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的固有学术文化，是这个国家的精神命脉。作为中国人，应当具有最低限度的本国学术文化知识。80多年前，胡适和梁启超曾分别给青年人开过国学入门书目。这两份书目对今天的国人虽未必完全合宜，但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作为当代中国人，不管是何学科背景，都应当具备起码的国学基础，都应当具有最低限度的本国学术文化知识。这不但是因为，作为中国人，必须对自己国家的固有学术文化有一定的了解；而且还因为，掌握这方面的知识，对自己的工作和学习无疑有相当的好处。
　　下面介绍胡适和梁启超如何给他们那个时代的青年人开的国学书目。
　　胡适开书目吃力不讨好
　　1923年，胡适在《努力周报》的增刊《读书杂志》第7期上，发表了为清华学校（1928年改为清华大学）的学生拟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出乎胡适意料，该书目发表后，立即遭到了质疑。3月11日，《清华周刊》的记者给胡适写了一封信，对胡适开的书目提出了两点疑问，实际上是两点批评。
　　胡适开的书目包括三部分：工具之部，有周贞亮、李之鼎《书目举要》，张之洞《书目答问》等15种；思想史之部，有《老子》、《庄子》等91种；文学史之部，有朱熹《诗经集传》、姚际恒《诗经通论》等78种。胡适在一长串书单子的前面，声明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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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点：一是他拟这个书目，不是为国学有根底的人设想，而是为那些想学得一点系统国学知识的普通青年人设想；二是他拟这个书目，是想为青年人提供一个“下手的方法”。他说：“国学在今日还没有门径可说……对初学人说法，须先引起他的真兴趣……在这个没有门径的时候，我曾想出一个下手的方法来……这个书目的顺序便是下手的法门。”
　　《清华周刊》的记者在信中向胡适提出：一方面，书目“范围太窄”，只包括了思想史和文学史著作，遗漏了中国文化史的其他门类如民族史、语言文字史、经济史等著作；另一方面，书目所列图书太多了，太专深了，不合乎“最低限度”四个字，没有考虑到学生们的实际程度，学生们读不完，也未必都读得懂。记者希望胡适替清华学生另外拟一个书目，拟一个称得上“实在最低的国学书目”。
　　胡适似乎有点不情愿，认为自己开的书不能再少了。他在答书中写道：“如果先生们执意要我再拟一个‘实在的最低限度的书目’，我只好在原书目加上一些圈；那些有圈的，真是不可少的了。”于是在开出的184种书中圈了38种，另加《九种纪事本末》一部，共39种，作为向清华学生推荐的“实在的最低限度的书目”。该书目中列有：《书目答问》、《中国人名大辞典》、《九种纪事本末》、《中国哲学史大纲》、《老子》、《四书》（包括《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梁启超开书）、《墨子闲诂》、《荀子集注》、《淮南鸿烈集解》、《周礼》、《论衡》、《佛遗教经》、《法华经》，等等。
　　梁启超开书目不忘批评胡适《
　　清华周刊》的记者约请梁启超撰写《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一文，梁启超于1923年4月26日撰成此文。
　　此文的正文开列五类图书目录：（甲）修养应用及思想史关系书类，有《论语》、《孟子》等39种；（乙）政治史及其他文献学书类，有《尚书》、《逸周书》等21种；（丙）韵文书类，有《诗经》、《楚辞》等36种；（丁）小学书类及文法书类，有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等7种；（戊）随意涉览书类，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世说新语》等30种。以上5类书共计133种。
　　正文后收附录三篇，第一篇是《最低限度之必读书目》，开出《四书》、《易经》、《书经》、《诗经》等25种书。梁启超称此为“真正之最低限度”书目。第二篇是《治国学杂话》，是谈学习国学的个人切身体会。强调“一个人总要养成读书趣味”，工作之余，“随时立刻可以得着愉快的伴侣，莫过于书籍，莫便于读书”；“在学校不读课外书以养成自己自幼的读书习惯，这个人简直是自己剥夺自己终身的幸福”，还介绍了阅读国学书的一些基本方法。第三篇是《评胡适之〈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专攻胡适开的书目，一点不给胡适之留面子。
　　梁启超直截了当地说：“胡君这书目，我是不赞成的，因为他文不对题。”“胡君这篇书目，从一方面看，嫌他挂漏太多；从别方面看，嫌他博而寡要，我认为是不合用的。”之所以说不合用，一是因为胡适把对象搞错了。在为那些除了教科书之外没有读过一部国学书的人开书目的时候，为自己的喜好所左右，自己正在写作中国哲学史和中国文学史，便把本人感兴趣，写作时所凭借的资料介绍给了青年人。须知他们不是人人要做哲学史家、文学史家。“不是做哲学史家、文学史家，这里头的书什有七八可以不读。真要做哲学史、文学史家，这些书却又不够了。”二是因为遗漏了作为国学重要部分的历史著作。梁启超认定“史部书（即各种体裁的历史著作———引者）为国学最主要部分”。他说，“我最诧异的：胡君为什么把史部书一概屏绝！一张书目名字叫做‘国学最低限度’，里头有什么《三侠五义》、《九命奇冤》，却没有《史记》、《汉书》、《资治通鉴》，岂非笑话？若说《史》、《汉》、《通鉴》是要‘为国学有根底的人设想’才列举，恐无此理。若说不读《三侠五义》、《九命奇冤》便够不上国学最低限度；不瞒胡君说，区区小子便是没有读过这两部书的人。”三是因为面对许多大书，青年人无从下手。胡适列了许多皇皇巨著，仅《正谊堂全书》（清人编辑的宋代至清代数十位理学家的文集汇编）就有100多册，叫青年们从何读起？所列文学史之部书籍《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等，大略估计，总数在1000册以上，叫人从何读起？
　　梁启超对胡适的以上批评，是中肯的，有道理的。对梁启超的批评意见，胡适没有提出反驳。他后来编辑《胡适文存》第二集，收入了1923年撰写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一文，并将梁启超的《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作为此文的“附录三”。他这样做，可能含有让读者自行评判谁开的国学书目更有道理的意思；可能还含有用梁启超的书目来补充自己的书目这一层意思。梁、胡所拟书目比较胡
　　适和梁启超实际上各自开了两个书目：一个是按照一般的要求，列出的比较详细的书目；一个是按照最低的要求，列出的简要的书目。胡适两个书目，分别开了184种、39种书。梁启超两个书目，分别开了133种、25种。梁启超书目上的图书，比之胡适开的图书，分量要小得多，总的说来也好读一些。
　　胡适的书目，给今天的文科研究生阅读、使用，大致还差不多；推荐给文科的大学生阅读，显然不大合适。梁启超的书目，最大好处是离各科大学生的实际水平和需要较近，他们能用得起来。
　　梁启超开的详细的书目，因文字太多，不能照抄；现将他开的简要书目抄录于下：“
　　《四书》、《易经》、《书经》、《诗经》、《礼记》、《左传》、《老子》、《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战国策》、《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或《通鉴纪事本末》）、《宋元明史纪事本末》、《楚辞》、《文选》、《李太白集》、《杜工部集》、《韩昌黎集》、《柳河东集》、《白香山集》。其他词典集随所好选读数种。”
　　梁启超强调，这份书单子上的书，是务必要阅读的。“以上各书，无论学矿、学工程、学……皆须一读。若并此未读，真不能认为中国学人矣。”
　　以上书目中，有小部分书籍是胡适推荐的“实在的最低限度的书目”（39种）中也有的，包括《四书》、《老子》、《墨子》、《荀子》、《韩非子》、《左传》、《文选》、《诗经》，只是所用本子不尽相同。说明这些书在国学著作中非常重要，不可不读。大部分书籍是胡适书目所没有开列的。两相比较，梁氏书目有下列优点：一是没有开佛教书籍。胡适的书目列有《佛遗教经》、《法华经》等四种佛教书籍。大学生不一定人人都要阅读这类佛教著作；如果要了解佛教，可以先读简明的中国佛教史和简明的中国禅学史著作；待有了一定的佛教知识和较浓厚的阅读兴趣之后，再找佛经阅览不迟。梁氏不列佛经，看来是考虑到了学生们的实际情况的。二是史部书占相当的比例。有被称为“正史”的《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或《通鉴纪事本末》），及《宋元明史纪事本末》，弥补了胡适书目没有列史部书的一大缺憾。三是列出了胡适忽略了的《庄子》、《楚辞》、《战国策》。这三部书其实是很重要的，也能引起他们阅读的兴趣。四是列出了胡适遗漏的《礼记》，正是这部书，提出了“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这样的“大同”思想，对后来的康有为、谭嗣同、孙中山等人有巨大影响。孙中山经常书写的“天下为公”，即出自此书。五是在唐人的文集中挑选了李白的《李太白集》、杜甫的《杜工部集》、韩愈的《韩昌黎集》、柳宗元的《柳河东集》、白居易的《白香山集》等五种，不像胡适把一部洋洋大观的《全唐诗》一古脑儿推荐给学生。
　　不过胡适的书目也不是一点没有价值。它列出《中国哲学史大纲》、《清代学术概论》这两部书就很有道理。在阅读《老子》、《墨子》、《韩非子》等书之前，先学习《中国哲学史大纲》，是有好处的。同样，在读清代人的学术文化著作之前，先浏览《清代学术概论》，也是有益处的。另外，它列出了中国思想史上一部很重要、但为梁启超的简要国学书目所不收的王充《论衡》。胡适的书目，还列出了唐代以后各个朝代有代表性的国学著作，如《宋诗钞》、《宋元学案》等，弥补了梁启超书目忽略唐代以后国学著作的缺点。只是胡适可以少推荐几部。清代崔述的《崔东壁遗书》、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这类书，是供专业人员研读的，就不必要求学生览阅了。
　　胡适和梁启超当年所开的国学“最低限度”书目，上面的好多书已重新出版，并且经过整理、标点，有的还加了导读、注释。现今的青年人阅读国学书籍，比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青年人方便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