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德、日二战爆发的教训

追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根源，英美法等国采取的绥靖主义政策，巴黎和会以及在会上签署的《凡尔赛和约》恰恰为德、日法西斯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埋下了祸根。这是一战最深刻的教训。

去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一百周年，世界各地都有隆重纪念; 今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七十周年，世界各地也在隆重纪念。纪念，是为了反思，反思战争的前因后果，避免再蹈覆辙。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遗产”导致了灾难更加惨痛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如何处理“战争遗产”，怎样真正“善后”，而不是埋下另一次战争的伏线，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安排提供了深刻的教训。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德国失败告终。处理战后的“凡尔赛和约”，对战败国德国提出了极为苛刻的条件。主导巴黎和会的是美国总统威尔逊、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和法国总理克莱孟梭。克莱孟梭决心把德国“打回1870年”，提出了许多非常过分的要求，诸如要在法德之间建立一个“莱茵共和国”事实上肢解德国等等。虽然他的提议未获美、英赞同，但“凡尔赛和约”对德仍非常严苛，规定法国收回阿尔萨斯-洛林地区，建立莱茵非军事区。德国东部不仅承认波兰独立，而且波兰获得了西普鲁士的一部分和波兹南的大部分，使德国在欧陆丧失了13.5%的土地和10%的人口;德国的海外殖民地战胜国瓜分;将德国军力削减至最低水平;赔偿委员会要求德国赔款240亿英镑。德国的赔款数额在凡尔赛会议上没有确定下来，1921年4月下旬，赔偿委员会正式把德国的赔偿数定为1320亿金马克，德国应自1921年5月1日起首先交付10亿金马克。德国政府被迫接受了这一方案。

根据协约国赔偿委员会决定，德国共需赔偿2260亿马克（约合113亿英镑）且以黄金支付，后减至1320亿帝国马克。1921年赔偿金额确定为49.9亿英镑，即1320亿马克。赔款加上利息直到2010年，才由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还清。

一般认为这笔沉重的赔偿给德国经济戴上了一副沉重的枷锁并间接导致了纳粹党在德国的崛起，但对此观点史学界仍有不同评价。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经济学家凯恩斯在1915年被招入国家战时财政部工作，于1919年以财政部首席代表身份参加巴黎和会，他从经济学的观点坚决反对赔偿委员会提出的要德国赔款240亿英镑的要求，他认为德国的能力最多只能赔偿20亿英镑。由于他的意见无人理会，于是愤然辞职回到剑桥。就在1919年，他出版了《和约的经济后果》一书，明确提出对德国过于苛刻、超过其赔偿能力的要求，最终会导致德国的复仇。他的观点，当时无人重视，但后来的历史，被他不幸言中。

这时，恶性通货膨胀和国家地位一落千丈，全体德国人民对此感到忍无可忍，迫切需要秩序、安定、法律、道德，“谁经历过那些象世界末日似的可怕岁月，都会有这种感觉：当时必然会有一种反冲、一种令人恐怖的反动--尽管他对此十分厌恶和愤恨。”“整个民族都在暗中憎恨这个共和国。这倒不是因为共和国压制了那种放纵的自由，而是恰恰相反，共和国把自由放得太宽了。”为了复仇，“整个一代人都不会忘记和原谅德意志共和国时期的那些岁月，他们宁愿重新招回那些大肆屠杀的人。”(〈奥〉茨威格：《昨日的世界》，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346、348、349页) 苏联著名作家爱伦堡在二三十年代长期驻往西欧，亲眼看到法西斯主义兴起的全过程。他多次参加德国纳粹在缭绕着浓浓劣质烟味的啤酒馆、咖啡馆的聚会，发现许多激烈的发言者都是工人，这点使他感到难以忍受的痛苦，“当然，我先前就知道在纳粹分子中有不少工人，但是在报上看到这一点是一回事，亲眼看到却是另一回事。难道你能说那个上了岁数的工人是法西斯分子?”他痛心地看到，在纳粹的选票中，工人选票占了相当大一部分，而“他们之所以投票拥护纳粹分子是因为他们憎恨资本主义”。(爱伦堡：《人.岁月.生活》，海南出版社1999年版，中卷，第200、198页) 这些生动直观的记述，或许更能说明问题。1934年，中国学者盛成到德国柏林开会，房东是位丈夫去世、自己独居的70多岁的老太太。“晚上，她熄了灯，点了一支蜡烛说：‘我这是为希特勒点的，现在没有人来救我们，只有他是个救星。’她说这话时，眼泪流了下来……”(《盛成回忆录》，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3页)

“凡尔赛和约”使德国不堪重负，民不聊生，弥漫着强烈的复仇情绪，导致了以复仇、民族主义乃至种族主义的纳粹上台; 纳粹上台，直接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在东方，美国在巴黎和会上赞成日本把中国的山东攫为己有。战后，日本加快了对中国的侵略扩张，侵占东北三省，美、英、法等国控制的国联只是在道义上谴责了日本，不但没有对日本进行任何制裁，再三拒绝宣布日本为侵略国，并要求中国承认日本在东北的“特殊权利”，实际上是支持和纵容日本的侵略。这又为日本军国主义全面发动侵华战争以及随后又发动太平洋战争创造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