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东德不流血的革命

30年前撼动东德政权的那个夜晚

1989年10月9日，近7万人在莱比锡示威游行，要求更多自由和民主。与人们的担心相反，东德安全力量未出动镇压。这一天后来被称为东德和平革命的“命运之日”。

（德国之声中文网）18点刚过。圣尼古拉教堂大门开启，结束了祈祷的人们纷然涌出。在教堂前和街角的卡尔·马克思广场上，数以万计的示威者在等着他们：青年、年轻的家庭、工人、退休人员。在1989年10月9日这一天，来自东德社会各群体的至少7万人拿出全部勇气，走到了一起，向统一社会党政权发出一个信号。如此大规模的示威，在反政府示威基本禁止的东德已经数十年没有过了。

很多示威者预期会出现最糟糕的局面，他们相信，警方会朝他们开枪。坦克和配备了机枪的部队已在市内集结待命，准备阻止示威游行。人们对1989年6月的中国北京天安门大屠杀事件尚记忆犹新。

然而， 如奇迹一般，在这个星期一，国家强权没有干预示威者。人们涌过莱比锡内城，也游行经过了莱比锡地方政府和东德国安部机构所在的那个所谓的"圆角"。示威者们呼喊"我们是人民"，"自由，自由选举"和"不要暴力"等口号。其中很多人手持蜡烛。

时代见证人的回忆

30年过去了。然而，在场的人们今天依旧能清晰地回忆起当时的气氛。瓦尔特（Kathrin Mahler Walther）回忆道，"那一天，气氛紧张到了极点。人们知道：今天是决定性的日子。"她当时18岁，参加了民权运动。莱比锡这个仅次于东柏林的民主德国第二大城市是她的家乡。

在1980年代，莱比锡成了抵抗运动的堡垒之一。最重要的集会地点：圣尼古拉教堂。就在那里，每个星期一都举行和平祈祷活动。瓦尔特说，"这天晚上没有开枪，我们清楚了：现在启动了开放进程；从现在起，出现了一个相互之间的讨论进程。"

1989年，建国40周年之际，东德政权深陷政治、经济危机。越来越多的人想方设法出走；公民权利运动得到日益广泛的支持。戈尔巴乔夫在苏联大哥那里推行改革路线；与此同时，波兰和匈牙利等东欧集团国家门户开放。以长年执政的昂纳克（Erich Honecker）为首的东德政治局却断然拒绝改革。

传媒的力量

东德电视台自然不会报道这类事件。然而，莱比锡10月9日的示威很快就在全世界传开，而这得感谢两位摄影记者。那天，他们躲在教堂塔楼内，悄悄拍下了示威场面。舍夫科（Siegbert Schefke）是其中一个。他回忆道，看到那么多人涌过街头，绝对是"一个让人起鸡皮疙瘩的时刻"，因为，他知道，"要是这些画面明天在西方电视上播出，那就不仅会改变东德，也会改变欧洲和世界。"

当天夜里，影片素材偷偷送到了西方记者那里。就这样，也能收看西方电视的大多数东德公众知道了，公开抗议越来越虚弱的政权是可能的，而且，人们无需担心会受到暴力镇压。

此后，事件接踵而至。越来越多的人敢于走上街头示威，而且，不止是在莱比锡。8天后，昂纳克被解职。然而，对人们来说，这已经是不够的了。1989年11月4日，至少有50万人在柏林亚历山大广场上示威，要求言论和新闻自由。

局势何以未激化

但是，10月9日那天，安全力量何以会任由人们在莱比锡示威？为什么没有像1953年在柏林和1989年6月在北京那样，开枪呢？

一个原因是，安全力量当时不知该如何应对局面。它们没有预料到会有这么多示威者。它们曾预期，示威者那里早晚会有暴力行为。它们未能制定出应对完全非暴力示威的战略。

历史学家朗格（Sascha Lange）指出，"示威者中的一个共识是：不对警察使用暴力，因为，人们毕竟知道：面对的是一个全副武装的机器，它只是在等着有人扔出石块，或对哪位警员动粗。只有通过这种无条件的非暴力才能使国家无可奈何，因为，人们没有给它提供镇压的借口。"他指出，"只是借助了语言和群众的力量，示威者们才解除了社会统一党领导层和警方的武装。"当年，朗格17岁，也亲历了示威。不久前，他和父亲一起出版了俩人合著的有关这一和平革命的书《大卫抵抗歌利亚》（David gegen Goliath）。

朗格的父亲是脱口秀艺术家贝恩德-卢茨·朗格（Bernd-Lutz Lange），也是"莱比锡六君子"（Leipziger Sechs）之一。在他们的努力下，1989年10月9日，莱比锡没有出现流血、警棍挥舞的场面。当时，统一社会党莱比锡地区的3名党部负责人和3名社会贤达--其中就有指挥家马祖尔（Kurt Masur）和贝恩德-卢茨·朗格（Bernd-Lutz Lange），达成共识，向示威者和警方共同发出呼吁，保持冷静。他们同时许诺，为实现自由表达意见和建立沟通渠道而努力。在示威过程中，他们呼喊的口号被市中心的扬声器传播和扩散。

太少认可？

1989年11月9日，莱比锡那场决定命运的示威过去一个月之后，柏林墙倒塌。今天，几乎每一个德国人都知道这个日子的意义，而一个月前莱比锡民众无暴力示威的意义，则只有很少人知道，尤其德西地区的年轻人更是对此知之甚少。

这一现象让很多公民维权人士耿耿于怀。瓦尔特也是。她表示，"我认为，看到这一点很重要，即：当年，东德公民自己把自己从那个专制手中解放出来；他们克服了恐惧，在10月9日那一天、在此前、此后的星期一，共同示威。"

作为德国第一个完全和平、不流血的革命，这场步行示威载入了历史。

谢盛友：六四30年反思（1）：信仰

2019年是六四运动30周年。中国大陆《领导者》杂志2008年11月17日刊登中国社科院于建嵘教授的文章，在文中他写道：“通过对中国基督教特别是“家庭教会”近1年的调查，我得出了一个初步结论，就是近30年来，中国“基督教家庭教会”的发展速度和规模远远超过了“三自教会”，已经成为中国基督教非常重要的组织部分。”天安门事件之后，中国基督教家庭教会大大复兴。研究称，因当时的一些人见识了六四事件之后，因不满当局做法，许多人开始走进教堂寻找心灵的寄托。当时又有许多知识分子被迫流亡海外，受基督教影响，再将宗教传回中国，使得中国家庭教会兴起。

严重提醒: 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东德）时期，人们享受宗教自由。

克里斯提安?富勒（Christian Führer）是一位基督教新教牧师，在1989年东德莱比锡发起星期一示威，这个示威活动最后促使柏林墙倒塌和1990年两德统一。

1980年富勒担任圣尼古拉教堂牧师时协助成立和平祷告会（Friedensgebete），这个祷告会是数个教会青年团体联合举行的抗议活动之一。自1982年9月20日开始，这个祷告会固定在每个星期一下午于圣尼古拉教堂进行，聚会的焦点是反对冷战所带来的贫穷、军备竞赛等不良后果。

在1989年9月4日，莱比锡居民聚集参与克里斯提安·富勒牧师的圣尼古拉教堂“为和平祷告会”，并挤满整个卡尔·马克思广场（今奥古斯特广场），是一连串示威活动的开始。很多东德人民得知路德会支持他们的抵抗运动后，逐渐聚集在教堂庭园，并以非暴力方式争取权利，例如自由出国权和民主选举权。1989年10月9日的东德建政40周年时，圣尼古拉教堂的群众已经由起初的几百人大幅增加至7万人（全市人口约50万），齐心以和平方式反对政权。他们最著名的口号是“我们是人民！（Wir sind das Volk!）”，表示民主共和国须由人民管治，而非由一个声称代表人民的非民主政党管治。纵然一些示威者被捕，但由于得不到东柏林的明确指示，也因为参与人数出乎意料的多，地区官员下令保安部队撤退，避免了一场可能发生的屠杀。后来，埃贡·克伦茨声称是他下令不要介入。1989年10月16日，12万人在莱比锡聚集，军队在附近戒备。一星期后的出席人数增至32万。群众压力引致柏林墙于11月9日倒下，标志着东德政权的衰亡。示威最终于1990年3月结束，即东德人民议会首次多党自由选举，标志着两德迈向统一。

这次革命没有领袖。领袖就是尼古拉教堂和市中心。只有一个领袖：星期一，下午5时，圣尼古拉教堂。

西方人不论是先前的传教，还是当代的所谓的“软实力”，其重点是“信仰力”。追根溯源，在西方特别是美国人的观念里，“力”(power)就是为了降服人，宰制人，

宗教信仰自由告诉我们，宗教事关信仰与良知。自由是信仰与良知的前提，因为后两者是不能被强加的。宗教的自由，植根于人的信仰、良知与灵魂之中。在根本上， 宗教自由是信仰的自由、良知的自由、灵魂的自由。宗教自由的背后是信仰的自由与良知的自由。宗教自由是一个人有权按照自己的良知去信仰的自由，根据自己的 信仰选择自己的人生目标的自由。

就是说，宗教自由也要求一个人服从自己内在的良知，而不是外在的权力。所以，宗教自由也意味着人的心灵不应受到来自外部的强制。

承认人是有尊严的，就应该承认人的思想自由、信仰自由(良知自由)和宗教自由。进而言之，自由的观念本身就来自宗教，来自对超验价值的信仰。而且，自由本身就是最重要的超验价值。没有依托具体宗教的超验信仰，就不能证明人人应该享有自由。自由观念的源头是宗教。没有宗教信仰，自由就失去了最深层的根基。

民主政治的一个特点，就是公民可以享有其他政体下所没有的、空前广泛的政治自由。宗教自由是政治自由的风向标。在现代世界中，没有宗教自由的地方，不可能有政治自由。没有宗教信仰(良知)的自由，也没有言论与出版的自由。要宗教自由，必然要有结社集会自由。宗教自由也常常先于其他自由受到保护，其次才是言 论、新闻、集会、请愿的自由。

没有宗教，不保障宗教自由，就没有政宪民主。冒犯宗教信仰的自由，就是冒犯宪法所保障的其他一切自由。宗教的自由是人的灵魂的自由，因而也是最无价的自由。所以，正是宗教自由赋予自由自身以意义。没有灵魂的自由，就没有获得良知的主体。没有良知，自由也就失去了价值。

虽然，中国的儒道称孔子为“圣”，后来就被奉为“儒教”。但这“儒教”没有人格神，没有魔法、奇迹，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儒教没有一个真神，所以不是宗教。儒家不是要让人们信某个神，而是要让人们生活在一种健全的状态中，成为君子，成为真正的人。传统上，儒家并无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一神教教会组织，如基督教会。它 没有在一般社会治理体系之外，另行建立一个自足的信仰体系，因为儒家没有排他性的神。

“儒学不重思辨体系和逻辑构造”，它仅仅是“中国实用理性哲学”（李泽厚的观点）。

中国人的宗教感，最关注的，还是基本的跟肉身与世俗相关的东西。还是没有上升到灵魂。人不可能成为神的，中国人是世俗的敬畏。为什么敬天呢？得罪天，可不得了。这是根深蒂固的。中国人的民间靠什么来维持呢？靠家族，靠民间的信仰。

中国人的问题在哪里？就是皇帝没有了，个人权威在毛泽东走了以后，也没有了。敬畏没有了，但是没有新的信仰来代替，怎么办？问题就出在这里。如果今天还是皇权，那么皇帝就是天，天的意志通过皇帝来实现的。我们年轻的时候，把毛泽东实际上作为一个天、一个神，毛泽东总是对的，只要信毛泽东就可以。现在呢？我们姑且不讲什么历史功过，就是这样的信仰也没有了。那么中国这个社会到底靠什么？靠政府？全世界再强大的政府都不可能保持社会百分之百的合理，总有人不幸的，总有贪污，总有官僚，总有判错的案子。任何政府都有腐败存在，它不可能解决一切世俗的问题。

靠科学？科学到现在很多问题解释不了，而且未来会有更多的事情解释不了。靠哲学家、靠学者？更不行。且不说学者专家自己都摆脱不了这样一个环境，他能解决所有问题吗？比如社会出现严重不公的现象，你靠什么来解决？人的欲望是无限的，再发达他也有不满意的时候，那么谁来调解？实际上，没有办法的。很多事情是需要一种信仰来支撑的。但是要绝大多数人产生自觉的信仰，几乎不可能。但宗教有这个本事。宗教一旦作为宗教来接受，那么任何宗教都离不开权威的神，他可以解决问题。比如对社会的不公，他可以作出合理的解释。真正信了教，人们所追求的绝不是简单的物质利益，更多是精神层面的。

马克思认为，宗教是苦难的现实世界的反映，宗教中的苦难就是现实世界中苦难的歪曲的反应。要批判宗教，最彻底的做法是彻底的推翻颠倒的社会关係，推翻异化人性的社会制度。颠倒的现实世界一旦被推翻，宗教幻想的天国也就随之瓦解了。 “精神鸦片”一词出自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纲要》一文，他认为宗教是人民的精神鸦片，这跟共产主义的无神论有关。但马克思本人并没有对精神鸦片一词详细解释，大部分学者皆把精神鸦片一词解读成人对神的依附。

马克思的这句话在被引用时，经常只有最后一部分“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出现，因此很多人认为这句话对宗教的态度是完全负面的。这并不完全准确，这句话的完整段落是：

Das religiöse Elend ist in einem der Ausdruck des wirklichen Elendes und in einem die Protestation gegen das wirkliche Elend. Die Religion ist der Seufzer der bedrängten Kreatur, das Gemüt einer herzlosen Welt, wie sie der Geist geistloser Zustände ist. Sie ist das Opium des Volks. (“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苦难的表现，同时又是对这种现实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没有人性世界里的人性，是没有灵魂处境里的灵魂。它是人民的鸦片。”)

由于经常被截取引用，这整段具有比喻色彩的诠释并未受到广泛关注。

在中国人中间，无论知识分子还是普通人，一直抱持着这样的观点：宗教是人民的鸦片，是弱者的福音。这种对宗教的片面解读实际上也深受无神论思想的影响。

信仰就是人和神的关系。基督教信仰和其它宗教信仰的不同之处，在于其它宗教都是人在找神，有限者试图通过自己的修行来认识神，但基督教信仰告诉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当我们远离上帝，深度迷失时，上帝主动来寻找和拯救失丧的人！他差遣耶稣基督，为世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可见，基督教信仰并非单纯的“精神安慰”，圣经的真理告诉我们世界和人性的真相，并将得救之道启示给我们！于是有一个领袖：星期一，下午5时，圣尼古拉教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