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有一篇报道[美国经济专家：中国的奋斗是整个世界的奋斗！][见本贴尾] 科斯基金会的科斯最近举办的一次论坛。这根本上是美国试图通过经济理（歪）论影响误导中国的一次典型活动！只是，这些活动的目的现在三岁娃儿都知道了，故其在大陆的影响力已经越来越小。 这里提到的几位在大陆的名人，已经是声名狼藉。 尤其张五常，根本上是在执行美国的秘密政治任务，将中国的发展导向混乱或拉美化。

‘中国的奋斗是整个世界的奋斗’吗？ 这种小儿科也拿出来蒙我堂堂中国？！ 美国人在说世界或国际社会的时候，脑子里只有西方，没有第三世界，也没有中国。这是为无数事列反复验证并一直在证明中的事实。 因此，当科斯笼络中国说‘中国的奋斗是整个世界的奋斗’时，他是说，中国的奋斗是西方世界的奋斗。

过往的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取得了巨大的经济社会发展，这一点已是事实。但是，在很大程度上，中国是以隶属于现行的，以西方利益为导向的，国际经济秩序之下而间接得到一个西方利益占大头我得小头的外部环境。 这样的中国的奋斗，从西方的角度来看，即从科斯来看，是希望你继续沿着这条路走下去的。 这就是他的全部用意。

事实上，形势已经在默默的改变。 中国早已经开始在逐步调整这样一种路线，以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中国的改革开放有自己的议程和生命，她是不依西方利益而归依的，她注定是要依中国的利益为归属。今后的中国发展将越来越体现自己的独立性，越来越有效的体现自身的利益。 中国的奋斗与‘世界的奋斗’或西方的奋斗将越来越显现一种竞争的关系，虽然这个过程必将伴随着激烈的较量。‘世界的奋斗’或西方的奋斗是决不会不经斗争和较量放弃自己的不公平利益的。很快的，科斯就会看到，中国的奋斗决不是西方的奋斗。 祝科斯身体健康。



-----------------以下为原报道--------------

2008年7月14至18日，98岁高龄的罗纳德·科斯教授，在美国芝加哥大学主持了以“中国的经济改革”为主题的论坛。

科斯是我们这个时代卓越的经济学家之一。1937年，在以他的本科论文为基础的《公司的性质》一文中，27岁的科斯开创性地提出了“交易成本”这一概念，创立了产权理论。人们至今仍为他当时的洞察力深感惊奇，但直到四十余年后，1980年代自由放任思潮在西方高涨，科斯的理论才受到广泛关注，科斯也于1991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产权理论对中国的改革影响深远，30年来，科斯定理是被谈论最多的经济学理论，许多中国学者认为，中国改革就是“一部未完成的产权改革史”。科斯也一直关注着这个东方大国发生的一切，这次论坛的创意正源于他——如他所言，他对中国最近这些年的经济奇迹深表惊讶，并希冀探究出其中的确切原因。中国的成功并非传统的经济理论所能解释，于是科斯决定举办一次论坛，邀请研究中国经济变革的学者共同参与。

当科斯基金会发出邀请后，一些世界上最出色的经济学家应邀出席，其中包括诺贝尔奖得主罗伯特·蒙代尔、罗伯特·福格尔和道格拉斯·诺思。在中国方面，有诸如周其仁、茅于轼和张维迎等知名学者。参与的人员如此众多，以至于原计划要为与会者支付费用的科斯基金会将面临破产，不得不呼吁大家自付费用。

这次论坛的一个不同寻常之处在于，获邀的不仅有学者，还包括像前温州市长、万科公司王石这样的改革亲历者。如此一来，这次论坛成为了一场以宏观视角分析中国经济发展的学者和中国经济变迁的直接参与者之间的热烈的交流会。与会者得以在一个活跃的氛围里探讨中国经济改革中复杂且日益重要的各项议题。

这次会议是迄今为止西方学术界关于中国改革最为认真的一次讨论。

● 7月14日
张五常教授为本次论坛作了开场白（他未能与会，演讲以视频的形式播出）。他以科斯教授的交易成本理论为基础，对中国经济变化进行了解释。他还特别强调中国改革试验的重要性，在中国政府结构中，具体表现在以“县的竞争”理念中，即地方层次的竞争。张教授说，它使中国的经济转型走得如此成功，因为任何改革政策都应当首先接受地方试验的检验。只有当初步试验成功了，改革才能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进行。

作为对张教授的回应，诺贝尔奖得主罗伯特·福格尔对中国增长的原因提出了一个对立的观点。他说，中国的经济成功不能通过交易成本或地方试验来解释，而应从技术变革、外国直接投资（FDI）、人力资本投资以及劳动力从农业市场向工业部门转移等角度来考虑。福格尔教授也指出，有关中国发展的重要问题将是中国如何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他解释说，到204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将占到世界GDP总额的40％。他又指出，作为自由民主主义发源地的欧洲，其重要性将会降低。然而，他认为中国将逐渐建立自由民主制度。总而言之，福格尔教授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有着相当乐观的预期。

对这两种相反的观点（张教授的解释，体现为一种“制度经济学”方法；福格尔教授的解释，则是一种“新古典经济学”方法），还有很大的空间可以讨论。来自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哈罗德·德姆塞茨教授支持前一种观点，即产权对中国的发展是重要的，但他也指出，科技产权仅仅需要某些种类的所有权，而没有必要是私有制。

论坛第一天所提出的观点相当广泛和全面，在接下来的几天里这些观点被继续讨论。

● 7月15日

第二天的主题是中国私有经济部门的发展，以及外资、国外市场和思潮的影响。这场讨论随后成为对中国经济增长最好的解释。一个观点是中国改革减少了制度成本，这意味着学习成本也随之降低。如此一来，获取知识经验的途径得以改良，人力资本的积累也成为可能。张维迎教授指出，一个经济体能否成功，最重要的问题是“最有才能的人走向哪里——企业还是政府”。他解释道，在今天，许多著名大学的毕业生不再想进入政府部门。至于该问题是否重要，引发了众多争议。一种观点认为，最聪明的人应该进入企业，而那些稳重但勇气较少的人应该进入政府。关于这个话题，在论坛下一天的上午场出现了非常深刻的见解。

● 7月16日

上午场的主题为中国的法律环境。人们一直对中国法律体系的许多进步津津乐道，但论坛今天将其形容为“法制（用法律来统治）”，而不是“法治（在法律之下进行统治）”。法制意味着，权力所有者仍然能够运用法律来维护自身的利益，而且法律本身并非终极的权威。在这种意义上，谁在控制法律就显得至关重要，这可能意味着，最有才华的人进不进入政府这个问题仍然起着重要作用。

下午场则谈到了政府的政策和中国经济转型。一些有关政府政策的非常有趣的研究成果得到展现，包括清华－布鲁金斯研究中心的肖耿教授提出的有关金融改革的备受争议的建议。与会者广泛肯定了肖耿教授提出的改革步骤，并讨论了如何将他的提议纳入实践。

在这场讨论中，来自世界银行和科斯研究院的玛丽·雪莉教授试图回答是什么让中国与众不同。她说，中国的与众不同之处并不在于她的集权、共产主义或平等，而是在于其历史、机遇和规模。

● 7月17日

今天，中国的官员应邀谈论他们的改革和决策经验。在这里，区域试验对中国经济改革成功的重要性再次变得清晰。对西方的听众而言，中国政府官员对学者意见的关注令人格外吃惊。举例而言，前长沙市副市长刘晓明提到，他如何拜读冯·哈耶克的著作以弄清改革应该如何进行下去。这场讨论之后，科斯研究所的班衡语出惊人，“我还没听说过在美国有市长知道哈耶克的！”

● 7月18日

在论坛的最后一天，轮到中国企业家上场讲述他们在转型期的经验了。有一些非常有趣的成功故事。万科公司的主席王石强调，对他而言，声名狼藉的“关系”不再是在中国经商的重要因素，如今这个因素叫“市场”。

在这一天将要结束之时，科斯教授做了关于本次论坛的个人总结。他说演讲者们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了解到中国的一切都运行得相当不错，但与此同时他希望所有的与会者都能继续努力并持续关注中国的经济改革。在最后，他道出了其中的原因，这正是他在多年前曾写过的：中国的奋斗是整个世界的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