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说，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一个民族只是关心脚下的事情，那是没有未来的。真正的大学不在高楼大厦，不在权威讲坛，不在那些嚣张的东西，就在每个灵魂的生命里，就是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就是超越的对话与交流，形成一种学术氛围，一步一步蔓延，把越来越多的人包裹在其中，真正的大学就形成了，很快就会变成了一场文化运动，就会有一批真正有智慧的精英起来，整个国家就有了希望。
▋关注天空，还是关注脚下？
中国到底有没有真正的大学？我的回答是，百年中国的绝大多数时候，尤其是近20多年来，并没有一所真正的大学。真正的大学是什么呢？我要讲远一点。孔子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他建立了一个学校，通过它普及了一种理论，世世代代传下来。公元前5世纪前后，世界上有几大文明各自形成自己的经典，把各自民族的文化用文字传承下来，于是全球进入了轴心时代。今天，西方人之所以强大——他们后来超过其他所有的文明古国，尤其在全球化时代，一种强大的力量逼迫着其他文明去改变自己，去迎合它，这种力量从哪里来的？是从大学来的。越是文明的社会，越是需要有一批专业学者来构造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成为所有社会成员的文化认同。而这些有智慧的知识精英形成的共同体，就是大学。▋这样的大学从什么时候开始呢？
西方最早在柏拉图时代，就建立一个叫AcaDemy的东西，柏拉图的AcaDemy要干什么呢？西方人认为，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并不是最重要的，它背后有一个抽象的能够用数学、用逻辑、用语言精确表达的Logos，按今天的话，一种规律、一种规则，那才是万物的根本。只要把握了这个Logos，把握了万物的规律，你就把握了万物。这种柏拉图的信念，也就是古希腊哲学的基本精神。
这与其他思想不同，尤其与中国人注重直觉与感性思维不同。中国的农业文化相信，我们的直觉、感悟，我们在人和对象之间建立一种生动的、感性的、直觉的关系，这是中国人的特色。而在柏拉图时代，他鼓励他的学生去寻找万物背后的逻辑、数学、几何学，从这些抽象的理念、概念里探索万物的和谐秩序和规律。柏拉图的这种智慧，传到亚里士多德，传到亚历山大时期的科学，传到罗马时代的法律，一直传到中世纪的基督教神学。
所以，西方精英们从一开始就相信，社会必须有一种超越任何个人意志，超越物质外表的一种道理、一种规则、一种规律、一种秩序，它虽然抽象，却严格遵守逻辑、数学与实证的规则。这就是希腊理性思维，这就是柏拉图的Acaemy留下来的精神，这就是现代大学精神。四大文明古国都是自然主义的文明，人们的生活完全依靠大地、天空，靠四季轮回、靠土地里面长出的东西来养活人，依靠自然生态的循环。但是与柏拉图对应的希腊文明是另外一种文明。商人们航行在单调枯燥的海上，跟农民以感性的方式直接与大地接触不一样，他们看到的除了茫茫大海，就是太阳、月亮、星空，于是他们的天文学、几何学就很发达；商人总是盘算着数字比例关系，于是数学思维很发达，毕达哥拉斯主义就产生了；航海与贸易需要发达的手工业，而手工业制品通过商业推广又更加发达，手工业的发达导致了原子论的产生，机械唯物论的产生，导致了最初的分析式的自然科学的产生。我们知道，今天西方人除了以科学作为改变世界的有力工具外，还有一个东西用在处理人和人的关系上，这就是法律。西方人主要通过法律，通过契约，通过社会公德，通过每一个人心中把握的客观尺度来约束所有人的行为。这种法理思维，跟自然科学思维如出一辙，相信所有个别事物之上，有一个抽象的规则、法则和规律在支配着一切，而且这种抽象的规则是能够以严格的逻辑和数学方式表达的。
今天西方人强大的奥妙，就是两个东西，一个科学，一个法律，都是从希腊哲学演变而来的。这两个东西看起来好象不一样，法律是管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规律是管自然万物之间的关系的，但在西方语言中是一个东西，都叫Law。它们都是从柏拉图那里来的，相信万物背后有一个普遍的共性在起支配作用。这东西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只能用人的理性思维去把握。大学就是柏拉图的那个AcaDemy延续下来，到中世纪就是经院，近代就是University，执著追求万物背后的规则，相信道理越争论越明白。这种把求知当作最高追求的人生态度，几乎体现在每一位哲学家身上。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说，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一个民族只是关心脚下的事情，那是没有未来的。▋谁都不代表真理
亚里士多德说：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谁都不代表真理，老师也不一定有真理；真理高于一切，在一个看不见的地方，每一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理性去领悟真理。我们每一个人都生活在吃喝玩乐中间，柴米油盐酱醋茶中间，生活在世俗生活中间，但是如果只有这个的话，这个民族是不可能拥有最高的文明。近代欧洲城市里，总有一个中心是Acaemy ，或者是University，它们在整个社会当中起着核心作用、灵魂作用。所以一个成功的现代国家是不可想象没有大学先立起来的。我的结论是，西方现代文明是城市运动和大学运动，现实操作和理想引领，两个东西的呼应才产生的。事实也是这样，文艺复兴之前就有博罗尼亚大学，法国的崛起有巴黎大学，英国的崛起有牛津剑桥，美国的崛起有哈佛。十九世纪初德国要崛起的时候，就有柏林大学。当时德国四分五裂，被拿破仑打得呜乎哀哉，割地、赔款、求和，穷得不能再穷，窝囊得不能再窝囊了。一位最有远见的人物是洪堡，他影响了普鲁士皇帝，相信民族崛起的关键是民族的精神崛起，而精神崛起的最高手段就是大学。洪堡成为内阁当中最重要的人，他建立了柏林大学，柏林大学的首任校长就是哲学家费希特。
我们都知道，日本仅仅是一个小小岛国，自古笼罩在中国文化的阴影里面，可是今天它比中国强大。为什么它会有今天？1868年明治维新开始时，日本的水平远远不能与中国比，可是有一个关键人物叫福泽谕吉，今天日本钞票最大面额是一万日元，上面的那个头像既不是天皇，也不是任何政治军事人物，而只是一位只写了几本书，办了一份报纸，办了日本第一所大学的福泽谕吉，这样一个人成了现代日本民族的灵魂人物。他说，一个民族要崛起，要改变三个方面，第一是人心的改变，第二是制度的改变，第三是器物与经济的改变。这三个方面的顺序，应该先是心灵，再是体制，最后才是经济。把这个顺序颠倒过来，表面上看是捷径，但最后是走不通的。近代日本基本上按福泽的路走的，它成功了。同一时期的中国，却走了一条福泽谕吉预言走不通的路。辛亥革命以后，制度的除旧布新看起来已经没问题了，可是整个社会却陷入水深火热、军阀混战之中，打倒一个皇帝，出现无数个土皇帝。人们在绝望的时候，梁启超发现日本人早就说出这条路走不通，才倡议新民运动，这可以说成为中国的20世纪全新的开始。文化立国，教育立国，我们知道，新文化运动是20世纪中国或者说现代中国的真正开端。这个开端最具标志性的事件就是蔡元培手下的北京大学变成了一所真正的大学。蔡元培从德国回来，以柏林大学模式拿来治理北京大学，只几年时间就把它变成一所真正的大学，变成整个民族精神的摇篮，从而开创了中国的20世纪。对此，我们无论怎么高的赞美都不为过。蔡元培可以说是20世纪中国真正伟大的一个人是一个新时代的旗帜。新文化运动之后，孙中山以列宁主义模式，以三民主义的意识形态，来改组国民党，建立了黄埔军校。黄埔军校跟军阀不一样，军阀是为了地盘，为了直接利益打仗，而黄埔军校是为了一种民族主义信念而打仗，有了一个比升官发财，吃喝玩乐更高的理念，凝聚一个集体，形成一个组织，建立一种制度。蒋介石一生的权威，都来自于他是黄埔军校的校长。所以，在中国没有大学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准大学，介于大学与军阀之间，这就是黄埔军校。八年抗战中在大后方组建的战时大学，以西南联大为代表，也包括当时的武汉大学、中央大学、交通大学、浙江大学，这五大名牌大学共同培育了抗战中一代民族精英。这是一些真正的大学，即使处在穷山恶水间，在漏雨的平房里，在破庙里，在茶馆里，却毋庸置疑地构成世界上最一流的大学。在破庙里，在最简陋房子里的西南联大就是世界一流的大学。国民政府无论多么腐败，但在抗战八年间，它把仅次于军费的第二大财政开支放在教育上面，比政府的行政费用都高。这是什么概念呢？国家都要完蛋了，大学还能办吗？当时有很多人说，大学就不要办了，年轻人还呆在学校干什么？赶紧打仗去，救国家去。如果说要办大学的话，那也是化学系教造火药，物理系教造枪炮，力学系教造桥梁，外语系就培养翻译官，哲学系就培养政治教官吧。可是，当时蒋介石居然听从了少数人的意见，大学该怎么办还怎么办，在整个抗战时期，大学不仅没有萎缩，而且人数成倍增加，大批年轻人跑到大后方去上大学，巩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根基。我可以下一个结论，中国20世纪所有的骄傲，都归结到中国能够在最绝望的时候，有很少的一些中国人，他们能够办起几所大学或准大学，支撑起整个民族的文化。中国20世纪最大的骄傲都归结于北大、黄埔、延安，以及西南联大为代表的战时大学。而中国20世纪所有的不幸，所有的悲哀，所有的愚蠢，就在于在平常时期几乎完全没有真正的大学，没有完整人格的修养所，只有人才培训机构，只有培养工具，培养听话的螺丝钉的地方。▋内心的崛起
如今，在我们中国一切都要有用的，大学也要有用的，所有的专业都要有用的，连人都要有用。可是，真正的大学是没有用的，因为大学是培养人的，人不是要为人所用工具，人本身就是目的。用俗气一点的话说，人是老板，人不是人才，不是打工仔。我说的老板，是自己知道该怎么做，而且能够指导别人怎么做的人。中国没有老板，有老板也是跟着别人跑的，最终来说仍然是人家的打工仔。所以中国今天没有在世界舞台上呼风唤雨的人物，没有领先的潮流的领域、品牌、标准。我们用尽了资源，造成了不可挽回的环境破坏，更大的破坏是人心灵的瓦解，内心世界自信心和创造力的完全丧失，只有依附于外部智慧，去换取满足欲望膨胀所需要的消费资料，换取GDP数字的增长。
这种接轨所造成的对西方依赖的程度是惊人的。中国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在西方卖高价钱，在欧美，中国制造是低劣的代名词，你做得再好，再漂亮，你也只能卖到别人价格的一个零头。中国必须改变这条道路，必须要有自己的大脑，自己的智慧，要有自己真正的大学。未来中国的唯一出路是文化立国。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都熟悉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路。过了N年以后，终于有一批知识分子出来说，制度建设也是关键，制度建设比经济建设更重要。然而，中国人却无法能够接受内心深处的改变，而这是一切问题的真正关键。
所以，我说中华民族的崛起取决于大学的崛起，而今天中国大学的崛起还相当遥远。怎么办，我们能做的只有自己内心的崛起，现实中没有真正的大学，但我们可以做一个真正的大学生，在自己的心灵中，在自己行动中，营造健全的大学生活。
真正的大学不在高楼大厦，不在权威讲坛，不在那些嚣张的东西，就在每个灵魂的生命里，就是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就是超越的对话与交流，形成一种学术氛围，一步一步蔓延，把越来越多的人包裹在其中，真正的大学就形成了，很快就会变成了一场文化运动，就会有一批真正有智慧的精英起来，整个国家就有了希望。
至于法律，中国司法倒退严重，连中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都在“向司法独立亮剑”
民国时代的大学是什么样？民国时代的大学教授什么样？民国时代的大学学生什么样？
如今当权者能容忍那样的大学？那样的教授？那样的学生？
作者朱学勤简介
朱学勤，1952年9月出生于上海市。复旦大学史学博士、哈佛大学访问学者，现为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上海和平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领域：社会思想史，目前从事的课题有近代中国社会变迁与渐进变革思潮等。编著有：《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从卢梭到罗伯斯比尔》《风声·雨声·读书声》《书斋里的革命》《中国与欧洲文化交流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