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就喜欢花。小学时上学的路上有一面小山坡，印象中总是开满了各种各样的小花，是我和小朋友们的最爱，放学能玩到天黑。最好的是夏天有午睡的日子，跟老师说在家里睡，跟家里说在学校睡，然后五六个人一起，摘野花，吃野果，挖竹笋，偶尔也去垃圾堆里捡鸡蛋，快乐无比。从那时候起，我的书桌上就总有一个小花瓶，插着采来的花，红的、白的、粉的、嫩黄的、淡兰的，都是那种不起眼的小花，却别有一番精致。我总是采带有花苞的，喜欢看着它们一朵朵在我的书桌上绽放。

        妈妈的单位每到秋天就会举行菊花展，那可真是一年一度的盛会。千娇百媚的各色菊花，袅袅婷婷，一如江南的女子，又多了几分贵气。除了菊展，还有根雕展、书画展、盆景展，都是本单位人的杰作，真是藏龙卧虎。小孩子们也有好玩的，有各种游戏，还有咏菊诗会。所有孩子都可以参加，按年龄组评奖。当年我哥和我的打油诗都得过小奖（我估计只要写了的都有奖），奖品就是一只小花瓶和一支塑料小花。所有得奖的“诗作”还会油印成册，发到每个小朋友手里，让我很是欣喜。这严重影响了我以后的审美情趣，觉得花，就应该是这样优雅而有情致的。

 大学到了那个著名的“一塔湖图”的校园，满园子或名贵或普通的花草，我却最喜欢两种小野花——二月兰和抱茎苦荬菜。早春的校园，到处还是一片萧条的时候，它们就偷偷地从泥土里钻出来，一黄一兰，星星点点地开满各处的草坪，标志着春天的到来，并一直开到初夏。那时有个室友过生日，囊中羞涩的我不知给她准备什么礼物好，后来一想，有了！我逃了一下午的课，把寝室里打扫一新，然后去校园里采了一把二月兰和苦荬菜，并第一次去小卖部买了瓶汽水喝，为的是那个茶色的高颈窄口的汽水瓶，用来插花正好。二月兰和苦荬菜错错落落地插在汽水瓶里，优雅精致，我左看右看，还缺点什么，又去摘了两根狗尾巴草，斜斜地嵌进去，立马就多出几分调皮来，象极了室友的性格，又精致又活泼。这个礼物把室友都感动得哭了，也让我很得意，觉得自己也许有点插花的潜能，将来可以去卖花。

 卖花的店慢慢就多了起来。都是那种干净小巧的店，还顺带卖些精巧别致的小贺卡小装饰小礼物什么的。点主或者店员也多是些年轻姑娘，学校旁边那家据说还是美术学院毕业的。花儿们分门别类地插在花桶里，有顾客来了，就挑出来，修剪、搭配，衬上满天星，再用漂亮透明的印着各式花纹的玻璃纸包起来，扎上丝带，捧在手里，卖花的买花的被送花的，都很高兴。我很爱逛这种小店，虽然并不买花。

 大三时慕名去北京植物园看牡丹花展，一进园子我就被吓得倒退两步，这、这、这，花还有这么长的吗？那么一大朵一大朵地怒放着，连陪衬的枝叶都是大伸大展的，毫无遮拦，这就是诗里说的大富大贵、倾国倾城？真是一方山水养一方人，没想到花南方北方竟也有这么大的不同。南方的花好比是江南的小女子，温婉含蓄，温柔娇羞，而北方的花竟也似了北方的人，大气豪爽，热烈奔放。

 大学毕业后，我没有去卖花，而是到了美国读博士、做科研。就象所有有名的医学中心都坐落在贫民区一样，我们学校也不例外。周围的街道肮脏杂乱，破旧不堪。医院急诊室门口有一卖花的小摊，缩在一角落里，一人高马大的壮汉坐在一张折叠椅上，脚边一水桶，横七竖八地插着些或残败或不残败的花，有顾客来，就拎出一把，用他黑壮的大手一捋，再裹上一张棕色的通常是用来包食物的那种纸，行了！拿在手里，要不说，绝对猜不出里面包的居然是花！每天上班从那门前过，看他如此粗糙地卖花，总不禁替那些花们感叹。

 一个周末，我和当时还是男友现在已经升级为老公的人一起走过医院门前，看见那个花摊，忍不住又感叹：要是我来卖花，一定比他好十倍！读MBA的他想了想，说：是，你卖花可能比他好十倍，但你做科研比他好一千倍，按照经济学的相对比较优势理论（Comparative Advantage），这个社会既要有人卖花，也要有人做科研，你需要工作，他也需要工作，所以最有效的运作方式，还是他卖花，你做科研。想想，有道理呀，我于是又兴高采烈地走向实验室，继续养我的肿瘤细胞。

 不过，我心里还是暗暗地想：等我有钱又有闲的时候，我还是要开一家花店，优雅而精致地卖花。再在旁边开一家书店，坚决不卖医学和理工类专业书，只卖文科杂书（对不住学文的同学们了，我一向称喜欢的文科类书籍为杂书）。然后，我就可以闻着花香看闲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