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一生中很多大的事件和经历往往总是和一首曲子或歌曲联系在－起的。可能正是因为如此，那些怀旧的老歌、老曲儿常能在某些上了年纪的人们的心中产生共鸣。听了这些作品，总能勾起我们那遥远的记忆，好象就发生在昨天。

    我从小就喜欢唱歌，而且对五音的理解和节拍的掌握比较准确。当我还是童声时，嗓音优美，以致同学们都将我的歌与另一位唱得最好的女生相比。音乐课唱歌考试我总得满分。但由于个性因素和性格原，因我没有在这方面进一步发展，只是爱唱爱听，脑子里装满了歌。

     没想到自己的这点爱好在最近几年派上了用场。前段时间，由于每周要趋车4-5个小时去另－个城市上班，路途上的无聊劲可以想见。而就是这些老歌象一大群要好而健谈的老友，始终陪伴我左右。说来也怪，当困意袭来，喝咖啡、开窗户、掐大腿、揪头发、或听新闻、听美国流行歌曲统统不管用。唯有那些记载着自己成长历程的老歌旧曲儿能提神驱困，让我一路清醒、愉快。来劲时还跟着唱两句，好不惬意。现在虽然不用开那么长时间了，但每天单程也要花个把小时，遇到塞车，还是那些老歌让我心平气和渡过难关。感触之余，便想起来和大家分享老歌，也产生了写一点往事的回忆的念头，以期在同类人群中产生共鸣。

     打记事时起，耳边天天听，嘴里天天哼的无怪乎《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和《国际歌》。后来有了八个样板戏，尤其是《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里的大多数唱段我都能哼出个八九不离十。几十年过去了，现在还能记得不少，可见当时普及运动的成功。进入中学后，又推出了《杜鹃山》。杨春霞（柯湘）的一曲《家住安原》令众多青年人倾倒。其他几出戏似乎影响较小，没有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七十年代初读初中，学校和社会经常有一些文艺汇演，唱革命歌曲。那时常唱的歌曲有：《浏阳河》、《颂歌一曲唱韶山》、 《北京颂歌》、《打靶归来》、《我爱北京天安门》、《大寨红花遍地开》、《我为祖国守大桥》、《我为伟大的祖国站岗》、《我为祖国献石油》、《翻身道勤》、《一道道水来－道道山》、《雄伟的天安门》、《红太阳照边疆》、《阿瓦人民唱新歌》等。我初中的第一个音乐老师也是个歌迷，他有一个厚厚的笔记本，上面密密麻麻、整整齐齐全抄着战地新歌。后来，学生们也都争相效访，人手一本。这位老师唱得相当出色，经常到台上表演。他唱歌时轻松自如，脸上总带着一丝微笑，在当时很难得。不久，他参了军。我当时想，他将来一定会在部队唱红，并且还在后来很多年里有意识地从电视画面上寻找他的踪影。可不知为何一直未能如愿，留下一丝遗憾。

      另外，那时候还有一些校园里常唱的歌曲，虽然我们不称它们为“校园歌曲。”比如《师长有床绿军被》、《沂蒙颂》等。当时电影插曲也偶尔有两首，但似乎形不成气候。比如《地道战》插曲容易学唱。还看过一出关于抗大的电影，用双手老茧代表学识，里面有一首插曲挺好听。歌词大概是：满山的松树青又青，满山的翠竹根连根，劳动大学办得好，它和人民心帖心。忆苦思甜的电影《海霞》里有一首插曲：“大海边，沙滩上，风吹榕树沙沙响。渔家姑娘在海边 ，织呀织鱼网。高山上，悬崖旁，风吹大海起波浪。渔家姑娘在海边，练呀练刀枪。”此曲旋律优美，音调简单，因而一学就会。李双江在《闪闪的红星》里的一曲高歌《红星照我去战斗》也道出了小小竹排江中游的昂扬斗志。

       要说老歌老曲儿，还得是四人帮倒台后才开始真正繁荣。很多以前几十年创作的精品一夜间全部从牢笼中释放出来，令人有目不暇接之感。歌剧《洪湖赤卫队》里的《洪湖水浪打浪》堪称一绝。它在被禁锢了多年之后重新面世，让亿万人民兴奋不己。原唱演员王玉珍的湖北口音，更增加了几分亲切。当时的中学音乐老师教我们学唱这首歌，场面之热烈，可谓空前绝后，到现在还活灵活现在眼前。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重播后，一下释放出几十首经典民歌、赞歌，如《南泥湾》、《赞歌》、《松花江上》等。与此同时歌剧《刘三姐》、《江姐》、《阿诗玛》等一批老电影也重新公演。我喜欢刘三姐的对歌，江姐的《红梅赞》。阿诗玛里的《一朵鲜花鲜又鲜》更是节奏舒畅，在男女对唱的情深意切中，诗意般的甜蜜爱情和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富于这歌以传奇般的神话色彩。《铁道游击队》的插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老歌唱家郭兰英、王琨、李光羲等也都唱到千家万户。记得七七年春节李光羲唱了一曲《祝酒歌》立刻流行开来。“美酒飘香啊歌声飞，朋友啊请你干一杯请你干一杯。胜利的十月永难忘，杯中洒满幸福泪 ········ 待到理想化宏图，咱重摆美酒再相会。”此歌极具时代气息，唱出了亿万人民的心声。

      在一片歌舞气氛中，我们迎来了文革后第一次高考。七八年秋，我也成了一名时代的幸运儿，挤身大学校园，开始了新的生活。

      七十年代末期，各方面的条件都相当简陋，一个年级才一台手风琴，整个学校只有一架破旧的钢琴。我们班上有一位同学会拉手风琴，帮了大忙。一到重要节日，有文艺汇演，无论大小合唱还是独唱，都是他拉手风琴为我们伴奏。那时，常唱的歌曲首推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象黄河颂 、游击队歌、保卫黄河都是久经不衰的曲目。听音乐全靠收音机，一开始极少有录音机。一个年级有两个人会拉小提琴让羡慕不已，哪象现在，钢琴、提琴人人买得起。至于所谓古典音乐、交响乐知道的人甚少。学校到处都有高音喇叭，除了播新闻、带做广播体操外，也常播出一些中国的传统音乐，象《紫竹调》、《庆丰收》、《贺新年》、《喜洋洋》以及《北京喜讯到边寨》之类。

    大一下半学期我买了一台秀珍半导体收音机，成了我精神生活的大部。早起时、晚上睡觉前、中饭至午休前都习惯打开收音机。虽然节目不是那么丰富多彩，但总能找到自己喜欢听的，从流行歌曲、电影插曲、到民族器乐、交响乐。有时还有配乐诗朗诵、广播剧、相声和电影的录音剪辑。对我来说，收音机就是一个无形的巨大的图书馆，我从那里汲取了无穷的精神和文化养份。我听收音机的习惯一直保留到临来美国之前。这期间，收音机换了好几代，质量也越来越好。

     正是从大学时代开始我接触并喜欢上了配乐诗或散文朗诵。每逢五一、国庆、元旦等节日，都能听到同学们自己搞的配乐朗诵。条件虽然差点，效果还是有的。配了乐的诗文能给人更多的感染。后来从收音机里偶尔听到专家们的朗诵作品，更增加了对这一艺术形式的喜爱。尤其是乔榛、丁建华、虹云和方明等朗诵的中外抒情诗更加感人肺腑，只可惜当时没条件录音。

     大二开始，校园里搞起了交响乐普及活动，邀请一些专家来校提供扫盲讲座。我是在这个时候才对交响乐和西方古典有了一些了解。后来，自己也有意识地多听。说实话，我现在仅有的一点知识还是在大学时积累的。

     大三开始不少同学买了录音机，多半是单卡小三扬，光录不收。不过也是一场革命了。一盘歌曲磁带会传遍整个宿舍乃至整个班。如有两台小三扬，加条对录线就能复制。后来又很快发展成收录机、双卡收录机，更加方便了。我大学毕业工作后的第一个月的工资也是用来买录音机的。说来有趣，由于当时没有音响设备，我和我的同事们想出一招土办法来增加效果，即买了个扬声喇叭，用两根电线与耳塞插孔连上，然后将扬声喇叭放到一个大肚子尖嘴的淹咸菜的磁罈口上，这样，磁罈就成了个大音箱 ，还真有不错的效果。

     谈到八十年代的老歌，就不能不提到电影插曲和春节晚会，很多当时的最流行的歌曲都是从这两大管道诞生的。李谷一、蒋大为、朱逢博、关牧村和于淑珍都是当红歌星，后来又有刘欢、韦唯、毛阿敏、费强和张明敏。在作曲家队伍中，最活跃的首推施光南和雷振邦。

     八十年代中期，考研究生到北京面试，正巧碰上所在大学举办音乐讲座。老师的姓名不记得了，但时至今日仍能记起他谈到的几个要点。他说莫扎特的生活极其贫困，但他的音乐多半欢快优美。他说张明敏的《我的中国心》之所以能获得极大的成功，重要的原因是它的歌词人人熟悉、朗朗上口：“长江，长城，黄山，黄河…………。”对当时红遍全国的苏小明的《军港之夜》他也作了分析：此歌旋律一起一伏，犹如大海的波涛拍打着军舰，情景交融，美不胜收。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美在何处？你听那第一乐章的两个主题不恰如一对恋人在对话？女的含情默默，欲言又止，男方含蓄深情，欲说还休，男女难舍难分，这就在听众心中激起了共鸣。

     到了北京后，也正是流行歌曲空前活跃时，也涌现出象崔健这样的摇滚歌手。《一无所有》、《跟着感觉走》、《黄土高坡》、《朋友》、《掌声响起》响彻在校园的每个角落。我此时也更上一层楼，有意收集各种板本的民歌、老歌和古典音乐磁带，包括贝多芬的九部交响曲和柴柯夫斯基的《悲怆》等大部头作品，还亲身去北京音乐厅听到李德伦指挥的作品和鲍惠乔的演奏。

     九十年代初赶上出国大潮，来到了美国。出国时以为再也不会听中文歌曲了，所以扔下了多年的收藏，只带了一些古典。开始年把还可以，后来就熬不住了。光听洋玩意儿就象光吃面包没有大米饭和馒头包子，觉得吃不饱、不解馋。于是，想办法又把自己的那些宝贝捎出来。

     九十年代末数码时代来临，我花了一些时间将这些旧歌老曲转换成mp3 文件，再烤到光盘上，开车听起来就方便多了。从近千首曲子里又挑出百来首歌编成《老歌精选》百听不厌。把这些东西当成礼物送朋友也深得他们喜爱。近两年又换成mp3 播放器了， 一兆存储量可放二、三百首歌，更简单、更方便了。

     我热爱老歌，因为它们代表了一个时代，象征着一种精神，也记载着我的人生轨迹。听老歌能驱乏、也能解烦，有益健康。愿老歌永远陪伴你和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