逍遥派是金庸小说【天龙八部】里的一个虚构门派，其门下弟子，个个不凡，男俊女美，潇洒飘逸，聪慧异常。

不过我讲的逍遥派不是虚构的，是真实的。

文革停课停产后，全国陷入了阶级斗争和革命造反的巨大政治漩涡中。1967年1月上海一月风暴爆发后，在中国产生了广泛而强烈的影响，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山西、黑龙江、贵州、山东等省纷纷夺权，并建立了各级“革命委员会”，集党、政大权于一身。从此，文化大革命进入了全面夺权的新阶段。

夺权引起全国巨大的政治震荡，各地革委会筹备委员会的权力争夺，造反派内部分裂形成两派，大规模武斗频发，大批党政干部遭到迫害。

对于两派对立的造反派在全国范围内的疯狂“夺权斗争”，出现了一种第三力量，逍遥派。

究其原因，厌倦了无休无止的阶级斗争，厌倦了荒唐无聊的文攻武卫。大批自觉或不自觉的红卫兵和民众加入了逍遥派，我是千千万万中的一员。

逍遥派还包括李泽厚、严家其、刘再复、方励之等大知识分子。针对一些人批评造反派是不革命的论点，毛泽东评论：“‘逍遥派’有什么不好？无非是人家不同意你们搞派性、打派仗，你们搞武斗，人家没办法，只好出去逃难了。这样的‘逍遥派’，好得很呢，我就赞成这样的‘逍遥派’。”

有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支持，我和我的我发小们名正言顺地当起了逍遥派。

故事一

我从小成长于上海法租界，那条有名的街道，梧桐成排，绿影婆娑，大楼典雅，弄堂幽深，颇有法国上流情调的氛围。我们住的西式弄堂里，共有六栋洋房；除了四号，其他五栋为五家资本家的独门独院；我们住的是四号，六家人都是文艺界知识分子。

文革开始后，应该讲我们逍遥前，厌倦了跟在年长红卫兵身后走街串巷到处破坏资本家财产，也厌倦了爬到七层高大楼上往下撒油印传单的快感，撒完后没钱买纸张和油墨，再说也没人看。

在弄堂里，我们打起了康乐球，球盘四角各一人，轮流持球杆用母球去撞击对方颜色的子球，谁先将全部球子打入洞中便是赢家。四人对垒，输掉的换旁边的哥们上，每天玩的不亦乐乎。楼下京生喜欢斗蟋蟀，经常在花园里翻找；他抓的蟋蟀个大钳硬，我的蟋蟀个小钳弱，每次和它战斗，毫无胜算。

不久隔壁资本家被红卫兵抄了家，三楼空了出来，我们五个捣蛋鬼就搬到三楼去睡了。天气晴朗，半夜时分；我们五人会排成一排站在阳台上，褪下前面的裤子；当夜轮值叫一二三，每次数数完后，五道长长的银光齐刷刷飙向五米外的大橡皮树，哗啦哗啦惊得夜宿的鸟儿四处躲避；比赛有两项，谁尿的远？和谁尿的时间长？不过这个节目持续了半个月就结束了，有两家工人家庭要搬进来。

对面的丹哥买来了羽毛球和球拍，在弄堂里拉了简易的网，我们又打起了羽毛球；天热，我和他就穿条肥大的粗布衬裤，光着膀子，满场奔跑，来回击打；越打越有劲，每天非要来盘三局两胜。

日子过得很快，外面的革命造反浪潮也越来激烈。

故事二

逍遥惯了，倒也玩出些名堂来了。

我们几个开始琢磨做一把仿真五六式半自动步枪，是当时解放军陆军的基本装备；搜集了有关图片，买了需要的木质材料，参考照片模仿着做，结果还真搞成了和五六式步枪一模一样的假枪。每人又去做了一套草黄色军装，正装练走步；过几天有点模样了，丹哥带来照相机，我们在弄堂里傻乎乎地走正步，倒也留下了几张威武雄壮的酷照。

假枪玩了些时候不过瘾。丹哥悄悄地对我说，他家亲戚在江湾的空四军当士官，可以带我去打真枪，这太让人激动了，年少的我满脑都想当兵。那天乘了近一小时的公共汽车，我们来到靶场。丹哥的亲戚比我们大七、八岁；这位年轻英俊的军官，面容严肃，告诉我们每人只能打一梭子弹。

靶场简陋，地上都是家野相杂的草地。纸靶比较远，但能见靶心。丹哥先打，他亲戚给他一把五六式半自动步枪，压上了十发子弹，教我们怎样瞄准和扣动扳机，丹哥的十发子弹打的震耳欲聋。轮到我上场，心中不免紧张，我努力三点一线，一发一发地扣动扳机；开始右肩震动很大，五发后，稍微有点感觉；很快，十发子弹打完，我松了口气。来到枪靶前一看，丹哥和我水平差不多，都打在外围的3-5环之间，离十环差的还远。士官说，“刚开始都是这样，慢慢熟悉就打得准了，再过几年来当兵吧，部队生活对成长有益。”我忙点头，心里坚定了当兵的念头。

文革两派依然斗得如火如荼，我们继续逍遥。

初一时，我经常买【航空杂志】；特别喜欢每期的飞机图纸，有中国空军的米格-17、19和米格-21，还有美国空军的F-4鬼怪式等；反复翻看，爱不释手。那时上海南京路有一家模型商店，专门销售航空和航海模型，我们买了米格-19和米格-21的模型材料；每架模型飞机的材料费大约一块左右，加上胶水和银漆也就一块五左右。

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们的米格-19和米格21造出来了。涂完漆拍完照，那时黑白照片像素很低，看起来还挺像真的军机。若干年后我在工厂上班，从空军退伍的车间头头老洪看到了我拍的米格-19和米格21模型照片，吃惊地说，“你怎么连米格-21照片都有？这是空军最先进战机，在哪里拍的？” 我胆怯，忙说是自己做的模型，又给他看我手举模型的照片，他才放过我。

故事三

丹哥是我从小的铁哥们，我们后来走的特别近。那时文艺界明星赵丹 {著名电影演员}、黄宗英{著名编剧}、袁雪芬（上海越剧院院长）、颜文良（浙江美术学院院长）住在隔壁弄堂的花园洋房内；经常可以在弄堂里看到他们，估计是经常被批斗，愁眉苦脸的。

丹哥住在对面马路的大院内，每天上午我吃完早饭后，就跑到他家去玩。他父母只有他一个孩子，所以经济条件较好，他有很多玩具，除了照相机还有电动坦克和电动汽车等。

不过我们更感兴趣的是西洋古典音乐。丹哥舅舅是上海乐团小提琴演奏员，舅妈是上海乐团钢琴演奏员，文革前他们俩双双从上海音乐学院毕业后就被分配进了上海乐团。

他们家有很多珍贵唱片，贝多芬【第一、第三、第五、第六、第九】交响曲；柴可夫斯基【天鹅湖】、【第一钢琴协奏曲】；拉赫玛尼诺夫【第二钢琴协奏曲】；肖邦【第一钢琴协奏曲】；门德尔松【e小調小提琴協奏曲】等。

也许是艺术基因与西洋音乐特别契合，欣赏美乐成了我们每天的精神食粮，那是发自内心的、纯天然的、没有瑕疵的音乐情感。

文革时，西洋古典音乐被界定为靡靡之音，如被发现会强迫销毁。我们虽是革命小将，却也小心翼翼；每天欣赏前，先关门、关窗再放下窗帘，确认无误后，围坐在电唱机旁，一张一张的聆听。

刚开始，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是我们的首选；每当“四小天鹅”舞曲响起，音乐轻松活泼，四小天鹅在湖畔嬉游。我们回忆着【列宁在十月】里相同镜头，也嘻嘻哈哈手舞足蹈一番。

慢慢又听了柴可夫斯基【第一钢琴协奏曲】、拉赫玛尼诺夫【第二钢琴协奏曲】、肖邦【第一钢琴协奏曲；好听得难以名状，我们对西洋古典音乐的认识有了加深。

【柴一】的第一乐章壮阔华美，主题深情，如海一样无边。【拉二】的第二乐章深邃丰富，关联了第一乐章的沉重和第三乐章的绚烂；极富深度和张力，感情丰沛得似乎探不到底。【肖一】的第一乐章，第一主题庄重典雅，第二主题浪漫优美；两个主题相互交织，最后以钢琴灿烂技巧的发挥达到高潮。那时讲不出道道，觉得美得不可方物；只是不断得想听，再听。好的乐曲是可以听千遍万遍的，后来，这三首钢琴协奏曲伴随了我大半生，永不乏味。

乐圣贝多芬的九部交响曲是世界音乐史上的巅峰之作，大气磅礴、辉煌壮丽、无与伦比。

他的【第三交响曲】是里程碑式的作品。规模宏大、充沛有力、情感丰富、兼诗意和力量，极具独创性。原本贝多芬将该作品题献给他所钦佩的拿破仑，但因后者称帝，愤而改为“纪念一位英雄人物”，并改名【英雄交响乐】。

“人不能臣服命运，应该掌握自己命运，”这是贝多芬【第五交响曲】又称【命运交响曲】的创作主线。乐曲开始主题被贝多芬称作“命运的敲门声”，灰暗、冷酷、威严，以强大力度在弦乐与管乐的齐奏中奏响；四个乐章的交响曲从多方面揭示了这种斗争性思想，其中第一乐章充满紧张性、严峻性和悲怆的气氛，是整部交响曲的基础。1976年文革结束不久，李德伦指挥中央乐团的首场演出，重现了【命运交响曲】的交响乐壮景。在尾声部，辉煌明亮的第一主题再次响起，呈现出排山倒海的气势。我在电视前，热泪盈眶。

人耳聋后还能谱曲？而且是谱写【第九交响曲】这样的巨作；大概除了贝多芬外，就没有第二人了。卡拉扬在指挥“柏林爱乐乐团”录制了“贝多芬交响曲全集后，又整理了第4乐章部分乐段，以【欢乐颂】之名成为欧洲联盟官方盟歌。2003年，交响乐手稿在伦敦苏富比拍卖行以330万美元天价售出。来美后，看了卡拉扬指挥柏林爱乐乐团演出的【第九交响曲】；当欢乐颂响起，观众振奋，群情激昂；结尾宏大的尾声，以“拥抱吧，万民”主题为中心，历经最急板、庄严的等几番情绪转折；最后120人乐队齐奏，在欢乐至极、轰鸣般的天堂乐声中画下句点。全场起立欢呼，卡拉扬停下，久久不能自持。

67年9月，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到工厂去，到农村去。我的逍遥派生活结束，回到学校。

在分配动员会上，我主动报名去黑龙江军垦农场，但未被工宣队采纳，被分到上海某工厂当了青工。

随后的岁月充满了失望和不甘，改变命运成了我坚持和争取的目标，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成了我改变命运的动力；每当快要绝望时，”命运的敲门声”响起，遂鼓舞我奋起。。。

76年文革结束，我人生的【欢乐颂】出现，苦尽甘来，我在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中考取了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