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昌著名小学之一茶园小学

茶园小学始名大宗学堂，由謝文卿等创建于公元1086年，坐落于海南省文昌市湖山乡茶园村。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重修的《谢氏族谱》卷七记载：谢文卿为福建莆田士人，与苏轼同期流放到海南岛。1905年，清政府有个文件，要求全国开办新学校，旧式学堂都改为新的学校，大宗学堂先后易名为大宗高等小学堂、大宗高等小学校、大宗小学，1950年改为茶园小学，中国大陆实行计划生育一胎化政策，生源缺乏，于2000年关闭。

2003年，林小峰来信说，家乡的小学关闭了，他只好到湖山镇去当老师了。薄薄一张信纸深深震撼了我的内心，含泪读完小峰的信，心中感慨万千。

海南岛文昌县茶园小学在文革前是整个文昌县最著名的小学之一。茶园小学坐落在谢文卿祖祠内。原有一座正楼，另外又建了两排平房。这些房子是什么时候建造的，我不清楚，也没有研究过。校内的景色是非常美的，特别是靠近祖祠正楼那一部分。小学前面有一条清溪从西向东流，尾部就是农田。登祖祠的高处，可以看到很远的地方，向北望，“未名湖”水光潋滟。夏天则是稻苗十里，绿叶擎天。向南望，能看到小山坡。 小学时读书不多，对古代诗人对自然美景的描述和赞美，不甚了了，也没有兴趣。 今天回忆起来，我们的小学是极端美丽的。

那个摇篮文革前每年培养几十个重点中学学生，当中又每年总有人考上大学，甚至有人能上华南最高学府中山大学。一个贫困地区的小学能有如此成绩，不算出名吗？

文革结束，恢复高考，当年的《南方日报》 刊登《报名过万，录取过千》写的就是我们文昌县。这一千多个被录取者当然也包括我们茶园小学的生源，包括我这个笨人，没考上理科，而成了海南岛外语类的状元。

我的小学是在茶园小学度过的，她是一所“正规”的五年制小学。那时，我六岁，每天早上背着一个凳子上学。在开学之前，老师就已经说过了，桌子学校里有，是各个家长捐的木板做成的。学校里的一个民办教师会木工，他把人们捐献来的木板，一锯一拼一钉，就成了我们上学用的桌子。我六岁时上的是学前班，没有教室。学前班是非正式学生，只好在学校外的一棵大树底下上课。黑板则用一根铁丝系在大树的树干上，我们就在树阴下上课。教者认真，学者用功。可惜若刮风下雨，我们只好停课。

下课后，我们这些学前班的学生必须把自己的桌子搬到三年级学生教室的屋檐下，将它们堆积起来，然后才能背着凳子回家。当年跟着大小孩一起上学，路上有说有笑，心里感到很高兴。

无论走到天涯还是海角，那颗幼小的农民之子的心却永远也改变不了，记忆里童年的快乐全在那所乡村小学。

我同一般的调皮的男孩子一样，放学后往往不立即回家，在路上同一些小朋友打打闹闹，见到什么新鲜事儿，必然挤上去围观。看到三姑四婆五婶六嫂争吵，就更令我们兴奋，非得看个水落石出不行。

我一天一天地数着日子，盼望学前班早点结束，一年级学年正式开始。谁也没料到，我上学的美梦被文革破灭了。

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时，我们的小学校长林一峰不受之影响。大的小孩跟着大人去“闹革命”了，可林一峰校长却挨家挨户地劝一到三年级的学生返校上课。我当时的确高兴，不用背凳子就可以象大小孩一样，到教室里上课，那感觉，真棒！那时，我笨，不懂什么叫伟大，我只知道，林一峰校长是天下最伟大的人。

学校的铃声来自树上挂的一截铁圈。小学里，20多个学生共用一间教室，一个年级一个班。黑板是当地的泥工制作的，粉笔是花钱购买的，记忆中， 每个老师使用粉笔，用到最后一点为止，绝对不浪费。

没过多久，轰轰烈烈的运动也深入我们的小学校。林一峰校长由于主张复课，被打成“走资派”，从那以后，我们也上学，但任务不是学知识，而是到学校去揪斗“走资派”。

林一峰校长的太太也是我们学校的老师，教语文。她的头发被红卫兵剃得光光的，站在舞台上，被自己的学生批斗。我不敢直看那场面，尽管我躲得远远的，还是听到了红卫兵们在高呼：“把走资派的臭婆娘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小学五年级开始学作文，每学期的作文题目有一篇必定是批判刘少奇的流毒，作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红色接班人，我们必须年年消毒，月月解毒，日日除毒，刻刻清毒。不读书的小孩天天搞批判、出墙报。后来，上午我们上课，下午全体师生集体进行劳动。

一九八八年，我出国前回过一趟母校小学，林一峰校长当然退休了，那时的校长是他的儿子林小峰，我过去的同班同学。林校长告诉我，学校面临极大的困境，因为好的老师都往城镇里跑，好的学生也往城镇里跑，再加上计划生育，小孩越来越少，乡村小学的生源也越来越少。而最主要的原因是，乡村条件艰苦、贫困，留不住人。 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跑。

在小峰面前，我觉得我好藐小。小峰师范学校毕业后自愿回家乡小学任教，立志要重振他父亲手下文革前的茶园小学的雄风。他日日夜夜、任劳任怨，而我彻头彻尾的“唯物主义者”，哪里生活好就往哪里跑。在国内时往大都市跑，最后又往国外跑。说我爱国爱乡，其实真的不配。今借此小文，再次忏悔我的“不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