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盛友：莫将南方粥当毒蘑菇

《新京报》刊登过一篇散文《南方的粥》，文章写道：“一碗热滚滚的砂锅粥，来自南方大地，刚端到桌子上的时候，粥还在里面翻滚，滚烫，它似乎也有一颗勇敢的心，在冷的夜里，张嘴都是白气，尘世折腾，惟有温暖与这碗粥不可辜负。一碗粥，告诉我们安慰和爱的力量。”

目前，在中国主要微博网站上，“南方粥”已经成为敏感词汇，无法搜索。根据媒体报道，《新京报》刊登的《环球时报》社评，比中共中央宣传部指令刊登要求的“规定动作”晚了24小时。该报纸遭到中宣部点名。 “新京报”以及“戴自更”在中国国内互联网上均成为敏感词，《新京报》的微博账号也被封锁。随后“新京报”虽被解封，读者可以看到，搜索“新京报”时，无法阅读到微博上众多针对这次社评事件的评论。而搜索“戴自更”时，更出现“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部分搜索结果未予显示”的字样。

在民主社会里，公民社会的权力结构是三权分立的，以保证权力分散和相互监督，以保证老百姓不受掌权者的伤害和侵犯。但是，这还不够，因为能参与三权的人数毕竟还是很少的。人数少，就有可能垄断。因此，催生出了第四权，就是新闻舆论自由。有了新闻自由，才能有公民的知情权、舆论权，从而才有真正的监督权。从互联网诞生以来，这个第四权又被极大地扩张了。从全世界的实践来看，有了互联网，民众有了直接参与新闻舆论的自由，从而直接行使的监督权，甚至有了直接的发动和组织的手段。互联网给予社会的影响已经远远超过了传统的新闻舆论监督的第四权。每一个人都可以向全世界发出他的声音，发出他的不同见解。更重要的是，他可以轻易地寻找，集合他的志同道合者，组织起来。网络成为一种力量。

现在的Facebook, Twitter, Google, YouTube等, 在中国大陆是被禁止使用的。一个真正有新闻自由的国家，应该有真正的网络自由。

戈培尔（Paul Joseph Goebbels，1897－1945）是纳粹德国时期的宣传部长，被称为“宣传的天才”，以铁腕捍卫希特勒政权和维持第三帝国的体制。戈培尔的名言“谎言重复一千次就成为真理”（德文：Man muss eine Luege nur oft genug wiederholen, damit sie zur Wahrheit wird. ）。

纳粹德国常常被人贬为极权国家。何谓极权？最通俗的诠释就是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换言之，权力无所不管，一切事务都要以权力意志为转移。就媒体而言，纳粹政权无所不管，从报纸到杂志，从广播到电影，刊登什么播放什么，什么时间段等，都由宣传部决定。

纳粹政权指定“政治学习”的作品：《不要相信狐狸，不要相信犹太人》（Trau keinem Fuchs auf grüner Heid und keinem Jud bei seinem Eid – Ein Bilderbuch für Groß und Klein ，1936, Elvira Bauer）和《毒蘑菇》（Der Giftpilz ，1938, Ernst Hiemer und „Fips“)

宣传的审查权却牢牢地攥在戈培尔的手里。纳粹上台之初，德国的收音机普及率不高，一时间也没法让家家户户都很快拥有一台收音机。于是当局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下达了集体收听广播的命令。大伙在一起收听广播，谁也不能把耳朵塞了起来。因此，国民们连耳根清净的自由都没了。而且，许多广播节目被安排在上班时间播出，在播出的时候，人们必须放下手头的工作收听广播。

即使广播的时候你是在咖啡厅或者餐馆，那也不会成为漏网之鱼，因为像餐厅、咖啡馆之 类的所有公共场所，都必须配备收音机。而对于行人来说，街头的扬声器照样会把纳粹党的声音传送到你的耳朵里。从这个角度而言，纳粹政权确实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在当时，没有哪个国家有德国那么密集的无线电覆盖度。

戈培尔对新闻的管制，细致入微。当过新闻记者的夏伊勒这样写道：“每天早晨， 柏林各日报的编辑以及德国其他地方的报纸的记者，都聚集在宣传部里，由戈培尔博士或者他的一个助手告诉他们：什么新闻该发布，什么新闻要扣下，什么新闻怎 么写和怎么拟标题，什么运动该取消，什么运动要开展，当天需要什么样的社论。为了防止误解，除了口头训令外，每天还有一篇书面指示。对于小地方的报纸和期 刊，则用电报或信件发出指示。”

堂堂第三帝国的教化和宣传部就如黑帮一样偷偷行事，把每天规定的这也不能报道那也不能评论的指令，当成纳粹党国的秘密。按照纳粹德国刑法典的规定，“泄露国家机密者，处死刑”；“以泄露为目的，而着手取得国家机密者，处死刑或无期重惩役”。

“南方粥”既没有“泄露国家机密”，又不是“毒蘑菇”，何必使之成为敏感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