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代上海殖民地时期的时髦旗袍都是政治社会时期被贬抑的资产阶级符号，它们在九十年代反映出后政治社会对无产阶级日常性的重新理解和新乌托邦愿望，而70年代与上海其实是一个琐碎、精致、认真的滑稽的悲情组合，感动人的不过是一些碎片，不过那些能够与我们的生活粘合起来的碎片再也找不到来时路了。....................他慢慢的活泼起来，为她的美丽所克服，跳得异常轻快，而她呢，只是移动她的肩部，狡猾地看着他，仿佛现在她做了王后，他做了她的奴仆。外国的老式跳舞，也还不是这样的，有深艳的情感，契诃夫小说里有这么一段，是我所看见的写跳舞最好的文章。……她又和一个高大的军官跳波兰舞；他动得很慢，仿佛是着了衣服的死尸，缩着眉和胸，很疲倦的踏着脚。——他跳得很吃力的，而她又偏偏以她的美貌和赤裸裸的颈子鼓动他，刺激他；她的眼睛挑拨的燃起火来，她的动作是热情的，他渐渐的不行了，举起手向着她，死板得同国王一样。　　　文明人要原始也原始不了；他们对野蛮没有恐怖，也没有尊敬。他们自以为他们疲倦了的时候可以躲到孩子里去，躲到原始人里去，疏散疏散，其实不能够——他们只能在愚蠢中得到休息。“在中国现在，讽刺是容易讨好的。前一个时期，大家都是感伤的。充满了未成年人的梦与叹息，云里雾里，不大懂事。一旦懂事了，就看穿一切，进到讽刺。喜剧而非讽刺喜剧，就是没有意思，粉饰现实。本来，要把那些滥调的感伤清除干净，讽刺是必需的阶段，可是很容易停留在讽刺上，不知道在感伤之外还可以有感情。　　越是乱世，个性越是突出，人与人之间的差别是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