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ZT突破坚冰:中国经济特区的建立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京召开。中国进入了一个风云变幻的大时代。
1979年1月16日，广东省派吴南生、丁励松前往汕头地区宣传全会精神，协助市委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
汕头是吴南生的故乡。1936年，他年仅14岁，即成为潮汕地区重建党组织的最早一批老战士之一。50年代至“文化大革命”前，他历任中共海南区党委副书记、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长、中共中央中南局副秘书长等职。吴南生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严重冲击。十年浩劫结束后，他重新出山，担任省委常委、省委书记。
故乡的一切让吴南生心里十分震惊：那些他所熟悉的楼房残旧不堪，摇摇欲坠；街道两旁，到处都是用竹子搭起来的横七竖八的竹棚，里面住满了成千上万的男男女女。城市公共设施道路不平，电灯不明，电话不灵，经常停电，夜里漆黑一片。市容环境卫生脏乱不堪，由于自来水管年久失修，下水道损坏严重，马路污水横流，有些人甚至把粪便往街上倒，臭气熏天。
曾记否，在地图上几乎处于广东省“头”部的汕头市，不仅是“粤东之门户，华南之要冲”，而且十分辉煌。一百多年前，恩格斯就说它是“远东惟一一座具有商业色彩的”城市。20世纪30年代，汕头有“小上海”之称。解放初期，汕头商业繁荣，它的经济条件和香港的差距并不大。然而，30年过去了，香港成为了亚洲“四小龙”之一，而汕头却满目凄凉。
“这比我们小孩子的时候还穷啊。如果有哪一个电影制片厂要拍摄国民党黑暗统治的镜头，就请到汕头来取背景。” 吴南生十分气愤。
叶剑英元帅多次攥着吴南生的手，焦虑地对他说：南生啊，我们家乡实在是太穷啦，你们有什么办法没有？快想想办法，把经济搞上去!
穷则生变。但如何才能尽快变得富裕起来？吴南生心中没底。一位新加坡的朋友给他出了个大胆的主意：“你敢不敢办像台湾那样的出口加工区？敢不敢办像自由港这一类东西？如果敢办，那最快。”他说，“你看新加坡、香港，他们的经济就是这样发展的！”
吴南生恍然大悟。对呀！我们能不能也像海外办出口加工区一样，把汕头市划出来，对外开放，办出口加工区，吸引外商投资办企业呢？
21日夜里，吴南生不顾正感冒发烧，迫不及待地用电话发了1300字的电报给习仲勋、杨尚昆同志和省委，汇报了自己的想法。
28日下午，吴南生从汕头回广州。当天晚上，习仲勋同志就到吴家中和他交换了意见。
3月3日，吴南生在省委常委会议上说：“现在国家的经济已到了崩溃的边缘了，我们应该怎么办？我提议广东先走一步。在汕头划出一块地方搞试验，用各种优惠的政策来吸引外资，把国外先进的东西吸引到这块地方来。因为：第一，在全省来说，除广州之外，汕头是对外贸易最多的地方，每年有一亿美元的外汇收入，搞对外经济活动比较有经验。第二，潮汕地区海外的华侨、华人是全国最多的，约占我国海外华人的三分之一。其中许多是在海外有影响的人物，我们可以动员他们回来投资。第三，汕头地处粤东，偏于一隅，万一办不成，失败了，也不会影响太大。”
“如果省委同意，我愿意到汕头搞试验。如果要杀头，就杀我好啦!” 吴南生义无反顾地向省委请缨。
在这之前，广东省委也曾收到宝安县关于把深圳办成出口基地的报告，新华社记者何云华也提过类似的建议。因此，省委在讨论时一致同意这一大违“天条”的设想，并且更为激进，认为广东不单是应在汕头办出口加工区，还应该在深圳、珠海办。
“要搞，全省都搞！” 习仲勋横下一条心，当即表态，“先起草意见，4月中央工作会议时，我带去北京。”
4月l、2日，在杨尚昆的主持下，广东省委常委会议同意向中央提出要求允许广东“先走一步”的意见。明确了在深圳、珠海和汕头搞出口工业区的意见后，大家才发现差点忘了大事——这名称叫啥呢？名不正则言不顺啊。
叫“出口加工区”，会与台湾的名称一样；叫“自由贸易区”，又怕被认为是搞资本主义；叫“贸易出口区”，那又不像。眼看着一时定不下来，最后只好勉强安了一个“贸易合作区”的名称。
在出席中央工作会议之前，习仲勋和吴南生先向正在广州的叶剑英元帅汇报了广东的设想，叶剑英元帅非常高兴，催着他们说:“你们要快些向小平同志汇报。”
汕头，原本是中国经济特区的发祥地，孰料想深圳剑走偏锋，从一开头就完全掩压了汕头的风采，以至后来极少有人会把它跟中国经济特区的源头联系起来。
第一部分
特区向中央要权
４月５日至２８日，中央在北京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及主管经济工作的负责人和中央党政军负责人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
4月8日，习仲勋在中南组发言。他说：现在中央权力过于集中，地方感到办事难，没有权，很难办。接着他提出：“广东邻近港澳，华侨众多，应充分利用这个有利条件，积极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这方面，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先走一步，放手干。”
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听了一愣，问习仲勋：“你们想要什么权？”
习仲勋说：“如果广东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可能几年就搞上去了，但是在现在的体制下，就不容易上去。”
所谓的“现在的体制”，指的就是计划经济体制。尽管此时已开始在私下里悄悄对实行了近30年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反思，但没有人敢从正面对计划经济体制进行一丝抨击，直到两年后，邓小平才第一次提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
广东把这个设想向邓小平作了汇报。1979年４月，中央工作会议召开期间，各个小组会议发言后，谷牧同志向邓小平同志汇报说：广东省委提出，要求在改革开放中“先行一步”，划出深圳、珠海、汕头等地区，实行特殊的政策措施，以取得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经验。但是，这些地方该叫什么名称才好？原来有“贸易合作区”、“出口工业区”等等，都觉得不合适，定不下来。小平同志很赞成“先行一步”的做法。他说：“就叫特区嘛！陕甘宁就是特区。”
当天晚上，谷牧在晚餐后散步到中南海东南角，又见到小平同志，一见面小平同志就问：“谷牧，今天上午我说的话你听明白了吗？广东那几个地方就叫‘特区’。”谷牧说：“明白了。”
谷牧当晚把这一消息告诉了习仲勋。第二天上午，习仲勋揣着一肚子疑惑来找谷牧，问：“叫做‘特区’了，那以后广东还管不管？是不是直接由中央管？”谷牧笑着说：“不是，还是由广东管。”
不过，北京迅即传出另外一种声音:“陕甘宁边区是政治特区，不是经济特区，他不懂。”说这句话的人是站在反对设置特区的立场上的，但这从反面启发了吴南生，觉得这个人说的话有道理，陕甘宁边区确实是政治特区，但是我们不妨把我们要建设的地方就叫经济特区吧。
经济特区这名字一提出来，反对的声音好像少了不少。
《纽约时报》惊叹：“铁幕拉开了！”
一位海外朋友对吴南生说：“无法可依，无规可行，要人家来投资，谁敢来？特区要同国际市场打交道，就不能开国际玩笑。”
这话促使吴南生在《关于试办深圳、珠海、汕头出口特区的初步设想(初稿)》中，强烈地“建议中央有关单位尽快提出一些立法和章程”。吴南生还抓住谷牧到广东的机会，大力游说：“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搞《特区法》、《特区条例》。”
《特区条例》的起草工作在50号文件出台半个月后正式启动。由吴南生总负责，秦文俊和原陶铸秘书丁励松具体负责。
经过一个月夜以继日的工作，“特区条例”的初稿终于完成，初稿除送交省委审定外，他们还邀请了一些香港知名人士开会座谈。与会人士提出了许多尖锐的批评意见。大部分人认为，“条例”的起草者思想还不够解放，对投资者怀有太多的戒备心理，深怕国门打开之后，外商来多了管不住，因此“条例”中尽是这样的规定：不得这样，不得那样，应该怎样。如果说得不客气，这不是一个欢迎、鼓励外商投资的“条例”，而是个怎样限制投资者的“条例”。
这些中肯的批评意见，使“条例”起草者深受启发。对投资者，包括港澳同胞、海外侨胞，正确的态度应该是：一要让他们赚钱，二才是爱国，不能要求人家第一是爱国，第二才是赚钱。办特区应该让投资者赚钱，他们有钱赚，才会大批来，只有他们赚到钱，特区也才能赚到钱，这是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思路转开来后，他们又着手重新草拟“条例”。
就在吴南生于京西会议上汇报特区条例起草情况之后的第十天，广东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
在《特区条例》有无必要提请全国人大审议通过的问题上，两派意见针锋相对。反对者说：《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是广东省的地方法规，要全国人大通过，无此先例。
以吴南生为代表的另一派则力主必须由人大通过，他说：“特区是中国的特区，不过是在广东办。”
他用从没有过的生硬口吻对谷牧说：“社会主义搞特区是史无前例的，如果这个条例没有在全国人大通过，我们不敢办特区。”
最后吴南生把求援电话直接打到全国人大委员长叶剑英元帅的家里，恳求说：“叶帅呀，办特区这样一件大事，不能没有一个国家最高立法机构批准的有权威的法规呀!”
据吴南生后来回忆，叶帅听了他的电话，只说了三个字：“知道了。”
叶帅把吴南生的“道理”摆到了全国人大：“特区不是广东的特区，特区是中国的特区。”
1980年8月26日，叶剑英委员长亲自主持了五届人大第十五次会议。时任国家进出口委员会副主任江泽民受国务院委托，在会上作了有关建立特区和制定《特区条例》的说明。
《特区条例》获准通过。
8月26日成了中国经济特区的成立纪念日。
在特区条例公布后的几天，最困扰着深圳河——其实也是最困扰着社会主义中国的偷渡外逃现象，突然消失了！那成千上万藏在梧桐山的大石后、树林里准备外逃的人群完全消失了。
《纽约时报》以节制的惊叹写道，铁幕拉开了，中国大变革的指针正轰然鸣响。
第一部分
1980：“特区第一风波”（1）
1980年的6月13日，广东省委书记兼深圳市委第一书记吴南生，一行六人，乘火车来到了还是一张白纸的深圳。根据中央和省委的指示，吴南生的当务之急是在这张白纸上绘出一个壮丽如画的现代化大都市图。
经过两个月的勘测规划，设计团拟订了深圳特区的疆域：北面以山为界，南边以深圳河为隔，西部至珠江口岸，东部把可能辟为旅游区的小梅沙也划了进来，总面积为327.5平方公里，形成一个东西长49公里、南北宽7公里的狭长地带，而实际可供开发的面积，约为110平方公里。
市委把新的规划方案直呈国务院，迅速得到批准。
按照原来的设想，深圳市委决定最好是在靠近打算开辟为口岸的皇岗北部划出一片地进行开发，并且作了详细的规划方案。但是开设皇岗口岸，在当时只是作为一种构想向港英当局传递过信息，双方实际上并没有认真会谈过，也没有做任何可行性研究。
一场倾盆大雨使形势逆转直下。
这场大雨从7月27日上午10点开始下，不到两个小时，罗湖一带就变成了一片汪洋泽国。据《共产党员舒成友》一书记载：市领导和来参加深圳城市规划的专家租赁的新园招待所水淹到腰际，专家们呕心沥血得到的规划设计图纸也被泡在水中，来自香港的旅客不得不卷起裤腿在粪便浮起的车站中穿过，低洼地带到处是告急、喊救声……
卷起裤腿，在没膝的大水中指挥救灾工作的吴南生，和分管基建的副市长罗昌仁彻底明白，欲治深圳，必先治罗湖国门大水。否则，一切都是空耗！
工程师们粗略算了一下，深圳特区光搞“五通一平”，每平方米投资最少要90元以上，第一期开发4平方公里，最少也要投资10亿元以上，加上根治罗湖水患需要的巨额资金，这对于“五子登科”（经济特区的帽子、深圳市委的牌子、宝安县委的班子、小墟镇的底子、穷得简直不成个样子）的特区简直是一个不敢想象的天文数字。
在酝酿建立特区时，邓小平就明确说：“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要杀出一条血路来! ”
吴南生在1979年12月向中央报告时，也白纸黑字表态：“建设特区除了必要的开办费和少量基础工程费用之外，其它大量投资要尽量利用外资，尽力做到不用国家投资，而又能在较短时间内，在若干平方公里面积上建成一个新工业区，并为国家多创外汇。”
吴南生无计可施，急得抓耳挠腮。最后，他只好厚着脸皮向谷牧“化缘”，说:“没有‘酵母’做不成面包。深圳现在还没有条件向国外贷款，能不能给点国家贷款，作为酵母？ ”
吴南生接着解释:“深圳特区原来有先开发上步和福田的方案，但都是‘老虎吃天，无从下口’。这回一场大水使我们认识到深圳应该先开发罗湖。这样，既可扩大火车站和口岸的地域，为不久的将来兴建联检大楼和通关桥梁提供土地，又可利用开挖山上100多万立方米的土石方，填高罗湖铁路东至文锦渡路近两平方多公里的低洼地带，使其不受水淹，变成可以兴建高层楼宇的黄金用地。维持罗湖口岸人流东进西出的传统习惯。况且，罗湖最接近香港，最能吸引投资者，又可以节约开发的投资。”
吴南生还介绍说:“我们准备第一步在罗湖开发0.8平方公里，按每平方米投资90元的标准搞好‘五通一平’，这至少要7000万元。不过开发成功后，可以拿出40万平方米土地作为商业用地，就算每平方米土地收入5000元港币，总收入不会少于20亿港元。深圳开发这一盘大棋就下活了，就可以龙腾虎跃了。”
谷牧是位建设行家，他认为吴南生的设想切实可行，爽快地答应:“行！我先帮你贷3000万元。”
吴南生喜滋滋地，忙向谷牧立下军令状:“有了‘酵母’，特区以后的建设可以做到不用国家的投资了。”
9月中旬，3000万元贷款打入了特区账户，整个深圳市像过年一样，沉浸在大战前夕紧张而兴奋的气氛中。10月初，市委常委和工程师们在一间用铁皮临时搭成的小会议室里，召开了“群英会”，讨论特区开发第一炮选址问题。
可当讨论到工程师们提出的先开发罗湖小区议案时，一场大战突然爆发。
工程师提出，罗湖毗邻香港，是一片旺财、旺地的黄金地段，可先开发作为商业性用地，引进外资，开发房地产及商业，用来还贷付息，积累资金，并可改变国门面貌。
但有的领导站出来表示极力反对，说:“罗湖地势低洼，年年发大水，开发罗湖，无疑等于‘抛钱落水’，劳民伤财，得不偿失，还不如将这些钱用来搞农田基本建设。”
特别是知道谷牧给了3000万之后，反对声更甚。一位坚决主张开发上步和福田的常委勃然大怒，拍桌质问：“我们是要建设一个综合性的经济特区，还是死搬国外所谓加工区的模式？是依靠广大干部群众，还是只靠少数人另搞一套？主要领导成员是集中精力抓好大事，还是整天埋头同外商谈生意？对外商是一视同仁广泛争取，还是只围绕几个熟人兜小圈子？……”
吴南生语重心长地对持反对意见的领导说:“如果现在不坚决作出决策，耽搁了组织队伍和做好各种准备工作的时间，很快，雨季就要到来，移罗湖山填高罗湖洼地的工作，就要被拖延多一年，而整个特区建设也同样要拖延多一年，我们一定不能这样做! ”
按照施工的方案，第一步是开挖罗湖山南面的山坡，回填深圳河北边的洼地，为日后兴建新的联检大楼提供用地；第二步是开挖北面山坡，回填罗湖铁路两旁的低洼水地，铺筑建设路、和平路。
深圳河北岸80万平方米的挖填任务，不出60天便胜利完成。偌大的罗湖山砍去了南边，深圳河北面那片低洼地再也看不见了，平均垫高了一米多，有的地段垫高达1.7米。
但在工程如火如荼进行到11月，一个电报发到中共广东省委去，内容是说：搬罗湖山填铁路的低洼地是未经市委常委会议讨论的。我们是最先来到深圳的人，最了解当地情况，深圳市开发建设的重点应该放在上步，而不应该放在罗湖。搬罗湖山是错误的，影响了火车通行，请求派人来处理。
第一部分
1980：“特区第一风波”（2）
不几天，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来到深圳听取各方对搬罗湖山的意见。
会后，省委对双方的意见作了调查研究，认为深圳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是正确的，搬掉罗湖山，回填洼地，对开发罗湖小区是最为经济合理的方案，应坚决执行。
12月8日至9日，谷牧和江泽民在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等的陪同下，视察了深圳特区，听取了深圳市委的工作汇报，其中“罗湖风波”是汇报的重点问题之一。
江泽民在广东省委常委会议上说:“（建国后）30年的南大门，一下雨就泡在水里。我8月份去，就泡在水里，香港来的人，高跟鞋、丝袜子都泡在水里，罗湖、文锦渡无论如何都要搞得最好。”
据深圳市委书记黄施民回忆，1980年8月，江泽民“下车时适逢暴雨，水淹国门，旅客携鞋捋裤，至为狼狈。江泽民听了争论后说：‘老天爷给我作了一个最好的汇报，你们不用争论了。’”
胡耀邦为“蛇口遭遇卡脖子”震怒
蛇口建设之初，外商打长途联系业务还得跑去广州，这着实急坏了袁庚，他只得与香港一家通讯公司联系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打算从香港拉一条海底电缆过来，开通直拨香港的程控电话。是年7月4日，香港招商局与香港大东通信系统有限公司达成协议：由大东公司负责供应及安装设于蛇口工业区的电话交换机以及连接蛇口与深圳两地的微波通信系统。该电话交换机在设备上可供600户使用，可以满足整个蛇口工业区的通信所需；该微波系统将设有微波线路60条，蛇口、深圳、香港之间电话可以自动直拨；并附有电传设备供蛇口与香港及我国内地电信联系。
但是此举犯了“大忌”——邮电通信是国家专控专管的行业，一个企业怎能自办通信？这下可惹怒了某些部门，一时间“泄露国家机密”、“损害国家利益”等大帽子铺天盖地而来。蛇口工业区又是请求，又是汇报，邮电部门总算有了答复：可以自办通信，但必须使用国产设备，建成后由邮电部门管理。后来，考虑到国产通信设备落后，邮电部门又回复：同意进口设备，但最快3年才能交付使用。
袁庚的老战友、时任蛇口工业区指挥部副总指挥且一直为此事四处奔波、四处碰壁的许智明再也忍无可忍了，他指着有关部门哭骂：“你们他妈的还支不支持改革开放，蛇口连电话也通不了，还怎么改革开放？”
万般无奈之下，袁庚只好把问题 “捅”到北京。
于是， 8月8日，江泽民奉谷牧之命带领工作组冒雨来到深圳，在听取工业区建设指挥部负责人许智明、郭日凤的工作汇报后，江泽民明确表态说：“通信是个大问题，和外商合作建厂，通信不便是不行的……蛇口工业区为了适应和外商合营的需要，自己筹钱建设由蛇口经深圳通香港的微波电话，是件好事，一定要支持。微波电话建设过程中属于要由深圳市邮电局和广东省邮电局帮助解决的问题，请秦(文俊)书记回去跟他们谈；属于邮电部解决的问题，请秦书记打电话告诉我，我找朱部长帮助解决。”
回到北京不久，江泽民就接到胡耀邦对蛇口工业区建设的重要批示。9月3日，新华社刊出题为“蛇口工业区建设中碰到的几个‘卡脖子’问题”的国内动态清样，胡耀邦在清样上批示：“谷牧同志：中央现在决心坚决反掉各种形形式式的官僚主义，特区是否有卡脖子的官僚主义，是否有拦路打劫的官僚主义，建议你抓住这个‘麻雀’，弄个水落石出，必要时制裁一点人(最好是采取经济制裁)，否则不但官僚主义克服不了，四化遥遥无期。”
谷牧将此事转交江泽民处理。9月12日上午，国家进出口管委会召集会议，由江泽民主持，邮电部、外贸部、海关总署、深圳市委等单位的负责人和干部，以及招商局驻京办事处有关人员参加了会议。会上，江泽民传达了胡耀邦的批示，然后就反映的蛇口工业区建设中碰到的问题进行讨论。
会议最后通过邮电部在8月21日的决定，即在深圳市通信设备解决前，蛇口工业区可先行安装一台进口的专用交换机，可直拨香港等地，由招商局自行管理；技术工人和技术干部首先由广东省解决，省内解决不了的可在全国范围内调配，也可以在全国招聘；施工设备在特区内使用免税进口；关于200米左右一段公路不给铺柏油的问题，在座人定不了，待下午刘田夫(广东省省长)来时再定。江泽民在会上还多次讲到，请大家支持工业区，开点绿灯。
在江泽民的直接过问下，蛇口工业区通信建设飞速进展。1981年8月13日，微波通信站正式建成，蛇口与海内外各地的信息开始沟通，连成一片，其他几个“卡脖子”问题此后也顺利得到解决。
第一部分
1981：吴南生几乎被20个亿压扁
经中央批准，最初的深圳特区像一个狭长的大饼，长为49公里，南北最宽仅7公里，面积为327.5平方公里。根据专家设计的蓝图，市委、市政府决定先期开发上步地区，面积为38.5平方公里。但这么大的面积，仅仅搞“五通一平”，每平方米至少要90元人民币，总开发资金不会低于250个亿。即使第一期只开发4平方公里，最少也得近20亿元。
一文钱憋坏英雄汉。20个亿对于刚刚起步的深圳来说确实是个天文数字。吴南生后来回忆起这一段焦头烂额的日子时，叹道:“我的脑袋简直被压扁了。”
吴南生想出了两个绝招。
一是五个手指攒成拳头，集中火力，攻其一点。他的想法是，首先开发0.8平方公里的罗湖。吴南生给大家算了另一笔账，他说，开发这0.8平方公里只需要7200万元。开发出来后，不仅可以拿出40万平方米作为商业用地，还能收入20亿港元。有了这20亿港元，我们就有了下一步开发的资金，就可以一变二，二变四，开发的雪球越滚越大。
另外一招是靠两皮：嘴皮和地皮。就是去游说外商，用嘴皮子把他们“引”进来投资办厂，去向中央各部委、各省市自治区、各银行筹款。
当时主管基建的深圳市副市长罗昌仁回忆说：“国家对深圳的投资，当时只有百分之二，现在算来只有百分之一点几。我们是靠自己筹款。靠自己筹款搞基本建设，这在当时可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在他的印象中，市委副书记周鼎特别善于“攻关排雷”。
某一日。周鼎将外地的银行行长们请到深圳来开筹款会，银行家们的提问像连珠炮：借钱是可以的，我们也有点钱，但借钱不是不还的，你们什么时候还？你们还得了吗？你们连条马路连间工厂都没有，什么时候建起来？什么时候开工什么时候生产？你请来这么多的行长，借的越多，还的时间就越长。
周鼎说：你们别担心，我借你们短的，三个月就还你们。
行长们叫道：三个月？我们怕你三年都还不了哟!
周鼎说：怎么还不了，我借你的三个月，再借他的还你嘛。
行长们都笑了，说：你这是典型的拆东墙补西墙呀!
“深圳发生惊天卖国案”
最富有想象力的当属罗湖小区建设指挥部副指挥骆锦星。这位为钱急疯了的指挥官想出了一个令人目瞪口呆的主意——“卖地”，准确地说就是土地出租。
骆锦星想，罗湖小区有0.8平方公里，如果以每平方米5000元的价格租出，那么租金至少有40亿元。拿这40亿元，再去搞通电、通水……通什么都有钱了。还有，办特区不就是要吸引香港人、外国人来投资吗？他们租了地，自然会过来盖大楼；他们盖了楼，几十年后还是我们的地。也就是说，我们不花一分钱，让外商从口袋中掏钱出来，替我们造了一片罗湖商业区！划算！
但要把地“租”给洋人，“租”给资本家，这可不是一件小事。
骆锦星回忆说：“说实在话，有些怕。虽然，办这个事情并非我一人，还有许许多多的同志。怕什么？怕搞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时说我们‘卖国’呀。为此我借来了一大堆马列著作。说实在话，我是第一次认认真真地啃这些原巨著。”
“我只是希望祖师爷对租地有论述，只要他们说可以干，我就不怕了！”
万幸的是，他在《资本论》和列宁的著作中找到了有关于地租的理论。
十月革命胜利初期，列宁曾主张“资为社用”，他说：“不怕租出格罗兹内的1/4和巴库的1/4，我们就利用它——来使其余的3/4赶上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研究资料表明，苏联有2/3的大型工业企业是用美国的技术援助建成的，他们还聘请了一支2万人的美、德、意专家作为“援军”。
特区发展公司总经理司马鹿、市委第一书记吴南生与市委秘书长丁励松商量了一整夜，结论是：“祖师爷说过，可以出租土地！”
消息传出后，一位深谙中国官场“诀窍”的市委领导建议，“还是把土地出租改成有偿使用吧——”“这样，宣传起来好听，报到上面也好通过一些，事情呢，还是一样的。”
于是，最早的“出租”，就这样以“偷天换日”的形式出笼了。
这个爆炸性的消息，轰动了香港。翌日，香港的《文汇报》、《大公报》、《明报》争相在头版头条位置报道。
香港德兴公司，抢先租地5000平方米，建起了德兴大厦。
香港中国海外投资公司随后租地3000平方米，建起了海丰苑大厦。
…………
据统计，从1980年到1981年，仅房地产公司，就吸引外商在罗湖区投资40亿港元，订租土地4.45万平方米。我方收得“土地使用费”计2.136亿港元，基本解决了深圳搞“五通一平”的开办费用。深圳可以建工业区了！
但这种做法立刻招致了种种批评。某单位曾经公开组织讨论会，主题是：怎样看待“前线保国防，后方卖土地”？有报纸公开刊登《旧中国租界的由来》，影射特区的“土地出租”就是“租界”。有人公开吹风:“深圳发生了惊天卖国案”。一时舆论纷纷。
直到1980年8月26日，深圳才从漩涡中脱身而出。这天，全国五届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中，肯定了“国有土地有偿使用”。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京召开。中国进入了一个风云变幻的大时代。
1979年1月16日，广东省派吴南生、丁励松前往汕头地区宣传全会精神，协助市委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
汕头是吴南生的故乡。1936年，他年仅14岁，即成为潮汕地区重建党组织的最早一批老战士之一。50年代至“文化大革命”前，他历任中共海南区党委副书记、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长、中共中央中南局副秘书长等职。吴南生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严重冲击。十年浩劫结束后，他重新出山，担任省委常委、省委书记。
故乡的一切让吴南生心里十分震惊：那些他所熟悉的楼房残旧不堪，摇摇欲坠；街道两旁，到处都是用竹子搭起来的横七竖八的竹棚，里面住满了成千上万的男男女女。城市公共设施道路不平，电灯不明，电话不灵，经常停电，夜里漆黑一片。市容环境卫生脏乱不堪，由于自来水管年久失修，下水道损坏严重，马路污水横流，有些人甚至把粪便往街上倒，臭气熏天。
曾记否，在地图上几乎处于广东省“头”部的汕头市，不仅是“粤东之门户，华南之要冲”，而且十分辉煌。一百多年前，恩格斯就说它是“远东惟一一座具有商业色彩的”城市。20世纪30年代，汕头有“小上海”之称。解放初期，汕头商业繁荣，它的经济条件和香港的差距并不大。然而，30年过去了，香港成为了亚洲“四小龙”之一，而汕头却满目凄凉。
“这比我们小孩子的时候还穷啊。如果有哪一个电影制片厂要拍摄国民党黑暗统治的镜头，就请到汕头来取背景。” 吴南生十分气愤。
叶剑英元帅多次攥着吴南生的手，焦虑地对他说：南生啊，我们家乡实在是太穷啦，你们有什么办法没有？快想想办法，把经济搞上去!
穷则生变。但如何才能尽快变得富裕起来？吴南生心中没底。一位新加坡的朋友给他出了个大胆的主意：“你敢不敢办像台湾那样的出口加工区？敢不敢办像自由港这一类东西？如果敢办，那最快。”他说，“你看新加坡、香港，他们的经济就是这样发展的！”
吴南生恍然大悟。对呀！我们能不能也像海外办出口加工区一样，把汕头市划出来，对外开放，办出口加工区，吸引外商投资办企业呢？
21日夜里，吴南生不顾正感冒发烧，迫不及待地用电话发了1300字的电报给习仲勋、杨尚昆同志和省委，汇报了自己的想法。
28日下午，吴南生从汕头回广州。当天晚上，习仲勋同志就到吴家中和他交换了意见。
3月3日，吴南生在省委常委会议上说：“现在国家的经济已到了崩溃的边缘了，我们应该怎么办？我提议广东先走一步。在汕头划出一块地方搞试验，用各种优惠的政策来吸引外资，把国外先进的东西吸引到这块地方来。因为：第一，在全省来说，除广州之外，汕头是对外贸易最多的地方，每年有一亿美元的外汇收入，搞对外经济活动比较有经验。第二，潮汕地区海外的华侨、华人是全国最多的，约占我国海外华人的三分之一。其中许多是在海外有影响的人物，我们可以动员他们回来投资。第三，汕头地处粤东，偏于一隅，万一办不成，失败了，也不会影响太大。”
“如果省委同意，我愿意到汕头搞试验。如果要杀头，就杀我好啦!” 吴南生义无反顾地向省委请缨。
在这之前，广东省委也曾收到宝安县关于把深圳办成出口基地的报告，新华社记者何云华也提过类似的建议。因此，省委在讨论时一致同意这一大违“天条”的设想，并且更为激进，认为广东不单是应在汕头办出口加工区，还应该在深圳、珠海办。
“要搞，全省都搞！” 习仲勋横下一条心，当即表态，“先起草意见，4月中央工作会议时，我带去北京。”
4月l、2日，在杨尚昆的主持下，广东省委常委会议同意向中央提出要求允许广东“先走一步”的意见。明确了在深圳、珠海和汕头搞出口工业区的意见后，大家才发现差点忘了大事——这名称叫啥呢？名不正则言不顺啊。
叫“出口加工区”，会与台湾的名称一样；叫“自由贸易区”，又怕被认为是搞资本主义；叫“贸易出口区”，那又不像。眼看着一时定不下来，最后只好勉强安了一个“贸易合作区”的名称。
在出席中央工作会议之前，习仲勋和吴南生先向正在广州的叶剑英元帅汇报了广东的设想，叶剑英元帅非常高兴，催着他们说:“你们要快些向小平同志汇报。”
汕头，原本是中国经济特区的发祥地，孰料想深圳剑走偏锋，从一开头就完全掩压了汕头的风采，以至后来极少有人会把它跟中国经济特区的源头联系起来。
第一部分
特区向中央要权
４月５日至２８日，中央在北京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及主管经济工作的负责人和中央党政军负责人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
4月8日，习仲勋在中南组发言。他说：现在中央权力过于集中，地方感到办事难，没有权，很难办。接着他提出：“广东邻近港澳，华侨众多，应充分利用这个有利条件，积极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这方面，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先走一步，放手干。”
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听了一愣，问习仲勋：“你们想要什么权？”
习仲勋说：“如果广东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可能几年就搞上去了，但是在现在的体制下，就不容易上去。”
所谓的“现在的体制”，指的就是计划经济体制。尽管此时已开始在私下里悄悄对实行了近30年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反思，但没有人敢从正面对计划经济体制进行一丝抨击，直到两年后，邓小平才第一次提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
广东把这个设想向邓小平作了汇报。1979年４月，中央工作会议召开期间，各个小组会议发言后，谷牧同志向邓小平同志汇报说：广东省委提出，要求在改革开放中“先行一步”，划出深圳、珠海、汕头等地区，实行特殊的政策措施，以取得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经验。但是，这些地方该叫什么名称才好？原来有“贸易合作区”、“出口工业区”等等，都觉得不合适，定不下来。小平同志很赞成“先行一步”的做法。他说：“就叫特区嘛！陕甘宁就是特区。”
当天晚上，谷牧在晚餐后散步到中南海东南角，又见到小平同志，一见面小平同志就问：“谷牧，今天上午我说的话你听明白了吗？广东那几个地方就叫‘特区’。”谷牧说：“明白了。”
谷牧当晚把这一消息告诉了习仲勋。第二天上午，习仲勋揣着一肚子疑惑来找谷牧，问：“叫做‘特区’了，那以后广东还管不管？是不是直接由中央管？”谷牧笑着说：“不是，还是由广东管。”
不过，北京迅即传出另外一种声音:“陕甘宁边区是政治特区，不是经济特区，他不懂。”说这句话的人是站在反对设置特区的立场上的，但这从反面启发了吴南生，觉得这个人说的话有道理，陕甘宁边区确实是政治特区，但是我们不妨把我们要建设的地方就叫经济特区吧。
经济特区这名字一提出来，反对的声音好像少了不少。
《纽约时报》惊叹：“铁幕拉开了！”
一位海外朋友对吴南生说：“无法可依，无规可行，要人家来投资，谁敢来？特区要同国际市场打交道，就不能开国际玩笑。”
这话促使吴南生在《关于试办深圳、珠海、汕头出口特区的初步设想(初稿)》中，强烈地“建议中央有关单位尽快提出一些立法和章程”。吴南生还抓住谷牧到广东的机会，大力游说：“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搞《特区法》、《特区条例》。”
《特区条例》的起草工作在50号文件出台半个月后正式启动。由吴南生总负责，秦文俊和原陶铸秘书丁励松具体负责。
经过一个月夜以继日的工作，“特区条例”的初稿终于完成，初稿除送交省委审定外，他们还邀请了一些香港知名人士开会座谈。与会人士提出了许多尖锐的批评意见。大部分人认为，“条例”的起草者思想还不够解放，对投资者怀有太多的戒备心理，深怕国门打开之后，外商来多了管不住，因此“条例”中尽是这样的规定：不得这样，不得那样，应该怎样。如果说得不客气，这不是一个欢迎、鼓励外商投资的“条例”，而是个怎样限制投资者的“条例”。
这些中肯的批评意见，使“条例”起草者深受启发。对投资者，包括港澳同胞、海外侨胞，正确的态度应该是：一要让他们赚钱，二才是爱国，不能要求人家第一是爱国，第二才是赚钱。办特区应该让投资者赚钱，他们有钱赚，才会大批来，只有他们赚到钱，特区也才能赚到钱，这是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思路转开来后，他们又着手重新草拟“条例”。
就在吴南生于京西会议上汇报特区条例起草情况之后的第十天，广东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
在《特区条例》有无必要提请全国人大审议通过的问题上，两派意见针锋相对。反对者说：《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是广东省的地方法规，要全国人大通过，无此先例。
以吴南生为代表的另一派则力主必须由人大通过，他说：“特区是中国的特区，不过是在广东办。”
他用从没有过的生硬口吻对谷牧说：“社会主义搞特区是史无前例的，如果这个条例没有在全国人大通过，我们不敢办特区。”
最后吴南生把求援电话直接打到全国人大委员长叶剑英元帅的家里，恳求说：“叶帅呀，办特区这样一件大事，不能没有一个国家最高立法机构批准的有权威的法规呀!”
据吴南生后来回忆，叶帅听了他的电话，只说了三个字：“知道了。”
叶帅把吴南生的“道理”摆到了全国人大：“特区不是广东的特区，特区是中国的特区。”
1980年8月26日，叶剑英委员长亲自主持了五届人大第十五次会议。时任国家进出口委员会副主任江泽民受国务院委托，在会上作了有关建立特区和制定《特区条例》的说明。
《特区条例》获准通过。
8月26日成了中国经济特区的成立纪念日。
在特区条例公布后的几天，最困扰着深圳河——其实也是最困扰着社会主义中国的偷渡外逃现象，突然消失了！那成千上万藏在梧桐山的大石后、树林里准备外逃的人群完全消失了。
《纽约时报》以节制的惊叹写道，铁幕拉开了，中国大变革的指针正轰然鸣响。
第一部分
1980：“特区第一风波”（1）
1980年的6月13日，广东省委书记兼深圳市委第一书记吴南生，一行六人，乘火车来到了还是一张白纸的深圳。根据中央和省委的指示，吴南生的当务之急是在这张白纸上绘出一个壮丽如画的现代化大都市图。
经过两个月的勘测规划，设计团拟订了深圳特区的疆域：北面以山为界，南边以深圳河为隔，西部至珠江口岸，东部把可能辟为旅游区的小梅沙也划了进来，总面积为327.5平方公里，形成一个东西长49公里、南北宽7公里的狭长地带，而实际可供开发的面积，约为110平方公里。
市委把新的规划方案直呈国务院，迅速得到批准。
按照原来的设想，深圳市委决定最好是在靠近打算开辟为口岸的皇岗北部划出一片地进行开发，并且作了详细的规划方案。但是开设皇岗口岸，在当时只是作为一种构想向港英当局传递过信息，双方实际上并没有认真会谈过，也没有做任何可行性研究。
一场倾盆大雨使形势逆转直下。
这场大雨从7月27日上午10点开始下，不到两个小时，罗湖一带就变成了一片汪洋泽国。据《共产党员舒成友》一书记载：市领导和来参加深圳城市规划的专家租赁的新园招待所水淹到腰际，专家们呕心沥血得到的规划设计图纸也被泡在水中，来自香港的旅客不得不卷起裤腿在粪便浮起的车站中穿过，低洼地带到处是告急、喊救声……
卷起裤腿，在没膝的大水中指挥救灾工作的吴南生，和分管基建的副市长罗昌仁彻底明白，欲治深圳，必先治罗湖国门大水。否则，一切都是空耗！
工程师们粗略算了一下，深圳特区光搞“五通一平”，每平方米投资最少要90元以上，第一期开发4平方公里，最少也要投资10亿元以上，加上根治罗湖水患需要的巨额资金，这对于“五子登科”（经济特区的帽子、深圳市委的牌子、宝安县委的班子、小墟镇的底子、穷得简直不成个样子）的特区简直是一个不敢想象的天文数字。
在酝酿建立特区时，邓小平就明确说：“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要杀出一条血路来! ”
吴南生在1979年12月向中央报告时，也白纸黑字表态：“建设特区除了必要的开办费和少量基础工程费用之外，其它大量投资要尽量利用外资，尽力做到不用国家投资，而又能在较短时间内，在若干平方公里面积上建成一个新工业区，并为国家多创外汇。”
吴南生无计可施，急得抓耳挠腮。最后，他只好厚着脸皮向谷牧“化缘”，说:“没有‘酵母’做不成面包。深圳现在还没有条件向国外贷款，能不能给点国家贷款，作为酵母？ ”
吴南生接着解释:“深圳特区原来有先开发上步和福田的方案，但都是‘老虎吃天，无从下口’。这回一场大水使我们认识到深圳应该先开发罗湖。这样，既可扩大火车站和口岸的地域，为不久的将来兴建联检大楼和通关桥梁提供土地，又可利用开挖山上100多万立方米的土石方，填高罗湖铁路东至文锦渡路近两平方多公里的低洼地带，使其不受水淹，变成可以兴建高层楼宇的黄金用地。维持罗湖口岸人流东进西出的传统习惯。况且，罗湖最接近香港，最能吸引投资者，又可以节约开发的投资。”
吴南生还介绍说:“我们准备第一步在罗湖开发0.8平方公里，按每平方米投资90元的标准搞好‘五通一平’，这至少要7000万元。不过开发成功后，可以拿出40万平方米土地作为商业用地，就算每平方米土地收入5000元港币，总收入不会少于20亿港元。深圳开发这一盘大棋就下活了，就可以龙腾虎跃了。”
谷牧是位建设行家，他认为吴南生的设想切实可行，爽快地答应:“行！我先帮你贷3000万元。”
吴南生喜滋滋地，忙向谷牧立下军令状:“有了‘酵母’，特区以后的建设可以做到不用国家的投资了。”
9月中旬，3000万元贷款打入了特区账户，整个深圳市像过年一样，沉浸在大战前夕紧张而兴奋的气氛中。10月初，市委常委和工程师们在一间用铁皮临时搭成的小会议室里，召开了“群英会”，讨论特区开发第一炮选址问题。
可当讨论到工程师们提出的先开发罗湖小区议案时，一场大战突然爆发。
工程师提出，罗湖毗邻香港，是一片旺财、旺地的黄金地段，可先开发作为商业性用地，引进外资，开发房地产及商业，用来还贷付息，积累资金，并可改变国门面貌。
但有的领导站出来表示极力反对，说:“罗湖地势低洼，年年发大水，开发罗湖，无疑等于‘抛钱落水’，劳民伤财，得不偿失，还不如将这些钱用来搞农田基本建设。”
特别是知道谷牧给了3000万之后，反对声更甚。一位坚决主张开发上步和福田的常委勃然大怒，拍桌质问：“我们是要建设一个综合性的经济特区，还是死搬国外所谓加工区的模式？是依靠广大干部群众，还是只靠少数人另搞一套？主要领导成员是集中精力抓好大事，还是整天埋头同外商谈生意？对外商是一视同仁广泛争取，还是只围绕几个熟人兜小圈子？……”
吴南生语重心长地对持反对意见的领导说:“如果现在不坚决作出决策，耽搁了组织队伍和做好各种准备工作的时间，很快，雨季就要到来，移罗湖山填高罗湖洼地的工作，就要被拖延多一年，而整个特区建设也同样要拖延多一年，我们一定不能这样做! ”
按照施工的方案，第一步是开挖罗湖山南面的山坡，回填深圳河北边的洼地，为日后兴建新的联检大楼提供用地；第二步是开挖北面山坡，回填罗湖铁路两旁的低洼水地，铺筑建设路、和平路。
深圳河北岸80万平方米的挖填任务，不出60天便胜利完成。偌大的罗湖山砍去了南边，深圳河北面那片低洼地再也看不见了，平均垫高了一米多，有的地段垫高达1.7米。
但在工程如火如荼进行到11月，一个电报发到中共广东省委去，内容是说：搬罗湖山填铁路的低洼地是未经市委常委会议讨论的。我们是最先来到深圳的人，最了解当地情况，深圳市开发建设的重点应该放在上步，而不应该放在罗湖。搬罗湖山是错误的，影响了火车通行，请求派人来处理。
第一部分
1980：“特区第一风波”（2）
不几天，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来到深圳听取各方对搬罗湖山的意见。
会后，省委对双方的意见作了调查研究，认为深圳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是正确的，搬掉罗湖山，回填洼地，对开发罗湖小区是最为经济合理的方案，应坚决执行。
12月8日至9日，谷牧和江泽民在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等的陪同下，视察了深圳特区，听取了深圳市委的工作汇报，其中“罗湖风波”是汇报的重点问题之一。
江泽民在广东省委常委会议上说:“（建国后）30年的南大门，一下雨就泡在水里。我8月份去，就泡在水里，香港来的人，高跟鞋、丝袜子都泡在水里，罗湖、文锦渡无论如何都要搞得最好。”
据深圳市委书记黄施民回忆，1980年8月，江泽民“下车时适逢暴雨，水淹国门，旅客携鞋捋裤，至为狼狈。江泽民听了争论后说：‘老天爷给我作了一个最好的汇报，你们不用争论了。’”
胡耀邦为“蛇口遭遇卡脖子”震怒
蛇口建设之初，外商打长途联系业务还得跑去广州，这着实急坏了袁庚，他只得与香港一家通讯公司联系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打算从香港拉一条海底电缆过来，开通直拨香港的程控电话。是年7月4日，香港招商局与香港大东通信系统有限公司达成协议：由大东公司负责供应及安装设于蛇口工业区的电话交换机以及连接蛇口与深圳两地的微波通信系统。该电话交换机在设备上可供600户使用，可以满足整个蛇口工业区的通信所需；该微波系统将设有微波线路60条，蛇口、深圳、香港之间电话可以自动直拨；并附有电传设备供蛇口与香港及我国内地电信联系。
但是此举犯了“大忌”——邮电通信是国家专控专管的行业，一个企业怎能自办通信？这下可惹怒了某些部门，一时间“泄露国家机密”、“损害国家利益”等大帽子铺天盖地而来。蛇口工业区又是请求，又是汇报，邮电部门总算有了答复：可以自办通信，但必须使用国产设备，建成后由邮电部门管理。后来，考虑到国产通信设备落后，邮电部门又回复：同意进口设备，但最快3年才能交付使用。
袁庚的老战友、时任蛇口工业区指挥部副总指挥且一直为此事四处奔波、四处碰壁的许智明再也忍无可忍了，他指着有关部门哭骂：“你们他妈的还支不支持改革开放，蛇口连电话也通不了，还怎么改革开放？”
万般无奈之下，袁庚只好把问题 “捅”到北京。
于是， 8月8日，江泽民奉谷牧之命带领工作组冒雨来到深圳，在听取工业区建设指挥部负责人许智明、郭日凤的工作汇报后，江泽民明确表态说：“通信是个大问题，和外商合作建厂，通信不便是不行的……蛇口工业区为了适应和外商合营的需要，自己筹钱建设由蛇口经深圳通香港的微波电话，是件好事，一定要支持。微波电话建设过程中属于要由深圳市邮电局和广东省邮电局帮助解决的问题，请秦(文俊)书记回去跟他们谈；属于邮电部解决的问题，请秦书记打电话告诉我，我找朱部长帮助解决。”
回到北京不久，江泽民就接到胡耀邦对蛇口工业区建设的重要批示。9月3日，新华社刊出题为“蛇口工业区建设中碰到的几个‘卡脖子’问题”的国内动态清样，胡耀邦在清样上批示：“谷牧同志：中央现在决心坚决反掉各种形形式式的官僚主义，特区是否有卡脖子的官僚主义，是否有拦路打劫的官僚主义，建议你抓住这个‘麻雀’，弄个水落石出，必要时制裁一点人(最好是采取经济制裁)，否则不但官僚主义克服不了，四化遥遥无期。”
谷牧将此事转交江泽民处理。9月12日上午，国家进出口管委会召集会议，由江泽民主持，邮电部、外贸部、海关总署、深圳市委等单位的负责人和干部，以及招商局驻京办事处有关人员参加了会议。会上，江泽民传达了胡耀邦的批示，然后就反映的蛇口工业区建设中碰到的问题进行讨论。
会议最后通过邮电部在8月21日的决定，即在深圳市通信设备解决前，蛇口工业区可先行安装一台进口的专用交换机，可直拨香港等地，由招商局自行管理；技术工人和技术干部首先由广东省解决，省内解决不了的可在全国范围内调配，也可以在全国招聘；施工设备在特区内使用免税进口；关于200米左右一段公路不给铺柏油的问题，在座人定不了，待下午刘田夫(广东省省长)来时再定。江泽民在会上还多次讲到，请大家支持工业区，开点绿灯。
在江泽民的直接过问下，蛇口工业区通信建设飞速进展。1981年8月13日，微波通信站正式建成，蛇口与海内外各地的信息开始沟通，连成一片，其他几个“卡脖子”问题此后也顺利得到解决。
第一部分
1981：吴南生几乎被20个亿压扁
经中央批准，最初的深圳特区像一个狭长的大饼，长为49公里，南北最宽仅7公里，面积为327.5平方公里。根据专家设计的蓝图，市委、市政府决定先期开发上步地区，面积为38.5平方公里。但这么大的面积，仅仅搞“五通一平”，每平方米至少要90元人民币，总开发资金不会低于250个亿。即使第一期只开发4平方公里，最少也得近20亿元。
一文钱憋坏英雄汉。20个亿对于刚刚起步的深圳来说确实是个天文数字。吴南生后来回忆起这一段焦头烂额的日子时，叹道:“我的脑袋简直被压扁了。”
吴南生想出了两个绝招。
一是五个手指攒成拳头，集中火力，攻其一点。他的想法是，首先开发0.8平方公里的罗湖。吴南生给大家算了另一笔账，他说，开发这0.8平方公里只需要7200万元。开发出来后，不仅可以拿出40万平方米作为商业用地，还能收入20亿港元。有了这20亿港元，我们就有了下一步开发的资金，就可以一变二，二变四，开发的雪球越滚越大。
另外一招是靠两皮：嘴皮和地皮。就是去游说外商，用嘴皮子把他们“引”进来投资办厂，去向中央各部委、各省市自治区、各银行筹款。
当时主管基建的深圳市副市长罗昌仁回忆说：“国家对深圳的投资，当时只有百分之二，现在算来只有百分之一点几。我们是靠自己筹款。靠自己筹款搞基本建设，这在当时可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在他的印象中，市委副书记周鼎特别善于“攻关排雷”。
某一日。周鼎将外地的银行行长们请到深圳来开筹款会，银行家们的提问像连珠炮：借钱是可以的，我们也有点钱，但借钱不是不还的，你们什么时候还？你们还得了吗？你们连条马路连间工厂都没有，什么时候建起来？什么时候开工什么时候生产？你请来这么多的行长，借的越多，还的时间就越长。
周鼎说：你们别担心，我借你们短的，三个月就还你们。
行长们叫道：三个月？我们怕你三年都还不了哟!
周鼎说：怎么还不了，我借你的三个月，再借他的还你嘛。
行长们都笑了，说：你这是典型的拆东墙补西墙呀!
“深圳发生惊天卖国案”
最富有想象力的当属罗湖小区建设指挥部副指挥骆锦星。这位为钱急疯了的指挥官想出了一个令人目瞪口呆的主意——“卖地”，准确地说就是土地出租。
骆锦星想，罗湖小区有0.8平方公里，如果以每平方米5000元的价格租出，那么租金至少有40亿元。拿这40亿元，再去搞通电、通水……通什么都有钱了。还有，办特区不就是要吸引香港人、外国人来投资吗？他们租了地，自然会过来盖大楼；他们盖了楼，几十年后还是我们的地。也就是说，我们不花一分钱，让外商从口袋中掏钱出来，替我们造了一片罗湖商业区！划算！
但要把地“租”给洋人，“租”给资本家，这可不是一件小事。
骆锦星回忆说：“说实在话，有些怕。虽然，办这个事情并非我一人，还有许许多多的同志。怕什么？怕搞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时说我们‘卖国’呀。为此我借来了一大堆马列著作。说实在话，我是第一次认认真真地啃这些原巨著。”
“我只是希望祖师爷对租地有论述，只要他们说可以干，我就不怕了！”
万幸的是，他在《资本论》和列宁的著作中找到了有关于地租的理论。
十月革命胜利初期，列宁曾主张“资为社用”，他说：“不怕租出格罗兹内的1/4和巴库的1/4，我们就利用它——来使其余的3/4赶上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研究资料表明，苏联有2/3的大型工业企业是用美国的技术援助建成的，他们还聘请了一支2万人的美、德、意专家作为“援军”。
特区发展公司总经理司马鹿、市委第一书记吴南生与市委秘书长丁励松商量了一整夜，结论是：“祖师爷说过，可以出租土地！”
消息传出后，一位深谙中国官场“诀窍”的市委领导建议，“还是把土地出租改成有偿使用吧——”“这样，宣传起来好听，报到上面也好通过一些，事情呢，还是一样的。”
于是，最早的“出租”，就这样以“偷天换日”的形式出笼了。
这个爆炸性的消息，轰动了香港。翌日，香港的《文汇报》、《大公报》、《明报》争相在头版头条位置报道。
香港德兴公司，抢先租地5000平方米，建起了德兴大厦。
香港中国海外投资公司随后租地3000平方米，建起了海丰苑大厦。
…………
据统计，从1980年到1981年，仅房地产公司，就吸引外商在罗湖区投资40亿港元，订租土地4.45万平方米。我方收得“土地使用费”计2.136亿港元，基本解决了深圳搞“五通一平”的开办费用。深圳可以建工业区了！
但这种做法立刻招致了种种批评。某单位曾经公开组织讨论会，主题是：怎样看待“前线保国防，后方卖土地”？有报纸公开刊登《旧中国租界的由来》，影射特区的“土地出租”就是“租界”。有人公开吹风:“深圳发生了惊天卖国案”。一时舆论纷纷。
直到1980年8月26日，深圳才从漩涡中脱身而出。这天，全国五届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中，肯定了“国有土地有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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