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岁出国时留影（证件照）

作者：谢盛友

我今年60岁，1988年我三十岁。“三十而立”，而我累得爬在地板上，根本站不起来。

在Bosch（博世）公司打工是干流水线，尽管是假期短工，但是同样在一条生产线上，活来了你逃不掉。我从来不会吹牛，只听过马季讲相声吹牛，今天我学习吹牛：当时的流水线计件活，我天天超额完成，令工友和组长、车间主任感到惊讶。第二年，我去找工作时，车间主任指名道姓非要我不可。

可惜，Bosch（博世）公司的假期工每年最多8个星期，而我刚到德国，尽管来时把家里人统统“剥了一层皮”，口袋里只存一百多马克。为了储蓄两万马克“壮胆钱”，光在博世的工作根本不够。没有“壮胆钱”，上课总走神，心不在焉。所以，我到建筑工地找活干，工头问：“黑工，你干不干？”
我回答：“干黑工的人，是不是黑心？若不是，我干！”

工作几周后，我才弄明白，什么是黑工，原来是老板不给你缴纳社会保险（比如失业保险、退休保险等）。

苦干室内装修。有一新家具店开张之前的装修工作。一米二宽、两米长、三厘米厚的人造刨花板，一背就是十一小时，下班后回到家，连上楼梯的力气都没有。在自己的房间里，累得爬在地板上，根本不想站立起来。老婆问：“累吗？”我没有回答，但没过几分钟，竟然在地板上睡着了。

第二天仍然六点起床，七点上工，工头见我干得好，向老板建议，给我增加小时工资：从十二马克加到十四马克。

睡梦中电话一来，我马上就醒，我知道是中餐馆老板要我去洗碗。老板是越南华侨，八十年代初越南排华，逃到德国来，在我到达班贝格之前的一年开餐馆，无奈他的餐馆位置太偏僻，生意惨淡，看到他的情景，我不忍心拿他给的工钱，每次周末干活到年底除夕，大概是三四百马克工钱吧，我没有要，反而借两千马克给他买车。时间久了，我他成为好朋友，他无私地教我一些餐馆开业的必备课，而且为我最小的妹妹到德国来出具担保书。

当年打工，辛苦是不言而喻的。每天上班、下班，有时加班到深夜。虽然没有像在老家农田里插秧时的风吹雨淋日晒，但这里的劳动强度远远超过以往，更艰苦。在工地里，第一次在异国他乡经历中秋节，油然产生一种“身在异乡”的失落感，也正是此时此刻才能真正体会到海外游子的那分浓浓的乡愁。要不然怎么会有“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身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这样流传千古的名诗佳句呢？即使心里有太多的思念和牵挂，也要“既来之，则安之”。于是，我告诉自己要坚持、要坚强，为了那两万马克“壮胆钱”。

虽然在唐朝诗人白居易看来，"我生本无乡，心安是归处"， 17世纪的英国剧作家菲利普·马辛杰（Philip Massinger）也说："勇敢的人随遇而安，所到之处都是故乡"，但是，并非每个人的家乡观念都像香山居士那样淡定和潇洒，我的第一故乡就是由海南的父老乡亲撑起的第一个家园。对我来说，我的双亲在哪里，哪里就是我的故乡。如今虽然我的双亲走了，但墓地还在海南。即使抛开感恩的情愫，我也应该关心我的父老乡亲，因为他们就是天下苍生的一部分，关心他们就属于读书人的本分。

当年的劳累，现在已经忘记一干二净，只记得竣工时老板请客庆祝大功告成，我们到德国餐馆吃自助餐，坐在我旁边的Ｈ，他三杯啤酒下肚，一下子吃了两个鸡蛋、四根香肠、六块大牛排，还有土豆、色拉、甜食等，我看了感到害怕，第一次感悟：我身为中国人，个子矮小力气不大，干活干不过人家，连吃饭也吃不过人家。
那次自助餐庆功会我至今记忆犹新：吃不过人家。

那段时间大脑几乎都被“壮胆钱”占据了，每天都感觉晕晕谔谔的，沾到床就睡，生活过得很简单，哪像现在电脑、手机什么的，我和妻子同在Bosch（博世），轮流上早中班，时间是错开的，我们一般留纸条，或她把纸条放置在我的自行车上或相反，交流信息的目的，主要是家里必办的事情或必买的东西。

肉体可以躺下来休息，恢复劳累后而松弛，而脑子却一直疲惫。自己给自己压力、给自己目标：两万马克“壮胆钱”是资本主义初期阶段；读完学位是资本主义中期阶段；带着学位和二十万马克衣锦还乡是资本主义最后阶段，从而回国进入社会主义阶段。

打工是劳累的，当年我就在想，任何的成功是要付出代价的。紧张的生活，劳累的思考，几乎没有娱乐时间，每天忙忙碌碌，但是，我的人生不迷茫。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悲哀，就是不能吃苦。

如今，我不是什么成功的老板，但是，要成为老板，我总结出八个字：不怕吃苦、不怕吃亏。我不成功，但是，成功的人都必须不怕吃苦、不怕吃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