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根龙说李震死于江青施压

山东枣庄发现匿名信，内容与“中国共产党中央非常委员会”案类似，即是匿名信中有反对文化大革命，咒骂中央领导人的内容。李震奉命去山东枣庄调查的一个月后自杀。

李震自杀前，周根龙（时任海军政治部保卫部长）曾到他住所深谈。周根龙（右图）因坚持实事求是，几次遭遇政治危险，幸有同样注重实事求是的李震相救。因此二人有着肝胆相照的情谊。

在周根龙印象中，李震平时跟他在一起都谈笑风生、非常潇洒，而最后这次谈话却面带憔悴，一改往日风貌，似有难言之苦。周根龙在题为《我的记忆我无权带走》的回忆录中，记下了李震与他的最后一次面谈：

他出事前，在他的住所，我们有一次相会，在交谈到深处，流露了自己的苦衷，他说：“公安工作面窄，但很复杂……某某（江青）好狠呀！要打我为反革命……”这几句话留存在我的心里几十年了，除了我的妻子一直没有对人说过。李震是个谈笑风生，非常潇洒的人，这次谈话一改往日风貌，明显地看他面带憔悴，感到他有难言之苦，但决没有想到会出这样的事。

李震自杀后，周根龙就一直认定枣庄一案是导致李震自杀的重要原因。周根龙有一本自印诗集，他给很多熟人题过诗，却没有单独为李震写过一首。不过他在一首诗中提到“山东枣庄”案。2012年5月6日，周根龙写《黄森画展观后感怀》一诗。诗中提到黄森、李震，他们同在北京市人民机器厂支左两年有余，周根龙却不知道黄森是一位画家。他诗中有两句：“枣庄事发走太急，一切尽在不言中。”此诗注解：“山东枣阳（庄）陷害老帅等一案事发，李震同志受牵连被迫害致死。”周根龙将《黄森画展观后感怀》一诗收入《周根龙诗词集》中，对诗和注释都有改动。他将“枣庄事发走太急”改为“枣庄冤屈人共愤”。在该诗注释中，周根龙写道：“枣庄冤屈是指江青诬告叶剑英等老帅的一大假案，公安部长李震奉命到现场调查，提出反证，受诬陷被迫害致死。”李震在与周根龙的最后一次谈话中，说江青竟然要把他打成反革命。这显然不是随口说说，而是有所重托。周根龙本着“我的记忆我无权带走”的精神，如实写出李震最后的遗言，就是用纸和笔在为李震鸣冤。

周根龙意识到出了事，但没有想到事情会出在李震头上。过了两天正式宣布，还传达了周恩来关于“李震怎么会自杀”的话。周恩来对李震在公安部的工作是满意的，他的脑子里装的都是他杀，而不是自杀，所以才有苏振华对周根龙的那一番话。

但是周根龙认为，如果李震自杀，一定是被江青的诬陷害死的。周根龙用“枣庄冤屈人共愤”的诗句，表达他为李震伸冤的决心和态度。

李震与周根龙的历史渊源

周根龙老家山西临汾，13岁参加革命。他一入伍就在政治保卫队，参加第一次战斗就遇上让他难以忘怀的一个疑案。战斗打响前，特务连作为团后卫，接收了团政治处送来的七名“敌探”，由周根龙所在班看守。担任前卫的5连与敌人接火后，团里紧急决定，为防止“敌探”乘机逃跑，全部枪决。周根龙望着倒在路边的七具尸体，心想他们都是汉奸吗？我们作为后卫，难道非得采取紧急措施吗？他在回忆录中写道：“若这七个人都是敌探，是应得的下场，如果其中有冤者，（我的回忆录）也算是对冤者的一种告慰吧。”

周根龙16岁担任译电员，他并不满足天天同十个数字打交道。三年后他出任机要科副科长，自行设计一本词典性质的密码本“统密”，这在太岳军区机要工作史上还是首创。抗战胜利后，周根龙调任太岳军区保卫部一科干事。他审的第一个案子是破坏军工厂案。嫌犯开始不承认，突击审讯后认罪。周根龙在报告上形容嫌犯的面部表情“惊恐状”。齐科长看出了问题，他亲自复审，嫌犯推翻了所有口供。周根龙才知道自己犯了逼供信的错误。他32年的保卫工作经历，这第一个案子印象极为深刻。

太原战役结束后，周根龙被任命为60军政治部保卫科长，他悟出了“说实话，创实迹，底为根”的人生真谛。

四川绵阳解放后，周根龙出任绵阳市军管会第一任公安局长。

1950年1月，周根龙调任军保卫科长。1月5日，他为副军事代表，宋佩璋（179师政治委员）为军事代表，负责整编国民党新编12军。其1师副师长李泽儒煽动叛乱，2师4团少数反动军官杀害军事代表平仲山、连军事代表朱某某，拉走了队伍。叛乱很快被平息，李泽儒等七大匪首被枪决，军长彭杰等几个头面人物审查一段后也被枪决。刑场验尸，周根龙发现朱光诲（机要科长、彭杰亲信）的袜底有一封遗书，上写：“……你们这些操生杀之权的人，看看国家颁发的《共同纲领》多少条……军长彭杰等人未参加叛乱，被判死刑是冤枉的。”周根龙反思朱光诲的“死诉”，认为有一定的道理。叛乱前，朱光诲的笔记本上有一首诗，从内容看有些可疑，但还构不成一首反动诗。当时地下党员反映有的军官散布反动言论，对武器入库不满……但并不能说明与叛乱有什么联系。周根龙认为叛乱只是局部性质，没有证据表明是新编12军全军性的叛乱，也看不出彭杰等主要领导人在幕后有什么阴谋活动。周根龙说：“让历史回归本来的面目，是后人的责任。不管过去多少年，错了就要纠正，应该勇敢地担当这个责任。”

那一段时间，周根龙夜以继日地破案，连续破获17个大案，忙得甚至连到车站接老婆孩子都忘了。三反五反，周根龙由紧张的侦破工作转入“打老虎”。军区政治部挖出三个科一级的“老虎”，一个偷自行车，一个嫖娼，一个吸大烟。周根龙将收缴的短枪、毒品都及时移交了，但没有索要收据。枪和毒品都在，没什么纠缠。罪犯赵良忠被枪毙后，其金银悉数退还其妻邓外桃。而此时邓外桃在香港，得不到证明。有人借机想挖周根龙的“金老虎”。周根龙想起被遣返原籍河北的郭秀存，她当时与邓外桃同居一室，是知情者。郭秀存很快回信证明，邓外桃赴香港时把金银放在高跟鞋底，同时转告了邓在香港的地址。邓外桃说的与郭秀存说的完全一致。这样，周根龙不但没有被打成“金老虎”，反而成了出污泥而不染的典型。这也是李震信任他、重用他的缘由。

1957年反右时，周根龙任三兵团兼旅大警备区保卫部副部长、兵团“反右”办公室副主任，主持“反右”办公室的具体工作。保卫部干事李关伟因一些言论受到批判，周根龙没有表态。兵团政治部党委会上要定李关伟右派，列席党委会的周根龙提出反对意见，认为李关伟只是认识问题，不应打成右派。反右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一个接一个发言，都同意周根龙的意见。会后一位资深党委成员向周根龙表示，他是违心的，还有好几个部长也流露出这种心态。于是，周根龙好心找领导反映，第二次说了实话。

由此引发的严重后果是周根龙完全没有想到的。领导上纲上线，指责他背后煽动反党委、反领导。随后政治部张主任在营以上干部大会上突然袭击，展开对周根龙的批判。周根龙如实阐述，据理力争。到会的多数人持公正态度，认为领导讲的与事实不符。会议不了了之，领导下不了台。张主任把周根龙叫到办公室个别谈话，动员他承认有“温情主义”色彩。周根龙明白这是要拿他当铺垫，他们好下台。年轻气盛的周根龙没有给领导这个面子。

沈阳军区如何批？关系到周根龙的政治命运。如果批李关伟右派，周根龙的问题性质就变了，变成包庇右派分子李关伟了。如果不批，有事也没事了。周根龙交代承办人刘镜在报告中列上两条：一是按照兵团党委成员的意见办，定李关伟右派，二是把李关伟的“错误言论”原始件附上。

李震时为沈阳军区政治部主任，他和尚景?（沈阳军区保卫部部长）非常重视，李震亲自出面做周根龙的工作，嘱咐他不要把关系搞僵。同时李震征求了三兵团党委的意见，并叫路文浩（三兵团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到沈阳来当面交底。各方面的工作做好后，李震否定了三兵团政治部党委的意见，李关伟只是一般说错话，不定右派。经周桓（沈阳军区政治委员）审批，李关伟没有被定成右派。如果不是李震亲自把关，李关伟的右派跑不掉，而“包庇右派”的周根龙不仅会被扣上反领导的罪名，还很有可能也被打成右派。当然周根龙也不是皆大欢喜，反领导的余音尚存。

1960年补调军衔，周根龙符合晋升上校军衔的条件，却没有调整。这时总政治部法院院长钟汉华和青年部长高天辉找周根龙谈话，拟将他调到总政治部保卫部任保密处副处长。周根龙到职后，改任保卫部办公室副主任兼党委秘书。他第一次参加保卫部党委会，部长蔡顺礼宣布第一项议程，讨论周根龙由中校军衔晋升上校军衔，结果一致通过。很快军委就公布了命令。周根龙不仅补调了上校军衔，还有力批判了挟嫌报复的恶劣行为。这一切都源于李震的出手相救，周根龙认为李震是他的贵人。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李震和周根龙都是说实话，办实事的人。很多年后，两位整过周根龙的领导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挨了整，他们重聚时谈起往事，领导说：“老周，反右我错了，你是正确的。”周根龙说：“不是什么正确，只是说了实话，我们还是朋友。”

1965年罗瑞卿、1966年梁必业（总政治部副主任）相继被揪出来后，史进前（总政治部保卫部部长）成了第一个被揪出来的总政治部二级部部长。保卫部联名抛出大字报，题名《史进前的反党黑货》，天天有人签名。保卫部只有三个人没有签名。郝苏（总政治部保卫部副部长）说：“我反对被冠以史进前黑司令部副司令，所以没签名。” 丛昌裕（总政治部保卫部处长）说：“我跟着‘副司令’走，他不签，我也不签。”周根龙（总政治部保卫部二处处长）说：“我认为这张大字报列举的史进前反党言行与事实不符。”周根龙没有就事论事，而否定了大字报的内容，于是他成了保卫部的重点批判对象。

祸不单行，不久周根龙又被扣上反林彪的帽子，立案审查。孙木（空军政治部创作员）到周根龙家串门，说“贺老总山头被削平了”。孙木因此被定为现行反革命，牵连到周根龙。在持续一年多的审查中，周根龙始终坚守没听到这一句话的防线，没有作证交待。这样造反派就给他扣不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最后总政治部军管小组、保卫部领导、专案组三方找周根龙谈话，发配他到山西总政五七劳动学校，继续接受审查。

1969年7月，周根龙和妻子即将动身时，福从天降，调周根龙到北京市人民机器厂支左。周根龙到负责支左的北京卫戍区报到时，得知是李震点的名。北京市人民机器厂是谢富治的联系点，李震非常重视，从公安部、北京市委、北京军区等单位抽调83名干部，周根龙是半路插进去的。总政治部军管小组不放，说周根龙有政治错误，正式立了案，还没有了结，他还要继续接受审查。李震回话的口气很硬：“周根龙有错误也要。”看来李震一直在关注周根龙。周根龙被审查时他救不了，周根龙即将发配，这是救他逃出事非之地的最佳时机。李震在军宣队有两个职务，党委书记和军宣队政治委员，他把军宣队政治委员的职务让出来，由周根龙担任。朝夕相处两年多，李震始终没有向周根龙表露是自己救的他。周根龙称李震帮助他过了人生道路上一大险关，是他人生路上遇到的一位心底无私一心为公的真正大贵人，贵人相助的典范，一点也不过分。

在军宣队，李震是党委书记，李学毅（军宣队队长）和周根龙为副书记。纠正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周根龙几乎每星期都要向李震口头汇报一次。李震指示非常具体，解决问题非常认真，他这个党委书记是实打实的，不是挂名的。

1971年10月，军宣队从北京市人民机器厂撤离，李震找周根龙单独谈话。他完全出于对周根龙政治上的爱护，千嘱咐、万叮咛：“公安部不留你了，总政治部也不要回，北京卫戍区那些显眼的地方也不要去，你是沈阳军区来的，还是回沈阳吧。”李震以“你死我活”四个字揭露派性的严重危害性，他自己也多次提出要回沈阳军区，只是不能如愿。李震亲自给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副主任田维新写信，介绍周根龙支左的情况，建议他回沈阳军区安排工作。此时总政治部已经被军管，原总政治部的老人基本不用，但也没有放周根龙回沈阳。在近一年的时间里，周根龙处于待业状态，无人理睬。

1973年，海军政治部保卫部长易人，杜义德（海军政治委员）提名，周根龙被任命为海军政治部保卫部部长。

1975年4月，周根龙调回总政治部，担任保卫部副部长。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根据邓小平“掺沙子不行，要改组”的指示，总政治部干部部改组领导班子，周根龙调任干部部副部长……

周根龙离休后，以司马迁为榜样，奋笔疾书10年。其间他三次犯病，一次比一次重，是“无权带走的回忆”支撑他最终完成了上下两册回忆录，回忆了他一生，以及他一生中接触的人和事，尤其是留下了李震的临终之言，为研究李震之死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

应还李震以本来面目

1971年10月，李震结束军宣队的工作，担任林彪专案的主要负责人，开始审讯“九一三”案犯以及知情者，他多次审问过黄吴李邱，至于江腾蛟、李伟信、李文普等重要知情人，他即使没有亲自审过，也看过他们的供词，以及大量背景证言。

1973年8月20日，中共中央批准《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但是毛泽东并没有批“同意”，甚至连个圈也没有画。看来老人家是不满意这份报告啊，作为林彪案负责人，李震心中能不打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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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涉及林彪案的有关工作人员团河学习班的一年期限到了，负责林彪案并管理团河学习班的李震却自杀了。团河学习班成了无人关照的孤岛。张云生认为李震可亲可敬，但又可怜可悲。他的死与他负责林彪专案脱不了干系。林彪案事关重大，疑点颇多。李震办事过于认真，他的实事求是触犯了“最高”，与上层产生了不和谐音，他可能发现走进了政治死胡同。绝望之下，李震只能以死解脱了自己。在那段文革史中，他扮演了一个没有前途的角色。他的出现和消失，本身就危机四伏，充满着疑惑。

周根龙（上图为遗像）认为：李震自杀时正是江青等人叫嚷批林批孔很凶的时候，实则批“周公”，其罪恶用心，难掩耳目。李震作为公安部长，自然是很敏感的。他的一切工作和行动证明，他是维护周恩来、邓小平的。有人想把他往林彪那里拉，说他是林彪“党羽”。他自杀要是能成立，只能说在这种压力下被迫走上绝路的。“四人帮”被粉碎后，还有人说李震是“四人帮”那个圈子的人。周根龙认为这都是诬蔑诽谤之言，应该坚决彻底地推倒，还他以本来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