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理想是到家乡书店当店员

湖南省委某副书记捎信叫我到湖南去玩，他是我抗大的同学，实际上是叫我到湖南电影制片厂拍纪录片。我带着我的“反革命”摄影师（八一厂里居然给我们开了介绍信）。先到了广州，然后到长沙。这位省委副书记说：“找你来，是想让你把湖南厂搞起来，你调湖南来怎么样？房子、政治结论都给你解决。”我想也没想就拒绝了。我虽然有了自由，但还没有落实政策，而且心灰意冷。过去当导演挺出风头，一呼百应，这一“关”十年，八一厂不会让我干导演了，我自己也不想再干导演，一心想回老家。还没放出来我就想好了，决不再干“业务”。可种地我不会，当农民养不活自己，干体力活我也干不动了，今后就是到书店去，当个店员，决不当老板，不用负任何责任。书店干净，还老有看不完的新书，那才是神仙过的日子。

想归想，我仍是“黑人”，被不死不活地“吊”在家里，不许乱说乱动，不许进城。我不管，放出来的第二天我就进了城，排队买了一张月票。那时身上钱也不多，只能买最便宜的市区月票，以后每个月我都去排队买月票。到北京那么多年，过去因为忙，和老战友“老死不相往来”，北京的好多地方也都没去玩过。现在有了时间，有了月票，我拼命坐公共汽车，每天算计坐了多少次车，月票“赚”了多少钱，然后心满意足地回家。

终于盼到给我补发工资了。几千元，补的不多，不过在那时就算多的了。问我是要支票还是要现钱，我马上说我要现钱，好久没见钱了，真想！会计说那你明天再来。第二天我当场点清，往书包里一放。有这么多钱了，我还不甘心，又补了一句：“你们替我存了这几年，利息呢？”我知道说也是白说，利息当然是没有，能把这一大笔钱拿回家，就已经把我高兴坏了。我决定马上买一台电视机。八一厂驻地六里桥买不到，我跑到菜市口、西单，反正管不住我，我买回一台14吋北京牌黑白电视机。经过监狱的非人折磨后，能舒舒服服地坐在自己的家中看电视，虽然还是做酱油的“牛棚”，那也是我做梦也没梦到的神仙日子。

李德生整顿八一厂得罪江青

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不断指示解放干部，凡是军队系统的，一般都批给李德生办。1972年国庆节，一大批党政军高级领导干部参加了国庆招待会，名字见了报。1973年8月30日，中共十届一中全会，李德生当选党的副主席。他和总政治部临时党委研究确定，着重抓总政治部直属单位的整顿。那时总政治部直属单位除解放军艺术学院被撤销外，还有解放军报社、八一电影制片厂、军事博物馆、总政文工团、军乐团、八一体工队、解放军出版社、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等，这些直属单位在文化大革命中搞了“四大”，形成两派。许多领导干部被打倒，新的领导核心还没有形成，业务工作几乎停顿。李德生和总政治部临时党委决定，直属的三个军级单位，八一厂、解放军报社，军事博物馆，先抓八一电影制片厂。为什么先从八一厂抓起呢？李德生说：不仅因为八一厂重要，而且它在文化大革命中几经反复，是一个老大难单位。整顿八一厂，是总政治部的职责，也符合中央当时的精神。这本来是总政治部的正常工作，没想到却得罪了江青。

李德生亲历了江青的种种不堪。江青、张春桥在海军党委扩大会上，毫无根据地指责萧劲光“上了林彪贼船”。江青毫无根据地追查空军一位领导同志调查她的历史，她诬陷成钧（空军副司令员）是“反革命”，后来在会上只说了一句“对不起”。江青想整谁就整谁，草菅人命，连她的秘书也难以幸免。她指责毛主席的一位护士是“反革命”，要立即处理。汪东兴和李德生商量后，将这位护士安排在总政治部门诊部。他在回忆录中写道：“过去，我不认识江青，也不了解她的情况。文化大革命初期流传她的不少讲话，随便点名，乱加罪名，开始我由于不了解情况，以为她点的那些名，可能有什么背景。后来她点安徽省文联副主席刘秀山的夫人马野林是反革命，而我们了解的情况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就觉得她的讲话太随便，有时信口开河，不能随便听信，对她多了一些戒备。出于对毛主席的尊重，我对江青那种飞扬跋扈，狂妄言行，虽然很看不惯，也只能对她敬而远之，并未更多地往深处想。”前面提到李德生在八一厂第一次面对面遭遇江青的蛮不讲理，他采取了叶帅敬而远之的办法，已经得罪了江青。现在他又大刀阔斧整顿八一厂，江青对他恨之入骨。

李德生派观察组进驻八一厂

1973年9月，李德生从总政治部机关抽调了三名干部，又向李先念副总理管的国务院借了三名干部，张沛（人民日报社）为观察组组长，还有张广友、于重英。李德生说：“你们这个组到八一厂，不是去处理任何问题的，而是为总政治部解决八一厂的问题提供第一手材料，因此叫观察组比较合适。”9月15日，观察组进驻八一厂，找各方面代表70多人个别谈话，或者召开座谈会，查阅各种资料，调看八一厂过去拍的故事片，逐渐形成比较客观的看法。观察组认为，文化大革命7年来，八一厂的问题确实积累太多，全厂包括战士在内1100多人，竟有111人在清队中受到审查。大批干部被打成走资派、现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漏网右派、特务、叛徒、地富坏分子、“三名三高”、黑线人物……，有的被揪打、关押；有的被遣送回乡监督劳动；有的调出厂改行；有的劳改；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死。其中44人被定为敌我矛盾，240多人受到复员退伍处理。加上被专政、被下放的人，占到全厂总人数的一半。

观察组先后向李德生反映了有关八一厂几个关键问题。

关于八一厂“文艺黑线专政”的问题。八一厂“文艺黑线”的代表人物是原厂长陈播，现在还戴着“反革命”的帽子。陈播1937年参加革命，一直从事部队文化工作，担任过文工团团长、战斗剧社社长，导演过话剧《刘胡兰》，在八一厂主管纪录片和军事教育片，为军事电影的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为什么是反革命呢？专案组拿来唯一的根据是1967年江青讲话稿上有一句“陈播是反革命”，1973年1月，江青说“陈播可坏了……”但是江青没有举出任何事实，而八一厂几年来掌握的揭发材料，也没有举出一个具体事实，能够证明陈播是“反革命”。

李德生听了汇报，说没有事实不要急着定性，不定性就不要急于批判。至于冯毅夫、严寄洲、王冰、张加毅，文化大革命开始就靠边了，他们与林彪集团没有关系，现在是抓紧审查，做出结论，落实政策，该解放就解放。他们的问题不属于批林整风中应该批判的范围。至于“文艺黑线专政”，根据观察组调看八一厂过去拍摄的电影，不能说没有缺点，但也不能说是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李德生认为八一厂的文艺骨干都是从小参加军队文工团的，不可能是“文艺黑线代表人物”。

关于“反革命集团”的问题。八一厂的领导干部几乎都被打成了“反革命集团”成员，谁也不敢给他们摘帽。彭勃到八一厂后，调看了干部档案，也浏览了揭发材料，认为“反革命集团”不能成立，他克服阻力解放了个别人，但总体上还是受到阻挠，一直拖而不决。李德生笑着说：“全党、全军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想不到八一厂会遇到那么多困难。先解决八一厂班子问题，让新班子去落实干部政策，就比较顺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