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冠云师傅是一位挡车工。她是张雪玲的师傅。那年，我和张雪玲一起进厂，我的师傅姓刘。

七十年代时，彭师傅在琼山鹅水市的新光织布厂四车间二组做挡车工。那时在纺织厂工作的人都知道，挡车工就是织布工，挡车工对于织布厂，就相当于在前线打仗的战士对于军队，就相当于在床边照顾病人的护士对于医院，就相当于软件工程师对于谷歌一样，都是一线干活的人。

那时新光织布厂四车间二组的挡车工，每天上班看管着四到六台织格子绒布的全自动织布机。那时代的全自动织布机，就是电闸一推，织布机自动上下拎起成千上万的线扣，梭子在经纬线中来回左右穿梭，挡板咔咔咔咔地把纬线打紧到经线里，机器一点点地随着织布的速度卷紧织好的布卷儿。另外如果格子绒布的纬线有几种颜色，就有几把梭子在织，换梭是自动操作的。比如说，这种格子绒布有红、黑、白三种颜色，这三把梭子整齐地摞在梭槽上，到了该换颜色时，那个梭槽就咔的一声从红线梭子跳成了黑线梭子。在那个年代，这种织布机还是很先进的。不过说是全自动，也不完全是，因为那时的全自动机，换梭子还得手工。织布梭子有一尺长，中间的梭芯里装的是两厘米多粗，二十多厘米长的线轴儿。这个挡车工就看管着四到六台昼夜不停的织布机，眼睛看着左右来回飞动的梭子，盯住梭芯里的线轴儿，看还有多少线剩下。好的挡车工要在梭芯剩下最后一节儿线的时候，右手关织布机车闸，左手握住扣线的挡板，把梭子停在车闸旁边的梭槽里，而不是让它挤在正织着的布的中央。如果挤着了，那匹布的经线就会被拉长，那一小块儿布，就变的不平整，那段儿布就成了次品布。最好的挡车工要眼明手快，避免死梭，要快快换梭，尽量减少关机时间，多织布；还要来回巡视布面，不让乱线杂物织进去，及时处理瑕疵，织好布，少浪费棉纱。有经验的挡车工，在换梭时，会把棉纱满满的梭子放在靠近车闸的布面上，用着巧劲儿缓缓地停闸，让空梭正好停在布边和车闸之间，一手迅速掏出空梭，左手把满梭用力一推到梭槽的尽头，右手就势就把布机重新开了起来。熟练的挡车工，完成整个换梭过程不到一秒钟，熟能生巧，真像欧阳修笔下的卖油翁一样。织布厂早、中、晚三班倒，一个班八小时，一台机要换上百次梭子，如果换梭快，真能多织不少布。

刚进厂的学徒工，看到轰轰隆隆的织布机，飞快跑动的梭子，挺害怕的，不敢碰机器，不敢停机子，更不敢像老挡车工那样换梭。所以每个新工人都配上一个老工人教、带、帮。

新光织布厂四车间二组还有两位年轻的女师傅，一位赵师傅，一位高师傅。赵师傅长的漂亮，大眼睛，高鼻梁，红红小口，我觉着她若穿上戏服，一定像极了典型的中国古代美人。赵师傅为人也好，不会伺美撒娇，决不风骚，她爱儿子爱丈夫，是个正派人。但即便如此，好运气也会落到她头上，常常被分派去看四台机子。 高师傅刚刚生了个女儿，据说是婆婆很刁蛮，丈夫不体贴，女儿会哭闹，娘家无人帮忙。听说她回家根本没法休息，所以在上班的时候，尽管机器隆隆响，而她居然站在那里，就睡着了。她个子高挑，她一睡着，其她的挡车工离的挺远，也能看见她。我们班上有一位小张，二十出头，她常常笑高师傅，笑她站在那里，一手拿着梭子，一手准备把梭芯上的棉纱稔到梭口上，那个动作应该是不到一秒，高师傅居然两手擎在空中，静止了，睡着了。小张在休息室里一边学高师傅的动作，一边笑。我们都是刚刚二十岁的年轻人，没有那种极端困倦的生活经验，当然都附和小张，觉得在上班时无法全神贯注的高师傅很可笑，大家七嘴八舌地说，她应该这样，她应该那样，她怎么能这样，她怎么能那样。

我们是学徒工，如果先学会看六台机器后， 再去看四台机器，应该不在话下，反之，则会有问题。所以车间自然要让我们先学会看六台机器。综上所述，赵师傅和高师傅都不适合带徒弟，那两位四十多岁的老师傅彭师傅和刘师傅也只好当仁不让了。

彭师傅是张雪玲的师傅，刚进厂的学徒工喜欢在吃饭聚会时议论师傅。张雪玲从小随改嫁的母亲住在继父家，在继父家里，她有两个不同父不同母的弟弟，和一个同母不同父的妹妹。她的亲爷爷也随着改了嫁的媳妇住在这个家里。张雪玲在这样的家庭里长大，极其懂事，对别人的好儿，也是挂在嘴上。所以和她在一起时，就听她彭师傅长彭师傅短地说彭师傅的好话。而教我的刘师傅为人老实木衲，脸色黄黄的，个子高高的，说话不多，就是说话，也是慢吞吞的。刘师傅在织布换梭时给人的感觉也是慢慢悠悠，学徒工在一起议论师傅时，我还真说不出什么如花似锦的故事来。人常说，“名师出高徒”，听到别人夸自己的师傅，我倒不服气起来了，认认真真地看起这两位师傅来了。教我的刘师傅勤勤恳恳几十年，从不多言多语，全车间几百号人，不认识她的人有，但说她坏话的人没有。彭师傅就不一样了，一张圆圆略微发扁的脸，大眼睛，薄嘴唇，年轻时可能也是个美人，现在四十多岁了，脸上皱纹很多，那时候吃肉买鸡蛋要票，每月限量，所以没有胖子，彭师傅也不胖，但她好像身材也不是那么挺拔，走路脚步很重。开会发言，彭师傅从不打怵，语气自信坚定地说出自己的意见，常有人向她翻白眼。

我至今还能记得彭冠云师傅的名字可能和这件事有关：三组的小杨结婚了，但她回来上班以后没发喜糖，大伙儿等了几天，没动静，一时间，我们这个车间凑了份子的人议论纷纷，说什么的都有，很多人说，“早知道她是这样的人，就不给她凑份子了”。其实那时凑个份子，也就是一人或几毛钱或一块钱，凑到一起，攒成个一、二十块人民币，买上一面喜事镜子，镜子的上沿中间，写上一个双喜字儿，或者“百年好合”四个字儿，字儿的旁边，或是画上一对牡丹，或是画上一对喜鹊，右下方，整整齐齐密密麻麻地用红漆使楷书写上送礼人的名字，最后用“敬贺”两字结束。我当时在车间里挺热心，经常帮忙起份子，凑钱，记账买东西送礼。小杨没发喜糖，我觉着挺没面子的，也觉得小杨有错：这钱不多，是人情啊。我妈那时在医学院教书，常用她在老家学到的话儿来和我们说，“人情大事在，头上顶锅卖。自己的事儿顾不过来，往后面摆一摆。”那意思就是说，人情很重要，不能亏欠了朋友。

可是， 彭冠云师傅听到这事后，出乎我的预料，她这次倒没有支持大伙儿的“正义”谴责，只是轻轻地说，“听说她也不顺利，等等再说吧。” 三组的小杨，长的中等瘦瘦的个子，干活一般，一只眼睛的眼角，还有一个显眼的疤拉。后来才听说她在乡下插队时，和插队在同一个村的男知青谈了恋爱，她回城进厂后，她的父母坚决要求她和那个男朋友断绝关系，说你这一个城里一个乡下，这以后日子没法过。小杨就是不听父母的话，两人硬是结了婚，新房就在黄河故道堤岸上的一个小棚屋里。听说这小伙子长的高高的，挺周正的，小杨是非他不嫁，父母少不了闹腾。不过这次我们车间的“凑份儿”风波，经彭师傅轻轻地说了这么一句话，一场”口诛笔伐“平息了。过了一阵子，小杨把一包包用红纸包着的小包喜糖发到了大家的手上，一下子大家觉着对她的祝福和理解很值得。从这件事儿上可以看出，彭师傅对人情世故有着宽宏大量的理解，我从此对她多了几分尊重。

有一次我们纺织系统开大会，彭冠云师傅带着她的五岁小女儿和隔壁织布厂的副厂长说话，我才知道，那个高高个子看上去比她似乎年轻一点儿的中年英俊男子，是她的丈夫。看他们一家三口说说笑笑，就知道他们家庭感情很好。后来才知道，彭师傅的丈夫和她同年，只是显得年轻些，也许彭师傅操心多一些吧。

到现在，我有时还会想起彭师傅，一张圆圆的略微发扁的白面团脸，大眼睛，薄嘴唇，脸上皱纹很多，走路快，脚步很重。我从她那儿学到：在熟人、朋友、病人有危难的时候，能帮多少帮多少，帮不了，也尽量不要添话。要换位思考，不要用常理苛求。这样做的结果，让我心里平静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