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盛友：海归的精神与使命

------ 读朱偰先生《天风海涛楼札记》有感

读了留德前辈朱偰先生的《天风海涛楼札记》（中华书局，2009年6月，ISBN 978 - 7 - 101 - 067200），感慨万千。
《天风海涛楼札记》是朱偰先生于1947、1948 两年为《中央周刊》专栏所写的文章总名。 20世纪60年代前半期，朱偰先生又写了一些札记性文字，后将这些新写的札记与已经在《中央周刊》和重庆《新民报》上部分文章汇为一集，统名《天风海涛楼札记》。

1929年夏，朱偰先生由北京大学毕业，考取德国柏林大学研究生。当时的柏林大学以哲学、社会学、经济学最为发达，费希特、黑格尔、康德等都先后在那里执教过。朱偰先生学经济，专治财政。几年的留学生活，朱偰先生所交游者，多为文学之士，如滕固、冯至、徐梵澄、蒋复璁、姚从吾、王光祈、朱自清等，据他的札记，他在柏林的寓所，成了当时华人学者的文艺沙龙，也就是在这段时间，他结识了应德国东方艺术会邀请，到柏林演讲《中国绘画六法论》的刘海粟，并终生成为至交。

我把朱偰先生他们称为中国第一代海归（清末民初），他们回国后为中国各领域的现代化奠定了基础。第一代海归怀有典型中国知识份子的家国理想，他们的使命感和命运都化成了血液，融入了祖国的独立、民主、富强。

第一代海归，像朱偰先生他们在欧美的经历，获得的最大财富恐怕不仅仅是专业技术，更重要的是他们获得独立人格、自由思想，形成和体现了一系列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你不出国很难认识，很难成为自身的人格。
朱偰先生留学德国，学习德国精神，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哲学对他有深刻的影响。德国这个国家，在文化守护和民族记忆上是非常值得我们中国人学习的。所以朱先生的这种精神，也不能说和他的留学生活没有关系。
这种精神就注定了朱偰先生后来成为“右派”、 称为“一个城市的保护神”。

朱偰先生1932年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后回国，1933年任中央大学经济系主任，后入国民政府财政部。1949年以后，历任南京大学经济系教授、江苏省文化局副局长。
1957年朱偰先生因为保护南京古城墙而被打成“右派”，戴着那顶沉重的“右派”帽子，朱偰先生到农场接受劳动改造、种地、割麦、垒猪圈、拉板车样样都干，一两个月不回家那是常有的事。在这种长时间的孤立、寂寞、孤独的情况下，唯一能使他忘却痛苦的就是写作。
文革爆发，朱偰本人遭受批斗、游街、写检查书、认罪书，被人任意打骂。因难以忍受非人的残酷折磨，朱偰先生于1968年7月15日含冤、含恨、愤而辞世，终年61岁。

1978年，在追悼朱偰的大会上，终生至交刘海粟先生送去的挽联：“真理长存，铁骨丹心昭百世；是非论定，文章经济耀千秋。”

1949年中国共产党建政以后的海归，以钱学森为代表，他们的使命感和命运都化成了血液，融入了祖国的“科技强国梦”。 1950初期，中国的一切都百废待兴。当年的2500多名海归，最终将个体命运与民族国家的科技兴盛紧密结合，注定他们要放弃舒适的欧美生活，用他们的爱国主义与科学精神来完成他们的海归使命。

如果把中国当作祖国，在国内的人，你可以嘲笑甚至可以辱骂钱学森在大跃进时“卫星上天”的行为，“亩产几十万斤”的超左谎言，但是，我们这些滞留在欧美的人，根本没有半点资格，尤其那些曾经是公派留学生，花费过国家钱财的人。

写于2009年11月8日，德国班贝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