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六年前的今天

记八九年“四·一八”静坐活动

   李进进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八日在人民大会堂前发生了第一次对后来学生运动具有重大影响的静坐活动。这是继胡耀邦在四月十五日去世后第一次有组织的抗议活动。这次活 动与“四、一九”和“四、二○”新华门事件有直接的关系，对后来的绝食活动亦有间接的影响。这个事件发生的比较早，也由於后来大规模绝食活动具有更大的影 响，故这次静坐活动虽有所报道，但在主要纪念文献中著述不多。“六四”屠杀后，海外第一本有影响的纪实文献“天安门一九八九”对此作了简单的记录：

 “悼念活动方开始两日，中共对校园便采取了隔离封锁的对策，严厉管制进出，这使学生将活动空间转向天安门广场。十七日夜，北大学生情绪高昂，突然掀起一阵 砸瓶子(暗喻砸邓小平)的风潮，然后在一阵“游行去”的喊叫声中，上千名学生出发前往天安门。而后逐渐发展到十八日的人民大会堂静坐事件。事态进一步发 展，次日凌晨，又发生了让中共领导人寝食不安的首度冲击新华门事件，学生直捣中共领导阶层居住的中南海，强烈要求与领导人对话。”

这段描述基本是准确的。“四一八”静坐是“四一七“游行的继续和发展。但是，“四一七”游行前，北大的学生并没有砸瓶子，也就是说北大的学生当时并没有 “砸”邓小平的想法。当时北大的学生只是在自己的宿舍里敲打自己的饭碗，传递一种号召的信息，并互相鼓励。可以说，整个“八九”学运就是从北大学生宿舍楼 里敲碗声中开始的。

 为什么这场运动是从这敲碗声中开始的？

 八六年底全国各地学生陆续走上街头要求给予更多的自由和宽松的环境。北大学生也由此走上街头，聚集广场，最后和北京市委抗衡，并焚烧<<北京日报>>。事件虽被压下去，但学生们并不服气。

 一九八八年春，在中共“两会”期间，一些北大学生抓住一个表达不满的机会，走上人民大会堂台阶给人民代表擦皮鞋。另外一件事是北大研究生会的 “公开信”。当时，笔者刚刚走马上任北大研究生会主席。十来位研究生提出“从教育改革入手”来表达政治参与的愿望。在第九届研究生会的参与下，我们在 “三角地”贴出了一封写给“两会”的”公开信”。这封公开信在当时轰动一时。虽然这件事不了了之，但从这件事上来看,学生们的政治诉求开始蓄发。

 一九八八年六月，北大学生柴庆丰被校园附近的流氓用汽枪打死。此事在北大引起了又一次风波。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学生们又去了公安部和天安门。然而，这件事毕竟是一个刑事案件引发起来的，不好向政治诉求方向发展。

 一九八八年秋，一种新的探讨政治改革热潮出现了。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子明和军涛当年在北京京丰宾馆举办的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周年”的大型讨论会。 笔者参加了会议。会后，笔者还从与会者中请来了一批学者到北大，其中包括于浩成、包遵信等。我们研究生会以他们为主举办了一个“现代化理论讨论会”。这次会议在北大有很大 的影响。当然，北大当时还有许多别的活动，比如王丹组织的一系列活动。总之，八八年秋季那个学期，各种讲座，沙龙，和理论讨论会以及各种人物都涌进了北 大。一场政治运动已经蓄意待发，只等机会。

 胡耀邦的去世提供了这种机会。胡因“八六”年学生运动而下台，中共元老们指责他助长了“资产阶级自由化”。胡的去世给学生们提供了表达积蓄了两年多的政治不满情绪的机会。

 以下文字是关于笔者（我）如何参加到“八九”民运的过程。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下午三时一刻钟左右，我正在北大三角地邮局里。北大研究生会的一位副主席告诉我：耀邦去世了。他补充了一句话：“又要闹事 了”。我当时刚刚在香港做完我的博士研究课题，回到北京没有几天，头脑似乎有点麻木，不太相信会有什么大事发生。可当我从邮局出来后，在三角地的百货商店前，看到几个学生拿着标语急匆匆地走向三角地的报栏处，贴出来“耀邦永垂不朽”的大横幅。这幅悼念的大字横幅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耀邦去世的消息不超过 几分钟。学生们的反应如此之快，令人难以置信。在这大字横幅后的一分钟之内，我又看到了第二幅悼念胡的标语。我可以说这两幅标语是整个八九民运中最早的悼胡大字报。

 在我一个多小时后再次返回三角地时，悼念耀邦的大字报和小字报已经贴满了三角地报栏。大字报的内容已经远远超过了悼念的范围，如“该走的不走，不 该走的却走了”。四月十五、十六、十七日，整个北大学生的注意力都在三角地附近。通过大字报和演讲，学生们的情绪已经接近沸点。我已隐隐感觉到“该是走上街头的时候了”。

 四月十七日晚饭后，我与其他几位博士研究生在我房间里闲谈，突然听到一阵一阵吵杂声。什么声音？原来是来自学生宿舍的敲碗声。这声音把我们不由自主地吸引到北大二十八号楼前。强烈的敲碗声夹杂着“游行去”的喊叫声，让人感到震撼。这声音大约持续了一个多小时。是这原始般的声音将上千人聚集到北大三角地，热血沸腾，情绪激昂。在学生们还不知下一步该如何做的时候，突然从二十八楼楼上降下一个巨幅挽联：“中国魂--部分北大校友暨师生敬挽”。

 几位学生将这幅挽联沿四边托起并引导学生们绕校园而行。北大的学生们托着挽联在各个学生楼前转，目的在号召更多的学生参加游行。越来越多的学生聚集在这挽联周围，跟随它，走出校园，走向大街，一直走向天安门。

 到达天安门时已是凌晨四时左右。巨幅“中国魂”挽联在上千人的注视下，由几名学生挂在了人民纪念碑上。随后学生们便开始讨论下一步该怎么办。经过讨论，大家拟出了七条意见，并决定早上将意见交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早上六时三十左右，学生代表要求同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对话，并递交书面的七条意见。这位学生代表就是王丹。他来回传递着与人大办公厅交涉的情况。交涉看来不顺利。学生们由於缺乏经验和具体的目标，於是大部分渐渐离去，只剩下约二百人坚守在人民大会堂正东边的空地上。我站在他们周围，心里着急，为这场游行的结果而担心。

 我没有参加以前几次的学潮。但我知道每次学生们走上街头后，缺乏组织，没有坚定的目标。游行抗议活动仅仅是一种政治宣泄。我认为，如果学生能有组织、有计划以及有目标地表达政治意愿，那么学潮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我跃跃欲试，想开一次先河。可是迈出那一步是如此的艰难。我当时刚从北大研究生会主席的位置上卸任。北大第十届研究生会是在我离开北京去香港做研究期间提前召开的。当时北大党委已经对我失去了信任。原因是我做了几件“无组织无纪律”的事情。一是在上任不久便组织张贴了致“两会”的公开信。二是在八八年底组织了一 次大型的“现代化理论讨论会”。我们请来了于浩成，包遵信，温元凯，等等。这些人几乎都是“自由化”分子。第三件事是我擅自与台湾大学研究生协会发展关 系，并在一九八九年二月在香港与台大研究生协会主席程千方和秘书长王俊彦会面。我们还签订了姊妹协会的协定。这触怒了保守的国家教委。所以北大党委趁我不在北京时提前换选。

 风风雨雨的一九八八年耽误了我许多做学术研究的时间。从香港返回北京后，我曾想安心坐下来做研究，完成我的博士学位。如果我迈出这一步去组织非官方的学生运动，我清楚地知道，不仅我的博士学位可能拿不到，我也没有铁饭碗可吃。我内心犹豫，举棋不定，但又不忍离去。思前想后，突然一个观念出现在我的脑海：我无非是去做一个个体户好了。结论就是这么简单。当时根本没有料到后来发展的结果：坐班房并面临杀头的危险。

 当脑子里确定了去做个体户的底线后，我就毅然决然地走到了学生的面前，帮助他们进行一次有组织的抗议活动。我拍了几下手，以引起学生们的注意。然后我作了自我介绍。接着我发表了我的看法。我说“人大代表应当同学生们见面。我们也有权利向人民代表递交请愿书。这是我们的宪法权利。我是宪法学博士研究生，我意愿代表大家去递交请愿书。但是有一个条件，即如果人大代表接受了我们的请愿书，那么，我们今天的任务就完成了。我们就应当离开。我们应当学会斗争的方式，做 到有理、有利、有节”。

 我当时关心两个问题。一是，如果运动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学生们就会一哄而起，随后又一哄而散，不能形成有力量和有影响的学生运动。二是，如果学生们的请愿被接受了，那么学生们很可能提出进一步的要求。在没有长远目标的情况下，任何进一步的纠缠都是非理性的行为。所以我反复强调，学生要信守承诺。我问同学们，如果大家同意我的主张，我就代表大家去人民大会堂，如果不同意，我就离开。结果大家都同意了我的主张。於是，我就走向了人民大会堂。

 我将我的北大研究生证出示给大会堂的警卫看并申明我是代表学生同有关方面谈判的。警卫让我进去了。我进入了人民大会堂里的一个会议室，那里已坐满了人。我也不知道他们是谁。有人让我坐下后，我对他们说，我是学宪法，并向他们列举了宪法条款，指出人民代表有义务倾听人民群众包括学生的意见。我说：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应当接受学生的请愿。他们说，人大现在休会，代表不在北京。我们可以回到海淀区向海淀区的人大代表提意见。我回答道，北京市有许多全国人大代表。最后的焦点是：如果全国人大代表接受了请愿，学生会不会纠缠不清。我反复强调，学生已经承诺，递交请愿书后即回学校。他们不相信学生。双方相持不下。有人说要去研究一下。其实他们也在拖延时间，想进一步的了解我们这些人的背景。我非常生气，离开了会议室，并告诉他们我在大厅走廊里等他们的答复。

 我在大厅里等着。我从来没有那么安静过，没有一点烦躁不安。两个小时就那么过去了。我深知，他们不会给我任何答案。他们所说的“研究一下”只不过是一个托辞而已。我胸有成竹：你们不是要研究吗，那好吧，我们会等你们的研究结果。我们会等一天，两天，三天，几天几夜，等它一年，哪怕就是我一个人，我也会等， 直到有结果为止。我要和学生一起等，即静坐。

 我走出大会堂。我非常感谢那些可爱的年轻学生。他们还是那么执着及坚定地坐在那里等我回来。我把谈判的结果告诉了大家。我告诉他们，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的人员要研究，我们要在这儿等待结果。

 稍会，我清理了一下思路并考虑了下一步的行动方案。如果我们在那儿等，我们就得有准备，很可能我们要等几天几夜，甚至更长。於是我就站起来向大家做简短的动员。我告诉了大家，我们可能不会在短时间得到任何答案。我们要等，可能要等很长的时间。我虽没有直接用“静坐”两个字，但已经告诉学生们我们在用一种静坐的方式请愿。同时，我将我们的静坐向外界披露。我要几个同学向全国通报，并向北大求援，要他们准备好棉大衣过夜。然后，我让人将挂在纪念碑上的 “中国魂”挽联移到我们静坐的地方，大家围绕着挽联坐下来。

 到了中午一点多钟，四月的太阳变得有些辣了，而且学生们和我也饥肠辘辘。这时，我就让几个学生拿几个纸盒子接受捐款。这可以说是八九学运中最早的捐款活动。由于往来的人较多，为了让人们了解我们，支持我们，我每隔约十五分钟就要站起来，将我们所做的前因后果做一番说明。路过的“叔叔”“阿姨” “大哥” “大姐”们被我们的执着精神所感动，纷纷解囊相助。

 我们用捐来的钱买了盒饭充饥，还买了笔墨纸张。我也得到一个手提扬声器，我可以讲话省点力了。

 我们将学生请愿的“七条”写在白纸上并铺在地上，并不停的宣读这七条，以便让过往围观的人们知道我们在干什么。

 “七条”的内容大意如下：

一，公正评价胡耀邦的政绩，肯定民主自由的宽松的政治环境；

二，彻底否定“清除精神污染”与“反自由化”运动，并为运动中蒙受不白之冤的人平 反；

三，要求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其子女向全国人民公布其财产状况；

四，允许民办报纸，开放报禁，制定新闻法；

五，增加教育经费，提高知识分子的待遇；

六，取消北 京人大常委会违反宪法而制定的限制游行的“十条”;

七，对此次活动作出公开的报道，见诸党政机关报。

从中午到下午五点，我们静坐活动显得比较“寂寞”。一是我们静坐的人为数不多，二是广场上的人成千上万。人们的注意力还是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悼胡的花圈和悼胡的有组织的队伍。同时北大声援我们的队伍也迟迟未到。当时北大贴出来一张有关我们静坐的大字报，其中声称“李进进在天安门晕倒了”。后来方知，由于我要求他们带军大衣，所以他们准备晚上来连夜战斗。

我正在焦急之中，突然一队打着“北京经济学院”大旗的学生在纪念碑献完花圈后，涌向我们静坐的地方。当时我们在人民大会堂前东侧广场上。他们大约有 五百人左右。他们看到了地上的“白纸黑字”的“中国魂”。我不停地向他们宣讲我们所做的事情。他们於是加入了我们的静坐行列。他们有秩序的坐在“中国魂” 的周围。由於我们的队伍“庞大”起来，再加上我不停的宣讲，加入静坐的人越来越多。到下午七点钟左右，在我的周围已达数千人。

这是一个数千人的聚会，没有事先的约定，又没有高音喇叭，更没有警察。维持秩序是一项急迫的任务。开始时，北大国政系教师陈玉国帮助维持秩序。在人数达到最多的时候，一位方脸宽肩的小伙子站起来用他那浑厚的嗓音和有力的拍掌声有节奏的叫喊：“坐下”，“坐下”。他就是王登跃。他边喊边拍掌维持秩序的照片刊登在<<亚洲新闻周刊>>一九八九年五月号的封面上。人们开始安静且有秩序地坐下。我继续用我那手提扬声器向四个方向重复地向大家演讲。回想起来，这是我一生中难忘的时刻。几千人都那么安静地听我的演讲并期待着什么事情发生。这场合的安静和期待是对追求自由的力量的积蓄，是人们 对自由的内心呼喊。一种”天籁“将呼啸而下--如果自由不是恩赐的。

到了晚上七点多钟，形势突然急转直下。当我在演讲的空隙，有人过来说，“人大”要同我们见面。我当即反应是“太晚了，可也是一个机会”。一个巨大的难题摆在我的面前。如果接受“人民代表”的接见，换句话说，人民代表接受了我们的请愿，我们就得履行我们的诺言：“回校园”。这样，我们刚刚形成的“千军万 马”，就得立刻解散。如果不接受“接见”，我们将面临“食言”的局面，因为我们讲了一天“我们要人民代表接受我们的请愿”。现在他们来了，你又拒绝。当时，我没有任何人可以商量，因为我们没有组织也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这时，我只有当机立断。我自己先去谈谈，然后审时度势，见机行动。

我需要得到静坐学生的同意。於是我有又向四个方向的静坐人群讲明情况。我先提醒大家，我们的目的是静坐，向人民代表提交我们的请愿，即“七条”意见。现在他们要“接见”我们，我们应不应当去？在我将情况讲明以后，我用反问句发问：

“我们学生应不应当遵守我们的诺言”？

齐声回答“是”。

“我们学生是不是应当 学会‘有理、有力、有节’的斗争方式”？

齐声回答：“是”。

“如果人大代表按照我们的要求接受了我们的请愿，接受了‘七条’，我们今天的任务是不是就完成了？

齐声回答：“是”。

“那么，你们同不同意我和他们现谈判”？

齐声回答：“同意”。

在得到学生们的许可后，我就走向人民大会堂。当我到达人民大会堂高层台阶时，我反身一看，人民大会堂前已经形成了厚厚的人墙。至少有上万人。这种情形，我可从没有预想过。如果有人冲击人民大会堂，那后果将是不堪设想。

我一进入人民大会堂，有人就跟我谈话。我也不知道他们是谁。我当时有些激动，开口就是一番英雄气慨的语言：看，还是人民的力量大。我们等了十三个小时后，你们终於出来和我们谈判了。如果你们一大早就答应我们的要求，事情绝不会发展到现在的这样。现在，上万人在人民大会堂外，一旦发生什么意外，一切责任由你们负。

接待人员也顾不上和我争辩，单刀直入地说，几名人大代表已在会议室等待接受我们的“七条”请愿书。他们让我赶紧过去，提交“请愿书”就了事。我当即拒绝。提交民主诉求不是我个人的事，是大夥儿的事。我不可能躲进小屋将事情了结。人民代表必须当着外面的群众的面接受我们的请愿“七条”。否则，静坐的人们不知道发生 了什么事情，我们不能愚弄他们。

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他们同意人大代表在人民大会堂外接受我们的“七条”。可他们不同意人大代表到台阶下的群众中去。最后达成的协议是，人大代表必须站在中间台阶上接受我们的请愿。人民大会堂最高的台阶和最低的台阶恐怕有几十个之差。如果站在最高的台阶上，那么，坐在最低台阶以下的上万群众什么也看不到。但是如果按照我的要求，让人大代表到最低的台阶上直接地和学生们见面，当局的考虑是那不仅不安全而且这些人大代表无法摆脱学生们的“纠缠”。他们为了将事情尽快了结，同意了这个妥协方案。但是，我还得征求静坐学生们的意见。

於是我又回到人群，将谈判的情况向人们作了简要的交代。这里有两个重要的决定一定要大家同意。一是，我们应不应当提交“七条”，二是，如果提交了请愿书，我们是不是就应按照最早的承诺，结束静坐。

我内心已经决定我应当提交请愿书并结束静坐。现在看来我们有可能失去了一个同中国政府面对面合法抗争的最早和最好的机会。当时，我可以找许多理由来拒绝谈判，不提交请愿书，继续静坐活动，以此动员全国人民参加并形成一个大范围的民主活动。如是这样，后来的绝食也就不会发生了。可是，我对当时的活动没有一点思想准备，我也没有一个组织或团队可商量。我当时的最高思想境界是，让学生们学会一种斗争方式，学会有组织、有理智、有节制地去进行民主斗争。

我回到静坐的群众中去。为了让静坐的学生同意结束静坐，我又不得不朝四个不同的方向发表演讲。当时我只能用反问的句子来争得一个肯定的答案。

 “我们今天的目的就是要向人民代表提交请愿书，对不对？”

“对”，齐声答道；

“人民代表现在愿意接受我们的请愿书，我们交不交”？

“交”，齐声高喊。

“我们提交了请愿书以后，我们的任务就结束了，是不是”？

“是”。

“我们应不应当遵守我们的诺言”？

“应当”。

“人民代表接受我们的‘七条’ 后，我们的静坐活动是不是就结束了，我们应当撤回学校，对不对”？

“对”，齐声高喊。

在这种情况下，我和另外一个学生，后来才知道是郭海峰，一起走上人民大会堂的台阶。我手拿着用大毛笔字书写的“七条”请愿书，郭海峰拿着人民大学的学生提出的“十条”请愿书。当我们走到中间台阶时，我停住不走了。我看到几个人民代表站在高层台阶上。结果工作人员赶紧用手招呼，让我往上走。而我却招呼他们下来， 并说“人民代表是仆人，我们是主人。仆人应当下来接待主人”。这时一位人大代表，即著名的体育转播播音员宋世雄，大概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带头走下来了。其他两名代表也跟着走下来。他们是全国青联主席刘延东和北京市教育局局长曹希平(？)。刘延东说，他们会向全国人大转交我们的请愿书。我用怀疑的口吻回答说 “但愿如此”。事情就要告一段落了。

我又回到人群中，将情况向静坐的学生作了交代，并强调我们的任务已经结束。我在几名学生的护卫下离开了广场。原先一字排开的队伍，即刻变成三五一群的小团体。站在远处的人们不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争先恐后的往里挤。

我花了约一个半小时回到北大。当时约晚上十时。我看到学生们一群群的往外走，而且多数都带着大衣。我一问方知，他们是去声援我去的。我在校门口告诉了一些学生，静坐已经结束了。由於他们不了解情况，而且他们也不知道我是谁，所以他们继续向天安门出发。

广场的情况在我走后变得有些混乱。静坐外围的学生和后来参加进来的人们不知道事情的进展。到了晚上声援的学生到达广场之后，又找不到组织者。后来我被告知，一部分不愿离去的学生，拉起那幅“中国魂”大挽联，冲向了新华门。新华门成了聚会的中心。人们一次又一次地拉着挽联往新华门里冲，军警们一次一次 地将人群堵回。最后，人们将那幅“中国魂”挽联扔进了新华门。到了凌晨，大批军警冲出来，连打带推地将群众冲散。这就是“四、一九”新华门事件。当天晚 上，不服气的人们又涌向新华门。军警们又同样地在凌晨将群众武力驱散。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了评论员文章，说有人喊“打 倒共产党”的口号。国家的舆论机器开始为镇压编织口实。这就是“四、二〇” 新华门事件。

全文完 原载

原载1995年《新闻自由导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