填膺. 前不久回国,看到地方电视台播放一条外资企业外藉资本家殴打工人的新闻. 我也感到很气愤. 心想,这种事情在美国很少了.下面, 就是我这一段饱含辛酸也是奋斗不息的故事.

那是1994年初, 新年刚过, 我看到报纸上有一则广告, 广告提到在Ala Moana 购物中心的RITZ百货商场,需要招一名售货兼售后审计的人员. 工作可以是在下午靠近傍晚时开始直到商场在九点钟关门,还要工作一个小时进行售后审计.

当我看到这个广告,我就想去试一下. 这里有几个原因. 一是前面我提到的需要有会计有关的经验,而这个工作只和会计达一点边;另外Ala Moana 购物中心是夏威夷最大的购物中心,名气响.这家店也是夏威夷较老的一家百货店. 我想到那儿去干活总比杜思巷的小摊强.看到广告上说必须到店里去申请,我就决定在那个星期六去那家店里去试试.

星期六早晨起床后, 作为晨练,我到家后面的一个大教堂的草坪花园转了一圈.家后面的这座教堂可能是瓦胡岛最大的教堂了, 转上一圈也得近30分钟. 教堂有一个主建筑,是花岗岩筑成的一座高耸的尖塔. 下面是个大的礼拜堂. 在大礼拜堂后以及旁边还有好几座小礼拜堂. 礼拜堂周围的草坪上,经常栖息着大群的野鸽子和水鸟.当我从这些鸟群边跑过,它们会扑拉扑拉飞起很快又落下. 晨练回家,吃了早餐,稍许休息.然后看了一会书, 我就登上了去Ala Moana 购物中心的大巴士. 由于是世界著名风景区, 夏威夷的公交车可以算是全美最好的.车型漂亮座位宽畅. 从我家Young Street到Ala Moana 购物中心大约十五分钟的车程.

这里先得介绍一下RITZ百货商场的背景. RITZ百货商场是由一位美籍日本人John Hayami在五十年代末在瓦胡岛的市中心Downtown开创了第一家店.其顾客主要是当地的居民.以后随着日本经济在70-80年代的起飞, 大量的日本游客到夏威夷旅游. Hayami家族又在Ala Moana 购物中心开了一家百货店,主要销售带有夏威夷特色的服装,首饰及其他日用品. 因为有很多日本和美国人都选择夏威夷作为结婚度蜜月的地方,因此, RITZ有一系结婚商品,包括结婚婚紗礼服等.其重点是作游客生意. RITZ百货商场在夏威夷的老人中有影响. 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大百货公司集团,象Sears, JC Penny等公司进入夏威夷市场. RITZ百货商场这样由当地小资本家办的企业难以与之抗衡. 在90年代初, RITZ百货商场已处在日薄西山,气息奄奄的境地.当我在RITZ上班时, RITZ的创办人已去世.整个公司的经营由其女儿Jane Hayami掌管. Jane五十多岁,个子不好,长像一般,但是个非常精明刁钻的女人.她对公司的员工非常克扣. 我到店里开始时没有见过她.一直到后来才和她有一些接触并进行了一场较量. 如果有人问我,在美国你曾遇到过最可恨的人是谁,那我会毫不迟疑地选这个人.

话说那天我到了Ala Moana 购物中心,按照广告上提到的地址找到了位于二楼的RITZ百货商场. 当时迎接我的是该商场的两位经理之一Anon.

Anon也是一位美籍日人, 四十多岁, 中等身材,戴着一副黑色边框的眼镜. 他的脸总是绷的紧紧的, 以后和他共事过程中,我也从未见过他的一丝笑容.他先给了我一张工作申请表.

我将表填好后, Anon叫我到店铺后面的一间办公室去见另外一位商场经理Merry. Merry是个白女人,也有五十多岁了.她和Anon一样都在RITZ工作了30多年了.她可能从小得了小儿麻痹症,一条腿有点跛. 应当说Merry还算一位慈祥的人.

她拿着我填好的申请表,一边看着,一边微笑着对我说,我们非常缺少会讲日语又有销售经验的售货员.看来你有售货经验,又会讲日语,我们想让你干一些销售工作. 另外,看你的简历,知道你想做会计有关的工作.这里的售后审计是和会计工作紧密联系的重要一环,你先干起来.致于工资吗,我们给你一小时6.5美元. 她接着说, 对了,我们的财务经理恭劳也是位中国来的留学生.待会,他来店里,我会介绍给你.

听到她的话,看着宽敞的销售大厅,整齐排列的商品,那这些和杜思巷那好似中国小商品市场个体户摊贩式店铺相比,大不一样.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当时我想,虽然这不完全是一个会计工作,但想到可以向另一位中国来的留学生学些东西,我也很欣奋.于是,我接受了她的工作.

由于在杜思巷当“教授”的磨练,我已是一个非常娴熟的售货员了.事实上在杜思巷当售货员比在Ritz这样的百货店更难:一是竞争相当激烈,今天,你店里有一样好销,明天左右隔璧许多店会进同样的货和你竞争; 二是顾客的心理情况不一样.对这些摊贩式的小店,顾客有时会有防范心理.而在Ala Moana 购物中心,有一个合理的统一布局,店与店的商品布局都不相同,没有近距离竞争.而顾客对大店的可信任度也高得多.

我当时被分配到店的前面,主要销售汗衫,太阳帽,太阳镜等商品.汗衫上印着夏威夷的风景,如大岛的喷勃的火山,洁白的沙滩,各种海洋动物,如海狮,海豹等.美国,日本及西方国家的游客无论到什么地方,都喜欢买些汗衫. 一般来说,在这些大店里,售货员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劝顾客购买,主要任务是整理被顾客弄乱的商品并预防偷窃. 由于杜思巷弄惯了,我还总是喜欢去和顾客搭讪.拿着夏威夷火山的汗衫及各种熱带鱼的汗衫, 我会和游客说,带回去吧,买回这些汗衫,你会带回最美好的回忆.由于我工作很努力,我的销售业绩也很好,店里的同事都很喜欢我.

Ritz还是用一种老的管理方法管理职工.每天职工上班,都要拿一张记时卡,放在办公室门前一只老旧的打卡机里.只听那打卡机“啪”的一声.机上有一个钟,将进去上班的时间打在卡上.中午休息或下班时,再将卡打入,又是“啪”的一声,印上下班时间.每周店堂经理将卡收起,将小时数加起来以便计发工资.以前自己在工厂干活,也没有看过这种方法.当时就想到了过去在国內学的政治经济学中提到的美国资本家用的泰罗制.管工人管到每一分钟.过去只是在书本上学的,还真没亲身经历过.现在可真是处在这一资本主义制度下了.但仔细想想,资本家为了生存,在竞争中取胜,也必须提高效率.自己过去在工厂干活时那种吃大锅饭的做法实际上是有违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

每天晚上,干完活关门后,我就将种种销售凭据,现金和信用卡刷卡凭证做一清点对帐,并将对好的帐做一日报表.如有短少,必须说明原因.总得来说,在我工作那段时间,几乎没有任何短少钱的情况.所有这些日报表都必需交给当时的财会经理恭劳.

恭劳也是一位中国留学生,他比我小好几岁.83年毕业于位于海南岛的华南热带植物学院,后留校任教,于1988年来美.后在太平洋大学获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我和他都属农学院校毕业,又都干过教师,在他乡遇到和自己有共同经历的人感到很是亲切.他比我早4年来美,已拿到学位和绿卡.而自己刚到美国一年多,只读了一年大学,前途未卜.我还记得当我和他谈起这些苦恼时,他安慰和鼓励我说,大家都是这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急也急不得. 凭良心说, 他的安慰和鼓励给我留下的引象很深刻.既使现在,当我看到一些中国来的新一代的留学生需要帮助时,我都愿意伸出援手,并以同样的话鼓励他们. 是啊,有时,在人生的旅途上,我们会遇到一些朋友.他们是真朋友,他们的一些忠告可以伴随你一生. 恭劳是这样的一个真朋友.他除了给我鼓励以外,也还教了我一些基本的百货店进行轧帐的方法.以后,我们一起和老板打官司,又算是战友了. 后来,离开RITZ后,他自己在夏威夷搞了家公司.而我离开夏威夷就和他失去了联系.如果哪位网友知道他的下落,请告知.如果在网上遇到恭老弟,那更好,我还真很想和他叙叙旧啊!

有一天,我去上班. Anon走来对我说,今天我们不开门了.从今天起,全体职工投入店铺搬家.而且,我们必须在两天内搬完.自己思想上没有准备.看到这样偌大的一个店铺,许多商品,加上各种橱窗橱柜,心想两天内必须全部搬完,还真够呛.后来还是恭劳告诉我一些搬家的原因.

本来RITZ百货商场占据了Ala Moana购物中心最好的地点,在二楼中间的店位.这里一般客流量最大, 但租金也最贵.正如我在前面提到,由于许多美国本土的大型联锁百货店的入侵夏威夷市场,这些店利用其规模经营的优势,可以进到比RITZ更便宜的货,雇佣更好的人材.所以, RITZ百货商场竞争不过这些对手,只好节节败退了.搬家也是为了节省租金,同时也大大缩减商店的规模.我也没想到这48小时的搬家也成了我和恭劳以及其他几位职工最后的在RITZ的工作时间,也没有料到后来长达数周的追讨薪金纠纷.

RITZ在Ala Moana购物中心的新店址是在楼下底层靠近角落的一个地点,面积只有原来的四分之一.从原店址到新地方大约有400多米.在美国,一般搬家都是请搬家公司.但老板想到找搬家公司需另外支出,而职工在搬家期间又不能卖货,因此, Jane Hayami就要求所有店员职工进行搬家.我记得当时店里大多数是女职工,只有我, Anon, 恭劳和一个搞维修的工人Johnson是男的.因此,所有重活都落在我们几个人肩上.

在70年代,我自15岁起做翻砂工, 记得那时我身材矮小,开始体力不行.后来渐渐地成长起来,好象练就了一副钢筋铁骨.十八磅重的铁锤能连续挥打数十至上百下, 硬是将几寸厚的铁锭打成小块, 以便装炉熔化. 过去当翻砂工时是“少年不知愁滋味 ”.耳边装着我们“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的荣耀感,嘴里哼着“我们工人有力量”的自毫感,心里还想着“International就一定要实现”的使命感.所以对当时的吃苦,感到是一种光荣. “人是要有点精神的”是我经常用来激励自己的一句话.

而这次洋插队,却有很大的不同.应该说当时物质生活过得比当翻砂工时甚至于当大学教师时都好,天天有牛奶和面包及各种肉类食品吃.不象过去既使在大学教书,难得买只鸡,要将好肉省给孩子吃,自己啃点骨头.但精神上却再也没有那种在工厂时自我感觉良好的所谓当家作主了.真是两种社会两重天.但在过去十多年里,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我昔日工厂一起干活的小伙伴,不少已经下岗.一个在我所处城市当年有2千多人的数一数二的国营大厂,已被私人老板买下.有些当年的小伙伴包括我的徒弟还在那儿干活,但和我见面时都说现在干活和过去已不可比较,感觉已大大不同.我不知道他们和他们私人企业主的关系和我当时和RITZ老板的关系有何不同.

总之,自己在不同的时空,生活在两个有着截然不同文化和传统的国家,经历过这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并亲眼看见和经过这样迅速的变化,自己有时也感到有些惶恐和庆幸.就是这两次插队的经历及人生的大起大落也足可以使自己感到没有枉度此生.这20年的变化也许正是过去学哲学所谈到的两种制度的互相渗透和回归吧.当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更加趋向于推行全民健保,保护工人利益维护工人权益等近似于我国搞的社会主义方向前进时;中国过去的大锅饭却被打破,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的改革还要继续深入,许多问题也已难以解释..., 许多问题还是让那些无任是冠于马克思主义或资本主义的政治学家或历史学家去解读和为之头疼吧.对我来说,不管你叫做是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只要把老百姓的生活不断地提高了,把真正地帮广大的老百姓谋福利的政府搞廉洁了, 把老百姓生活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不断改善了,就是一个好的政府.还是邓小平的那句话, “不管白猫黑猫,逮着老鼠就是好猫.”上面说了些空话大话,只是有感而发.下面,我们还是回到我们的实际中来.

在RITZ干活的那最后两天是我不能忘记的最艰苦的两天. 我们几个男的将一块块大玻璃橱窗卸下,然后一个一个放在小推车上,从楼上的销售大厅运到楼下需要很多力气.有些橱窗太大,电梯很难放进去,只好手持肩扛的从楼梯上一步一步步履维艰地挪下楼.有些大块状的玻璃橱窗很沉,又没有把手,不便于搬动.既使戴着手套,双手也被那沉重的玻璃边压陷进去,刻上很深的红色印痕.搬了不多久,双手就感到疼痛难忍.当时我同样用着 “人是要有点精神的”这句话给自己打气.

我记得那次RITZ老板Jane亲临现场指挥.她着一身男装,穿了一条西装短裤,腰里系了一只黑色的小腰包,上身穿了一件白色的短衬衫.楼上楼下,跑来跑去,不断地给人下命令. Jane的声音很响.我看得出来,两位商店经理Merry和Alon都很怕她.当时Alon和我一起搬东西,凭良心说,我有点可怜他.他年龄比我大些,虽然人长得还算结实,但我感到他在搬东西时总是非常卖力. 在那常年如夏的夏威夷,他和我一样,浑身都被汗水浸透了.有时实在太累了,在下楼时,我让他靠着扶栏杆,他经常直喘粗气.由于他在近三十年前就在RITZ干活,他已经完全把这个店当作自己的家,而自己也已成了老板的家奴.不管老板说什么,他就做什么,已经失去了自己独立的人格.由于时代在变,我想他自己也许都不满意自己的处境,这也许是我们从未看过他的笑容的原因吧.

我记得那天我们从早上9点上班,除了吃中饭,晚饭和夜宵外,一着不停地干到第二天早晨六点钟.当干到夜里一点钟时,大家实在累得不行了.特别是一些女职工.有人竟一下到在地板上,睡着了. 当时RITZ雇佣的职工大多数是美籍亚洲人,包括日本人,中国人,越南人,菲律宾人以及等.

当时RITZ雇佣的职工大多数是美籍亚洲人,包括日本人,中国人,越南人,菲律宾人以及等.既使个别白人职工如另一位经理Merry也是残疾人.我想这也是RITZ老板自己作为一个美籍日本人,深知亚洲人的文化传统.一般他们都比较忠心耿耿,埋头苦干.特别是能呆在一家公司任劳任怨很多年. 一个具体的例子是我为写这篇RITZ的文稿,特地在谷歌搜索了一下这家店的情况.在Ala Moana购物中心的百货商场名单上,已看不到这家店的名字了.但却搜到两则信息与RITZ有关,都是讣告.谈到两位在RITZ工作多年的裁缝和店员去世,享年都是80多岁.这也说明在这家老店,很多人大都在此干了一生.

那天天亮了,Anon对我说,现在回家休息一下,中午12点必须到店里来,根据合同,我们一定要在明天天亮前搬完.我迈着十分疲惫的步伐,爬上Ala Moana购物中心顶层的停车场,取出我的那辆粉红色的Honda摩托车,骑车回家.回家的路上,我心想,这个老板还真抠门,为什么不能雇些专门人员搬家,让大家干这样苦的活,干这样长的时间.真他妈不是一个东西.我还真想甩手不干了.但又想到,人在屋沿下,不得不低头啊,只有先忍着吧.好在当时是暑假期间,我不需要去上课.如果要上课,我肯定不能干了.

那天回到家里,Helen看到了我干活干了一夜,眼睛都熬红了,手上都磨出了血泡,也很心疼.听到说我还得去干活,就叫我赶紧洗澡,弄点吃的,然后就睡觉去.到了中午,我就又赶到店里,投入了搬运工作.

我在前面提到由于新的店面比以前的小了许多,我们不可能将所有的东西放进去.因此,我们将一些东西装上卡车运到RITZ在瓦胡市中心的一个仓库.我记得我们还曾将一些东西运到RITZ老板在一个夏威夷的富人区Hawaii Kay的家中. Jane的家座落在Hawaii Kay一个面临大海的大院落里.当我们的卡车开进那铁门时,我看到两条有半人高的德国种大狼狗,对我们张牙舞爪地狂吠着.如果不是被铁练拴着,我想这两家伙也许会扑过来.当我在将东西一件一件从车上卸下时,脑海里不知不觉地浮显出过去看过的那些反映抗战时的电影里的大狼狗,什么 “铁道游击队”, “小兵张嘎”, “地道战”, “地雷战”,好象里面都有这种狼狗. 而自己当时在这狼狗的监控下搬着东西,好象把自己带到了那个中国受到日本鬼子奴役的年代.这种奇怪的联想和感受也许只有我们这一代人才会具有, 至今都难以抹去.

那天晚上,老板没让大家回去,或自己出去吃饭.为节省时间,她叫一家饭店送来了快餐.吃完后,大家继续干活,一直干到夜里三点钟,我们终于将整个店里的东西搬完.

而令我没想到的是当全部东西搬完后,Anon将我叫到一边.

他有点面带难堪地对我说, “剑,将你的工作时间卡给我,我来给你算一下时间.”

因为那天搬家,我们已经将那橙黄色的开始生锈的工作记时器撤除搬到新店址.所以,我保持着自己的记时卡.听到Anon要那卡,我自然给他递去.

他算了一下对我说, “这两周,你连加班一共上了94.5小时.我们会将工资寄给你.下一周, 你就不必来上班了.”

听了他说这话,我先是一愣,但很快就明白了他的意思.我他妈的被炒尤鱼了!!!但心里也有点庆幸,心想,你不要我干,我还不想替你干哪.这可是我在美国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被炒尤鱼.因为,我在以后在美国的许多年里,从来被炒过炒尤鱼.一方面,是我总是工作很努力,走到那里,都受到欢迎.另一原因是后来我也没有仅靠一份工作来维持生存,因而,别人也无法炒我的尤鱼.这些在美的经验,我要在后面慢慢道来.当然,从另一方面说,如果我们站在老板的角度看,当时她也是采取的不得以的措施.由于店面大大缩小,她也不可能养那许多人,裁人也是必然,无可非议.但可恨的是这位老板竟然扣着我用血汗挣来的工资不给,这就引发了一场追讨薪金的战斗.

工作丢掉了,我并不感到遗憾.因为在这时,我又开始迎接新的挑战,开始了新的征程.那年暑假,我在读完了3个学期的社区学院以后,就申请了夏威夷大学商学院的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并参加了全美的GMAT入学考试.当时我的数学部分考得很好,但英文部分考得很不理想.

当时，商学院入学资格评审委员会里就是否录取我的问题有两种意见。后来，我从教我们商业竞争策划Strategy课的一位资深教授John的嘴里得知，一部分人认为，我的英语水平太低，可能难以胜任需要很强英文表达能力的工商管理硕士班的学习要求。但另一部分人却认为，我有丰富的工作及人生经验，数学不错。英语考试成绩虽然不好，但我在美国社区学院的成绩很好（当时我的成绩GPA是3.92，除一门英文课以外，所有功课我都得了A），这说明我能够在美国的学校学好。当时John是评审委员会的主任，他也支持这一观点，所以，我被夏大录取为工商管理硕士研究生，将于94年秋入学。后来的事实证明，“塞翁失马，焉知祸福。”如果不是经济系不要我，我搞了一个曲线救国。我的学习方向和人生之路就会不同。总之，在这时，我可是信心满满，准备上学了。

可是，RITZ还欠我500多美金的工资未付。过了一周，我没有收到公司寄给我的支票，觉得有点奇怪。因为在一般情况下，当时负责管财务的龚劳会将支票寄给我。如果没有收到，那一定出了什么问题。于是，我给店里打电话找龚劳。

当时，Merry接了电话。我问她，“龚劳在吗？”Merry告诉我说，“Gonglao is no longer working here。”（龚劳已不在这里工作了）。当我一听说龚劳已不在店里工作了，感到事情真有点不妙。我找到龚劳家的电话，和他取得了联络。从他嘴里，我知道龚劳也离开了Ritz。而且，Ritz老板还欠他2000多美元的工资未付。我问他，我们该怎么办。他说，我们先分头向老板要钱，如果要不到，再想办法。我对龚劳说，我会作些研究，看看在夏威夷，我们应如何对待这些问题。

和龚劳谈过后，我就给Ritz打电话。还是Merry接得电话。这次，我直接了当地对她说，我至今还没有收到工资。她必须赶快将工资发给我。我告诉她，自己要上学需要交学费，家里还有孩子需要抚养，干活不给钱是不对的。Merry知道店里理亏，但她不是一个决策者。她对我推脱说，你可以问Anon，他是上晚班，下午4点来上班。因为平时Merry对我还是很客气，我也没和她纠缠多久。那天下午，约4点钟左右，我又给店里打了电话。Anon接了电话，我责问他为什么我这么长时间还未收到他们欠我的工资。Anon说，他本人也同情我的情况，但这件事得由老板Jane来作决定，他自己也不知道。说完，挂断了电话。

听了Anon的一席话，我十分气愤。心想，干活不能不给钱，这是违法的行为。何况，我现在也不是Ritz的雇员。从法律的角度来看，我和Ritz的关系是一种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关系。即使老板没有钱，今天宣布破产，根据美国及大多数国家的破产法律，企业职工工资是在第一清偿债务。

由于我有充分的理由向他们要工资。而Anon又不接我的电话，这时，我想起过去看过的反映越战的电影中美军对越南用B-52轰炸机进行的地毯式轰炸。我可没B-52轰炸机，但我想我可以给你来个地毯式电话轰炸。于是，我又拨起Ritz的电话，Anon一听是我，就挂了电话。他要挂上，我又拨了过去。就这样，一来一回好多次。每当拨通电话，我就是那句话，“Please pay me。 I need my check。”（请付我钱，我要我的支票！）当时，我想如果你不给我答复，我就一直这样拨下去。

经过我这样一搅和，Anon也感到没办法。他没想到平时一个彬彬有礼书生气十足的剑会变成了一个宁断不弯的利剑。但店堂里电话铃声不断总不是一个办法。而且店里的其他职工知道是我在要钱的电话，对店里的声誉也不好。我想Anon只好告诉Jane。当我在拨了几十次电话都被挂断以后，我再次拨电话时，听到一个尖厉的女人的声音。我可听出来，这是Jane的声音。

她说，“剑，你这样不停地打电话是非法骚扰，我可以报警，给你下一个禁止骚扰令。如果你继续打，我可以告你骚扰罪，可以让你去坐牢。”

Jane讲的并不错，在一般的情况下，美国法律确实是这样规定的。但当时我却没有被吓倒。心想，嘿，你还真会恶人先告状。你欠我的工资在先，这是我打电话给你的原因。我不会吃饱了撑着没事给你打电话。因此，我对她说我那句老话，““Please pay me。 I need my check。”（请付我钱，我要我的支票！）我想Jane看看实在拿我没有办法，就对我说，你明天下午5点钟到店里取支票。

第二天，到了时间，我就骑上我那辆粉红色的Honda摩托车去Ala Moana购物中心。当我走进了Ritz的大门，看到那位那位平时和我很不错的女营业员Molly。她看我走进店里，对我笑着说，“Jian，We miss you。”（剑，我们想念你。）我对她说，我是来拿工资的。她告诉我，Anon在后面，我可以去找他。

这时的店面已显得非常拥挤。以前，店里有两条通道从店的前面通到后面，现在成了一条。到处都被各种商品和挂衣架包围，连插脚的地方都没有。我走到后面柜台，看到Anon正在那算帐。我走上前去，对他说，“Jane叫我来取工资。” Anon从抽屉里拿出一个信封，替给我说，“Good luck!”(祝好运！)

在回家的路上，我将支票存入银行。心想，钱终于拿到了，这场较量可告一段落。谁知道，这仗还未打完，前面还有更多的战役要打呢！

原以为RITZ发了我工资，钱也已入了帐，我和RITZ的劳资纠纷也应告一个段落。谁知道过了三天，我收到了银行给我的一封信。信中夹着那张RITZ发给我的支票，支票上打了一个紫色的图章，“Insufficient fund”（账面无钱偿付）。噢，原来RITZ给我的是一张空头支票，其结果是，我不仅没有拿到钱，银行还因为我使用这空头支票取钱，在我的帐户上扣除了10美元的手续费。

真是是可忍，熟不可忍。我收到银行这封信后，连忙给龚劳打电话，以寻求对策。龚劳接到我的电话后，告诉我他也同样收到了一张空头支票。龚劳还告诉我，RITZ老板有不同的银行账户。这个帐号经常没有钱。这时，我便将自己作的一些研究情况告诉龚劳。

根据夏威夷的法律，一般劳资纠纷，如果是小额金额，可以到劳工部的一个叫做州劳动关系委员会（The Hawaii Labor Relation Board）去寻求解决。这种方式，因为是政府部门的工作，当事人不必支付费用。州劳动关系委员会举行听证会，听取职工对雇主违反劳动法规的案件所进行的申诉。对于象拖欠工资这类案件，听证会上由委员会仲裁庭最后作的决定，公司雇主一般都要执行。但是仲裁庭的决定有时不具备强制力。除非仲裁双方签订雇用协议时明确表示双方将按仲裁决定办，双方不上法庭。否则，仲裁的决定仍不能有效地得到执行。

而另一种解决的方法就是向法院起诉。象这类标的额不大的案件，可以到小额法庭（Small Claim Court）去起诉要求清偿。当时夏威夷小额法庭的限额是$2500美元（现在已经涨到$3500美元，而加州是$5000美元）。就是说数额在$2500美元以下的争议，当事人可以到小额法庭去起诉，要求清偿债务。小额法庭法官的判决是最终判决，不得上诉。这种小额法庭的好处是手续比较简单，费用较少，当事人只需付很少的钱，也不需要请律师，可以自己直接到庭起诉。我和龚劳商量的结果是先去夏威夷州劳动部去申诉，如果不行，再去起诉。于是，我和龚劳约定了第二天早晨一起去夏威夷州政府劳工部。

第二天早晨，龚劳开车来我家，带我一起去夏威夷州政府的大院。当时劳动部在州政府办公大楼的三楼靠近西面顶头的几间办公室。州政府办公大楼，我到夏威夷不久曾去过一次，那是为了办社会安全号（Social Security Number）. 在美国，没有中国那种户口制度，但每个合法居民都有一个社会安全号，那是一张很简单的蓝白相间的纸卡片。这张卡片很重要。无论是就业，上学，开银行账户，申报税，办理医疗及其他保险，就医，甚至拿政府补助和领取退休金都要这张卡。我在夏威夷办的那张卡将跟随我一生。

这次到州政府办公大楼不是办正常的手续，是为告状而来，心里开始还有点紧张。但想到自己有理不怕走到哪里。到了三楼，在劳动部办公室外，有一扇窗口对外的，看起来是专门处理各种这类事情的。我们去了窗口，看见一位白人女职员在那里。她问我们有什么事。我们就向她说明了我们来的目的。她听了我们讲的情况后，就走到后面，带出来一位看起来也是亚洲人的官员。他自我介绍自己叫James，是州劳动关系委员会下属仲裁庭的一位官员。他带我们进了他的办公室。我这是第一次走进一个美国州官员的办公室。（那次办社会安全号是在楼下露天的走廊里排队办的。） 他办公室的墙上也挂着当时美国总统克林顿和当时夏威夷州一位菲律宾裔州长的大幅照片，桌边还挂着一面美国星条旗。他叫我们坐下，比较仔细地询问了情况。当时，我询问得非常仔细，比如说有些细节，如我们和老板之间的对话，怎么说的，怎么答的，他都问了。一边问，还一边做记录。我感到他的工作态度非常认真。问完话以后，他将笔记拿给我们看，问我们记录是否属实。我们看了以后，觉得和具体情况相符。他叫我们在笔录上签字。 

谈完话以后，他又叫我们每人填写一张申诉表。表上的内容主要是姓名，社会安全号码，申诉对象，理由和申诉金额。填完表后，这位James告诉我们，他们将对案件进行调查。如果有必要，劳动部会安排一个具体日期举行听证会。如果双方同意和解解决纠纷，他们就不再举行听证会了。听了他的一番解释后，我们就填了表，回家了。在回家的路上，我对龚劳说，这件事，没想到这样难处理。但不管怎么难，我们一定要和这位老板斗到底。

回家一周后，我和龚劳都收到了夏威夷州劳动关系委员会的来信，信中指出，RITZ老板Jane已同意和解解决我们的争议，愿意付款，并不希望开听证会。看起来我们有希望很快得到我们的支票。信中还问我们是否考虑撤诉。

很显然，RITZ老板知道理亏，开听证会肯定会输，还要丢掉信誉和面子。所以，在夏威夷州劳动关系委员会派人去店里调查，并出示了我们拿到的空头支票复印件，劳动时间表等相关材料后，他们就同意和解解决。在鉴于上次我们拿假支票的教训，我和龚劳研究的结果是，我们再等一周。如果在一周以内，我们能从RITZ拿到钱，我们就撤消申诉。不然，考虑到劳动关系委员会的裁决不具很强的执行效力，我们就干脆将她告上小额赔偿法庭。

主意以定，我们的基本策略是先礼后兵。于是，我就给RITZ打电话想找老板告诉她我们的条件。电话接通后，Anon接的电话，他告诉我老板最近没有到店里来。但Anon已知道夏威夷州劳动关系委员会去调查的事。所以，我可以听出，他说话比以前要客气的多。我想他也没有想到我这位来美国不到两年，英文还讲的结结巴巴并人生地不熟的中国学生居然要和他们对质公堂。我对Anon说，请他转告RITZ老板Jane，如果，在一周内，我们可以得到我们的工资，我们就会撤去在劳动关系委员会的申诉。否则，我们不仅不撤销州劳动关系委员会的申诉，还会直接去法院告她。Anon听了我讲的这番话，连忙向我表示，他一定转告我的意思给Jane.他还对我说，RITZ肯定不希望将这事闹到法院去。他会告诉老板很快将工资发给我们。

后来，我对Anon究竟怎样告诉Jane有关我所打电话的情况不得而知。但根据我的观察和感觉，Jane这个人是个心高气傲又阴险狡猾的人。她打心底里看不起其他亚洲人，但又大多数用亚洲雇员。如我在前面所说，这些雇员许多都终身替她家服务。我想，她之所以这样做是看中亚裔雇员绝大多数勤劳肯干，对老板忠诚，也比较容易管。有像我这样的亚裔雇员去告她可能还是第一次。也许正是她的这种傲气在作怪，她在一周里并没有发工资给我们，也没有和我们联系。看起来，她和我们来拖延的策略。

一周后，我们没有从RITZ收到任何书面通知和付款。我和龚劳按照我们的计划去夏威夷州火如鲁奴市的一个地方法院的小额赔偿法庭递上了要求偿付工资的诉状。

前面，我已经简单介绍了些美国小额赔偿法庭（Small Claims Court）的一些情况。这里，我进一步介绍一下夏威夷州的法院情况。夏威夷州有三级法院，州法院 （Circuit Court），地区法院 （District Court）及县乡级法院（Rural Court）。州法院不设有小额赔偿法庭，处理刑事案件及至少2万美元以上的财产及民事案件。而地方法院设有民事法庭和刑事法庭。民事法庭其包括小额赔偿及普通赔偿庭，民事侵权诉讼庭。刑事法庭处理包括刑事犯罪和交通犯罪案件。

美国50个州每个州都有这种小额赔偿法庭。这种法庭只处理民事案件（Civil Case），刑事案件不能通过小额赔偿法庭来解决。经常通过小额赔偿法庭解决的民事案件有：财产纠纷，合同纠纷，产品质量纠纷以及要求清偿小额债务如工资等。同时小额赔偿法庭赔偿法庭也有要求金额的限制。当时，夏威夷州的最大要求金额是2500美元。如果你要求的赔偿额超过这个数字，你必须到正规的法院而不是小额法庭去起诉。

我和龚劳按约定去了夏威夷州火如鲁奴市的一个地方法院的小额赔偿法庭。法院离州政府办公楼不远。我们去了以后，当时一位法院职员要我们出示身份证件。龚劳给他看了他的驾驶执照，而我当时还没有考驾驶，给他看了我的身份证。那位职员看了我们的身份证件以后，给了我们一张表，表上例举了小额赔偿法庭起诉注意事项。按照这些要求，我和龚劳在要求偿付工资的诉状里简单介绍了事情发生的经过，包括什么时候，什么地点，哪些当事人，以及我们要求得到清偿的数额。此外，我们还包括了我们的支票及工作时间表的复印件作为证据材料。当我们按照他的要求将表填好，并给他有关证据后。他要我们到会计室交25美元法庭手续费。他告诉我们，我们如果打赢这一官司，这25美元将由败诉的RITZ来支付。我们交钱后，他给了我们一个案件号码，并叫我们回家等有关开庭日期的通知。

我们回去后，在大约不到一周的时间，我们接到赔偿法庭用挂号信寄来的书面通知，通知我们将在十天后的星期3开庭。通知指出，我们可以选择律师作为我们的代理人，也可以我们自己出庭。当时我们根本没钱请律师。虽然从未在国外上过法庭，英语又不好，难免有点胆怯。但已经到了这一步，我们只有向前。

我想Jane万万没想到我们不仅没有撤掉在劳动仲裁委员会的申诉，还进一步把她告到了法院。她终于在法律面前屈服了。就在离开庭日之前三天，我和龚劳都收到了我们的支票。我发现这次支票和上次那张空头支票不是同一账户。鉴于上次的教训，我打电话和龚劳联系。龚劳告诉我，这次拿到的支票没有问题，因为这个帐号直接和RITZ的信用借贷账户挂钩，如果账户内无钱，信用借贷账户将自动注入资金。终于，我们拿到了我们的工资，我们胜利了！

通过这件事，我学到了很多。最重要的一点是，在美国这样的法制国家，我们应学会利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应得的利益，正义终将战胜邪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