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勇身边工作人员没有作伪证

警卫员孙启增在杨勇被抓后也被隔离，枪被收掉了。专案组扣了很多帽子，质问他：“每年都要换警卫员，为什么你六年不换？”逼他揭发。孙启增揭发不出来，杨勇平时和大家的关系都很好，又很注意小事。他从不让家人动用小汽车，平时孩子上学都是孙启增骑车接送。军区供应的主副食品，杨勇都要问一声“给钱了没有”，“不能因为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让人家给我提好多意见。”有一次下部队，部队给了一麻袋花生。孙启增付了钱，杨勇非要看发票，还问：“吃饭给了钱吗？”这一切孙启增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

专案组说：1966年杨勇到天津读书班读四本哲学著作，实际是搞“二月兵变”，想推翻中央，逼着孙启增写材料。明明是无中生有，却非要搞成真的。孙启增说：“杨勇绝对不反文化大革命，隔壁的民主建国会住着好多大串连的红卫兵，杨勇说一定要让他们吃好喝好，不能闹病。”专案组说：“杨勇和罗瑞卿的关系不正常。”孙启增说：“不，正常，他们接触我都知道。我到罗总长家里去，就是送文件。杨勇和贺龙也是正常工作来往。”“杨勇生活腐化。”“更没有了，杨勇基本不去跳舞，偶尔去一次，都是点个卯就走……”警卫员孙启增宁肯被关押，也决不胡说一句。

专案组拿杨勇没办法，拿孙启增也没办法。首长警卫员都是挑了又挑，查祖宗三代，由组织上派的。审了好长时间，审不出孙启增的任何问题。到了8月，给他戴上“三反分子爪牙”的帽子发配农场打稻子，又到黄寺化肥厂运化肥。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孙启增仍和杨勇的孩子们有来往。杨勇的孩子们大事小事都找他商量，不敢在家里见面，就偷偷打电话，约在新街口街上，一直到孙启增被处理回家。

秘书王韶华也是宁肯遭到迫害，坚决不作伪证。杨勇司机李英华早就转业了，也没有被专案组忘掉，问杨勇有没有找过彭真。李英华说“找过”。“几次？”“就一次。”“上他家去了？”李英华说：“胡说八道，上北京市人民政府，往左拐，一进门，就那儿。”“他跟彭真说话了？”“这不废话吗？”李英华火了，“我告诉你，我知道都不告诉你！”说着就要走，专案组的人忙说：“李师傅，你别走，你给写一下。”李英华不写，说：“好，我告诉你，他去了彭真家，呆两分钟就出来了，彭真不在家！”

杨勇身边的工作人员没有一个人作伪证。别人的专案材料厚厚一本，而专案组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没有搞出杨勇的任何材料，始终也没有立起专案。

杨勇、胡耀邦没有出席中共九大

1968年7月21日，康生应江青要求，亲笔抄出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名单。一共193人（28人去世），其中88人被诬陷为“特务”、“叛徒”、“里通外国分子”、“反党分子”。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实到中央委员40人，候补中央委员19人（其中10人递补为中央委员），不足半数。其中缺席的中央候补委员包括杨勇、廖汉生。

1969年4月，正在262医院住院的京京被叫到办公楼，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军人正在传达毛泽东九大讲话。突然她听到毛泽东提到她父亲杨勇，“有些地方对干部就是揪着不放，有些人将来还是要工作的，群众谅解了，就解放他们。北京的杨勇是怎么回事？……这些人总是有功劳的……”“杨勇很能打仗，很有功嘛，怎么回事？怎么是‘三反分子’？他是什么‘三反分子’啊？”毛泽东这段关于杨勇的讲话，远在宁夏干校的林彬也知道了，是她在商业部的同事小周出差特意绕路到宁夏告诉她的。林彬询问专案组，他们不仅什么都不说，还恶狠狠追问从哪里听到的。林彬感觉他们反而比过去还凶。

毛泽东真的不知道“杨勇是怎么回事”吗？1968年12月，周恩来根据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的讲话精神，起草中央参加九大的代表名单和预拟名单。其中包括：朱德、陈云、董必武、邓子恢、李富春、李先念、刘伯承、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张鼎丞、王震、胡耀邦、谭启龙、杨勇、方毅、赛福鼎、范文澜等。笔者仔细将这份名单和九大代表核对，发现除中央委员胡耀邦、候补中央委员杨勇外，都是中共九大代表，且都当选为第九届中央委员或候补中央委员。

毛泽东对九大代表人选非常重视，周恩来拟的名单他应该是看过的，否则周恩来不敢把名单中的绝大多数人列为九大代表。1967年7月18日，毛泽东在武昌对周恩来说：明年春天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接着召开九大，把老同志都解脱出来，许多老同志都要当代表，当中央委员。毛泽东举了邓小平、乌兰夫（中共华北局第二书记，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贺龙等人的名字。9月16日，毛泽东在杭州说：贺龙这个人，将来恐怕还是要当中央委员。

1968年10月9日，毛泽东审阅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报送的《出席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名单（草案）》。他删去肖力、毛远新（毛泽东侄子）的名字，批示：“肖力、毛远新二人不宜参加。”10月10日，林彪批示：“肖力、毛远新同志近两年来在工作中取得很多成绩，我原拟同意他们参加此会。鉴于主席的批示和昨晚会上主席的意见，应按主席指示执行。考虑到肖力同志是中央文革办事组组长，且她对解放军报工作有不少贡献，建议她作为工作人员参加会议，这对她是锻炼。”10月11日，毛泽东批示：“肖力不宜为工作人员。”1969年1月中旬，周恩来报送国务院秘书厅信访室1月11日编印的《人民来信摘报》，有来信提议江青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央组织部部长。毛泽东批示：“徒有虚名，都不适当。”“又李讷、毛远新二人不宜为（中共九大）代表。”毛泽东两次划掉李讷、毛远新的名字，可见他的重视程度非同一般。

1969年2月，毛泽东审批了周恩来拟的中共九大代表的名单，批示：“陈奇涵（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同志似宜考虑。”陈奇涵出席了九大，并当选为中央委员。但是，中共九大的代表中，既没有毛泽东提到的邓小平、乌兰夫、贺龙，也没有周恩来拟的名单中的杨勇、胡耀邦。显然毛泽东没有“解放”杨勇的意思，可是为什么他又在九大讲话中公开为杨勇说好话，把自己装成毫不知情的局外人呢？看来只有“嫁祸于人”可以解释。中共九大后杨勇处境依旧，并没有因为“最高指示”而有一丝一毫的赦免。

周恩来安排杨勇和两个儿子见面

1969年底，杨勇大儿子杨小平从东北回北京结婚，林彬要把北京的两个孩子带到宁夏干校，也请假回到北京。她和杨小平商量，由杨小平出面，试探一下再说。杨小平对专案组说：“我爸爸被关起来三年了，一直下落不明。毛主席九大对我爸爸的问题讲了话。可是半年过去了，我爸爸依然没有音讯。我已经成家，以后来北京的机会不多，我妈妈在宁夏干校也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回来，我们要求在走前看看爸爸。”专案组以“无权答复”一口回绝。林彬一夜没睡，她想了很久，只有求周总理这最后一条路了。第二天一大早，她赶写了一封信，请老领导李先念副总理转交。

林彬的信是这样写的：“敬爱的总理，我是杨勇同志的妻子，在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工作，是第一批下放到宁夏平罗五七干校的。当时留下了两个年幼无知的孩子，实在放心不下，这次我来北京决定把他们也带到宁夏去劳动锻炼。以后是否再回北京，何时能再回北京就很难说了。为此，在我和孩子们离开北京前，我想见见久别而又不知下落的丈夫，恳求予以批示。林彬敬上。”

第二天一大早，李先念秘书就来了。他对林彬说：“信已经转交给总理。总理一直很关心杨勇同志的情况，估计一定会想办法尽快让你们见面的。”

林彬焦急地盼着回音，院子里有点动静，她就跑出去看。正是数九寒天，屋外滴水成冰，林彬病倒了，烧得嗓子讲不出话来。她躺在床上，听到院子有动静，就让孩子们出去察看。第四天下午，专案组终于来人，闭口不谈总理批示内容，只是说：“你们不是想看看杨勇吗？你们去吧。”林彬问：“杨勇同志现在哪里？”专案组的人有点胆怯地回答：“他在石家庄。”“为什么在石家庄？”专案组不说。杨小平再三追问周总理的批示，他们不正面回答，只是催促“赶快去”。后来被逼得没办法，说：“你们要不去，我们对上级没法交代。”林彬明白了，肯定是总理过问了此事。她本来坚持要去，在孩子们劝阻下，她考虑自己病恹恹的样子，可能会给杨勇增加负担，同意在家。商量的结果，由杨小平带老三北北去，京京陪妈妈在家。

这一夜林彬和孩子们兴奋得难以入睡。林彬从箱子里翻出几盒凤尾鱼罐头，这是杨勇最爱吃的，到处买不到，还是林彬同事从远郊买到几盒。但那时专案组已经不许给杨勇送东西了，只好存在箱子里，这次正好让杨小平带去。

北京到石家庄的铁路不到300公里，火车要走七八个小时。总算到了石家庄，杨小平和北北被专案组的人领到一个军队招待所。院子里有几座楼，除大门岗哨和流动哨没有闲人，显得院子大得不得了。杨小平和北北被领到一座楼的三楼，整座楼不见一个房客。他们等了两个多小时，天都黑了，杨勇才来，后面跟着专案组的人。

杨小平看见父亲的第一印象是父亲很瘦，瘦得简直认不出来了。此时杨勇的体重已从文革前的80多公斤下降到50公斤。他穿着一身破旧但干净的棉军衣，洗得发了白，没有戴领章帽微，风纪扣紧扣，补丁整整齐齐，能看出是他自己缝的，针脚很大。

杨勇神态自若，步履坚定，一边上楼一边用眼睛四处搜寻，像战争年代察看地形一样，成了职业习惯。他看见两个儿子，猛一愣，说明他事先并不知道。杨勇惊喜地问：“你们怎么来了？”可以看出他极力克制着激动，眉峰抖颤不止。两个儿子也同样激动不已，跑上前去一人一只握住杨勇瘦而布满老茧的手，哽咽着说不出话来。专案组的人也跟了进来。杨勇说：“这是我们家里人说话，你们离远点！”专案组的人无奈，只好打开房门走出去了。两个儿子和爸爸含着泪相视而笑。杨小平说：“这次见面是在总理和先念同志的帮助和亲自过问下才争取到的。”杨勇眼角潮湿了，难过地说：“我连累了你们，也连累了林彬。”之后他转过身去，仰望窗外，久久不语。杨小平知道，父亲在尽量抑制自己，怕在孩子们面前掉下眼泪，引起更多的伤心。

杨小平开始讲述三年来的种种情况，从“二月逆流”、“王关戚”、“杨余傅”讲到九大毛主席的讲话。杨勇用手势示意隔墙有耳，让北北在门口听动静。杨小平说：“5月14日，周总理向党政口传达毛主席在九大的几次重要讲话，其中就有关于您的内容，说不要揪住杨勇等人不放，还是要让他们出来工作。”杨勇气愤地说：“他们什么也没有告诉我！”杨勇仔细询问了九大召开的时间和有关会议情况，他久久没有说话，脸上的表情极为复杂。难怪专案组从4月开始，白天让他去田里劳动，晚上整夜疲劳“轰炸”，似乎一定要搞出什么材料来。

专案组查来查去，扣在杨勇头上的都是大帽子，没有什么实质性内容。有一天专案组高兴了，他们查到杨勇是叛徒，以为抱了一个“大金娃娃”。又搞了很长时间，才知道是同名同姓。杨勇十三四岁参加农民运动，出生入死打了大半辈子仗，直到1958年才从朝鲜回国，根本就没有离开过军队一天，更没有被捕过。别的专案组转来一些揭发材料，说杨勇和廖汉生搞阴谋，专案组催杨勇写材料，杨勇说：“有些问题很复杂，关系到党内重大机密，我不能告诉你们。你们年轻，对有些问题的复杂性不了解，不要跟着人云亦云。我的问题，党中央清楚，毛主席清楚，我没有什么可交代的……”这样的态度当然得罪了专案组。

杨勇恢复工作后，专案组退回了抄家物品。在一个装着毛主席像章的皮包夹层中有一个32开的笔记本，或许是专案组的人旨为减轻罪责特意放的。这是专案组的第八本记录，记载1969年5月9日之后的50多天活动，以及军区有关领导人在九大后如何开展对杨勇专案工作的讲话。专案组得知毛泽东在九大讲了杨勇后，思想极度混乱，记录本上有这样的记录：“在毛主席没有做出新的指示之前，继续按敌我矛盾整，一定要尽快整出个结果来。”专案组的逻辑是，如果搞出了杨勇的材料，老人家当然会是另一种说法。

200瓦的大灯泡24小时开着，且不许关纱窗，妄图用困倦、蚊咬、灯烤、饥饿、干渴、罚站等精神和肉体折磨，配合他们的疲劳审讯，来摧毁杨勇的意志。有一次连着几天不让杨勇睡觉。杨勇说：“好，我按你们说的交代，拿笔来。”话刚说完，他就倒在椅子上睡着了，睡了整整一天。还有一次罚站16个小时，杨勇脚肿得连鞋子也穿不上了。半夜他们吃夜餐，杨勇说：“你们能吃，我为什么不能？”也跟着去吃。最终专案组的“千方百计”全落了空。

杨小平说：“妈妈准备带北北和京京去宁夏干校。”杨勇对北北说：“几年不见，你还是本本主义，运动一来，娘老子都靠不住了，只好自己动手，这样摔打摔打，你们就知道日子的艰难。过去我最担心你们养尊处优，现在我倒放心了。干部子女从小顺顺当当，受点挫折吃点苦，多接触接触群众好。冀平跟妈妈去宁夏我赞成，你和京京去我也不反对。走还是留下由你们自己拿主意。总之，无论在哪里都要踏踏实实地干，使自己生活得有意义。”

杨小平是哈军工的高材生，杨勇劝他：“你学的是导弹专业，现在让你去当锻工，虽然很不合理，可话又说回来，这对你个人也不是没有好处。过去我就有个想法，让你大学毕业后到工农中去锻炼几年，不懂得工农，怎么为工农服务？莫得牢骚，这种状况长不了，我相信国家迟早会考虑如何发挥你们这些大学生的专长。你要打起精神来，现在最难过的是没有工作做啊……”

父子三人相对无言。杨勇忽然翻开棉衣，从里面小心地取出一叠钱交给杨小平说：“这是我三年来攒下的100元钱，就算祝贺你们的结婚礼物吧。”杨勇每个月只有25元的生活费，除去吃饭，还要抽烟。为了省下这点钱，杨勇常常捡树叶子当烟抽。杨小平说：“爸爸留着用吧。知道爸爸身体好，我们就放心了。”谈话顶多进行了半小时，杨勇说话很少，他站起来，想了想说：“回去告诉林彬，我相信我的问题迟早会搞清楚的。”停一下又说：“我不会死，除非……”说完头也不回大步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